王迎春：我与外祖母_艺术台

       人类的繁衍过程很有趣，他们顺着一种遗传基因和别的基因一代又一代地繁衍着，又变化着，变化着，又继承着，使其既像祖先，又不完全像祖先。我觉得自己身体里更多的流淌着母亲和外祖母的血液。身高、气质、性格更像一点外祖母。特别是我选择从事美术的职业道路，与外祖母擅长绣花、剪纸的爱好从小对我的影响分不开。外祖母的年龄和我相差不过四十年，但是外祖母一生的经历与我相比，最能说明两个时代的女人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

       外祖母身材高大而丰满，然而却有一双不到十公分的小脚，她那健壮的身躯全部由这双纤小的尖尖小脚支撑着。走起路来，一扭一扭吃力非常。要知道这双小脚并非天生，是她在七岁时，被她的母亲压着双腿，用一丈多长的布条硬给缠小的。从我记事起，外祖母每天睡觉之前，都要坐在炕上，小心翼翼地一圈一圈的把脚上的布条都打开，把脚放在盆里泡上一阵，按摩一阵……我看着她那双变得畸型的小脚，心里却在颤抖，啊！可怜的外婆呀！

       外祖母一生没有名字。在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年月，嫁夫还要从胜，外婆家姓郭，娘家姓张，于是取名就叫郭张氏。一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后，由舅舅起个大名——张大姑。外祖母十八岁出嫁，外祖父在城里一家报馆当印刷工人。后来得了痢疾不治而亡。只有二十五岁的外祖母身边已有十岁的大女儿（我母亲）、五岁的二女儿（我的二姨），腹中还怀着一个孩子（舅舅）。舅舅生下后，婆家只要留下男孩，对她母女却逼出家门去自谋生路。外祖母性格倔强刚毅，一个小脚女人带着三个孩子，从农村流落到孤立无助、举目无亲的城里。在孤独与迷茫中挣扎。许多人劝她改嫁，本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社会风气已经有了变化，对死了丈夫的年轻女人已经不再强迫守寡了。可是，外祖母视自己的孩子为命根子，唯恐再嫁个人家，孩子们受欺辱，自己受岐视，她宁肯给人洗衣服、补缝麻袋挣点工钱养活子女，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女遭人白眼。她一方面宁肯低头央告，祈求得房东一点怜悯。另一方面和势利眼的亲戚们断绝往来。横下心来专一守寡。她在邻里之间以德服人，对待子女以爱育人，含辛茄苦地忠实于自己死去的丈夫，处处维护着自己的贞洁和名誉。她在孤独与寡欲中对痛苦失去感觉、在麻木中承受着人类最贫瘠酸楚的生活，把三个子女培养成人。那些众多的亲戚朋友、邻里乡亲们都认为一个正派的寡妇就应该向我的外祖母一样，因此人们都极为敬重外祖母。从旧的封建道德的观念着眼，真应该为她立一个贞洁牌坊。

       我热爱并崇敬我的外祖母。她是个普普通通的良家妇女，她的非凡在于忍受了常人所难以忍受的痛苦为代价的，她的伟大是以超人的顽强为前提的。她是个平凡的女人，却是个伟人的女人，一生吞下了不知多少悲痛的苦果，她所遵循的传统道德的光环与崇高中，掩煞了不知多少女性作为真正的人的独立价值。牺牲了不知多少作为真正的人所应该享有的美和欢乐。我又为外祖母的遭遇深深的忧伤和怜悯。我从小生长在外祖母家里，随着年龄一天天的长大，我就希望能够像外祖母一样有一个矫健的身体和心灵手巧的艺术天分，还应该有她那种刚正不阿、倔强秉正的性格。当然，她那些悲惨的遭遇和命运，以及那苦难的时代，我可不希望在我的生活中重演。

       曾几何时，我也曾经感慨过自己生不逢时。出生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年代。童年是在躲飞机、钻防空洞、流血、恐饰、动荡的年月度过。50年代至70年代的学生生活中又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上学的年头不少，真正上课的时间并不多。但是细思冥想时回忆起外祖母的一切，我又体味自己太幸运了。

       当我六岁的时候，新中闰诞生了。“妇女要翻身”、“男女要平等”、“婚姻要自由”的热潮激发着每一个中国人。我和男孩子一样，堂堂正正的入了新式的学校学习文化。在小学里，一次图画课上，偶然地偷偷给老师画了一张像，这一张极幼稚的图画却引起了老师以及校长的注意，以后他们便有意识将学校的黑板报、墙报交给我画，有意识送我的画参加展览，小心翼翼地在扶持这株幼小的艺术萌芽。我永远忘不了，在一片稚嫩的幼苗中发现了我，并对我进行特殊培养的园丁。

       中学是强化数理化的阶段，学生们埋头在几何、代数的迷宫中寻求答案，在鼓足了劲将要跨入升学考试之际，又是美术老师力主要我报考艺术院校，对我进行单独辅导，突击训练，结果我顺利地进入了美术学院附中。我十五岁就离开父母，立下了雄心勃勃的志向，一定要当一个画家，把自己的本领贡献给社会。新时代的航船像艘火箭，将卫星载入了它预定的轨道，我在这个轨道上自由的运转，不觉已经三十八个年头了。
认为我与外祖母各自命运不同，倒不如说是时代造成了各自不同的命运。

       外祖母为了生存、为了孩子，顽强地和命运抗争。一个赤贫小脚寡妇，硬是靠自己的双手抚育三个儿女，不知是命运锤炼了她顽强的性格，还是顽强的性格顶住了不幸的命运。总之，外祖母那倔强的、宁折不弯的性格，不服输的脾气，在我身上也深深地扎下了根。我也信守活着不能让人瞧不起。所以我事事都要争在前头，紧紧抓住学习的权力和机会，如饥似渴的读书、画画。甚至于和男生一块儿干体力劳动也不示弱。从不顾忌男同学中藐视女性的眼光和嘲笑，所以在学生时代一直保持着学业优秀。我的外祖母由于贫困和早婚使她纯而无暇的心灵过早地承担了许多重负，因此过早地失去了活泼、浪漫和青春。她的婚姻属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什么爱情，从未体验。在丈夫夭折之后更是如此，把自己的青春少妇的美和对美的渴望都藏起来，避嫌、胆怯，与所有的艳丽娇娆统统绝缘。然而我有爱情，由于事业的志同道合，我和同班同学杨力舟自由恋爱结为夫妻。我们学业上互补，生活上互助，进步上互促，相爱相敬，凝结出丰富的艺术成果。

       我在美术学院附中经受了基础课的训练，然后进入大学本科国画系专修传统画。学习了中国美术史、西洋美术史、中国古代文学名著、外国文学名著。我的学习成绩优秀，对未来树立了自信。我崇拜居里夫人，崇拜柯勒惠之，他们为人类的进步和世界和平所负出的崇高的、艰苦卓绝的精神，深深地激励着我。

       1966年夏天，大学毕业正准备走向社会时，中国爆发了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我克服了种种工作与生活的困难，顶着各种政治风浪的干扰，艰苦地进行艺术实践，执着于绘画追求。生了第一个孩子后，我和丈夫合作的油画《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国画《挖山不止》参加了两届全国美展，在画坛赢得了声誉。在第二个孩子两岁时，我和丈夫共同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班。在著名的绘画大师李可染、叶浅予、蒋兆和指导下，继续深造。毕业创作《黄河在咆哮》获得了“叶浅予奖学金”，并被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特邀为青联委员。1984年我和丈夫合作的国画《太行铁壁》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金奖、解放军文艺评奖大奖，《小二黑结婚》连环画获全国第三次评奖二等奖。1985年所画的《金色的梦》获第七届全国美展铜奖。我现在是一级美术师、中国画研究院业务处长，并兼职文化部妇女工作委员会委员和其它社会工作。因为有显著贡献，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从艺38年以来，并不是专门以描绘妇女生活为主的画家，从不满足于画美女取悦于人。在我的重大主题巨作中或者农村风俗小品里，都把妇女的精神人格与价值追求作为内核，无论是严肃悲剧式或者是浪漫洋溢着欢乐的画面，都把我的情感和人物的心灵渗透在一起，作历史的歌者，人民的歌者。

       外祖母的阅历和广大的农村妇女的生活成为我艺术创作的源泉。 1979年创作的三联水墨画《黄河在咆哮》，其第一幅《黄河怨》中重点刻划了受到日寇蹂躏而控诉的妇女小孩。她们的哭泣和呐喊寓意着中国妇女在无尽地深渊里挣扎。第三幅《黄河愤》中刻划了觉醒的农村妇女投身到抗战洪流中的英雄姿态。获全国美展金质奖的国画《太行铁壁》中，有一半的画面用纪念碑的手法塑造了几位威严挺立的女民兵和老大娘的形象。从造型到艺术表现来看是全画中最具风采的部分。用立体造型、大斧劈的笔墨半抽象式的构成，丰富的生活真实感和肌理语言，传承我的爱，烘托出高尚与不朽的人性境界。从我内心里讴歌她们。之后我又画了一幅《火线上的姐妹》，在烽火连天的崎岖道路上抬着担架、护送受伤的战士，颠簸曲折，小脚女人，强壮的身躯，肩负着民族解放的重任，这是人类为求得生存最为壮美的、最为正义的崇高精神。我认为比描绘妇女遭侮辱、被凌杀的悲惨场面更符合时代精神，更有向上的意义，更符合中国妇女解放的真实的本质面貌。

       1985年我曾去南美访问，正遇到当地人欢度狂欢节。我被黑人妇女纵情歌舞的自由情怀和浪漫气质所倾倒，回国后即挥笔泼彩画出《狂欢桑巴舞》，后来又创作了《服饰风韵》，把现代女性美艳、强健的形体美、修饰美、服装美，淋漓尽致的展示，这是我对妇女高层次的心灵美与形体美用中国画的形式大胆表现的一次探索或创新。

       1991年我又创作了一幅水墨画《慈母手中线》，用大特写的手法表现四位不同年龄、不同性格、不同阅历的农村妇女，她们都在穿针引线。利用这个契机，精雕细刻她们的面部和劳动者的大手，把母亲的辛劳、仁爱、慈祥、崇高、圣洁刻划出来。我的笔墨向女性本真的深层发展，把母爱的永恒性和自己当代性的精神追求用中国画的语言作理性的超越和形象化的艺术升华。

       我的外祖母作了旧社会封建道德的殉道者，而我才是真正的和男人有同等的地位和权利，成为国家的主人的现代女性美术家。中国的经济不够富裕，文化教育仍处落后，艺术的发展还面临着许多困难。作一个女性艺术家，生儿育女，操劳家务并且公职上班。特别是社会的偏见与传统的习惯势力，长期在女性中形成的自卑感和依赖性等等不足所困惑，但想起我的外祖母．我真想仰天长叹一声“我太幸福了！”我真想通过时间的隧道让外祖母回到这个时代重新生活一次，重新当一次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