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力舟先生谈艺录_艺术台

在北京市内，有一座仿敦煌莫高窟的建筑，它就是中国美术馆。中国美术馆完整地记录了中国近百年来的美术发展历程，向人们展示了中国美术家们的精品。本期“文化名人”的主角，就是这座艺术殿堂的掌门人——杨力舟先生。

杨力舟先生是当代著名画家，他和王迎春创作的《黄河在咆哮》等作品曾经在一个时期很大程度上对社会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作为一个时期的代表画家，他们是怎样追求艺术的？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采访了杨力舟先生。在谈话中，我们不仅钦佩他对于艺术的执着追求，而且强烈地感受到了他的人格魅力。

（以下，杨力舟先生简称“杨”，记者简称“记”）

记：您与王迎春在一个时期里共同创作出像《黄河在咆哮》这样的典范作品，能不能谈一谈您们是在怎样的社会背景下创作出这样的力作？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您有怎样的体会和认识？

杨：关于主题性创作的问题，与我们青年时代学艺术的目的是一致的。在西安美院上学的时候，受到19世纪俄罗斯巡回画派的影响。俄罗斯艺术遵循的是批判现实主义的艺术，苏联的艺术是以社会现实主义为创作原则的。我们所受的教育是“艺术关注社会”。当然，五六十年代的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因此要画大画、画反映时代的画、反映生活的画，更多的是反映北方农民生活的画，更想画革命历史题材画。在西安的时候，受到王式廓、董希文、刘文西等人作品的影响，刘文西的画在西安震动很大，他画《刘志丹在陕北》和一系列歌颂毛泽东的国画明显受到俄罗斯和苏联绘画的影响。

在我们的学生时代，俄国契斯恰可夫教学体系占主导地位。当时西安美院国画系搞结构素描，采用传统的勾线方式画素描，只是探索而已，不够成熟。契斯恰可夫之所以成为体系，就因为有教学、有思想、有实践，并且出现过几位大师，如克拉姆斯科依、列宾、苏里科夫等，对人体造型的描写达到尽精刻微的地步。但这个体系在中国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平，因为我们没有传统，底子薄楷模少，教材主要靠俄国艺术家的素描照片印刷品。苏联专家马克西莫夫来中国教学贡献很大，但是仍显肤浅，当然这两年的教学实践对中国来讲已经不简单，培养了如靳尚谊、詹建俊、何孔德等一批有作为的油画家。中国原有的留法、留日、加上留苏的油画家都强调写实，那是因为时代的需要。这是写实主义油画在中国扎根的现实因素。况且，从艺术的角度、从政治的角度来看，社会发展都给写实绘画提供了滋长的土壤。

看着杨力舟有些花白的头发以及他沉浸在回忆中的目光，令人感受到时间真是催人老。对于时代、历史，我们固然不能多说些什麽，他身处的那个时代已经离今天很远了，但他身上仍让人感受到那个时代特有的火热生命，以及对人生、社会深入思考的气质！

记：您能回忆一下当时学画时的情景吗？现在许多年轻人太浮躁，做什么事都想速成，比如学画，恨不得马上就成为画家，您是怎样看的？

杨：我在学画画时，是一面画素描，一面学雕塑，对基本功训练打下了坚实基础。我和王迎春在年轻的时候油画、国画全都练习过，木刻、雕塑都做过。画大画需要大本事，画小画需要小本事。黄胄老师就有过这样的话，“无论拿出什么纸和笔，都能够作画，这才是本事”。因此，画画的基本功非常重要。但遗憾的是，当时在西安由于条件限制，看不到大师原作，像徐悲鸿、董希文、王式廓等人的大作我们都没有见过真迹。

记：听了您的回忆，我认为您在追求艺术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困难，您是怎样克服它，并坚持自己的艺术创作的？

杨：我在面临毕业创作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切只好中断。等到参加工作后，我们经常临摹毛主席像，在工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又画毛主席像，绘制各种宣传画、科普挂图等等，想办法把我们所学的知识巩固并且运用。当时画民兵练武的挂图、节约用水的挂图、练武的挂图、备战备荒的挂图。通过搞普及工作，例如绘制大宣传画，学大寨、学大庆，支援刚果等等，一画就是四块6米乘2米的大板子，也得到了锻炼。

一九六九年，山西在建平型关大战纪念馆时，把中央美院几位“可以使用”的教授召集来到山西太原。我们属于山西“可以使用”的人也参与创作。大幅油画《平型关大战》首次发挥我们在学校时掌握的基本功，也是第一张按我们自己愿望创作的画。紧接着又画《毛主席在晋绥日报编辑部的谈话》，有2米2宽，1米8高。后来画《陈永贵挖山不止》，尺幅也很大。在文革中的作品虽然也受到当时政治的影响，更多的还是追寻现实主义的道路，坚持从生活中来，根据生活刻画人物典型，没有过于去造神或者过深陷入红、光、亮的“极左”套路，后来的潮流画领袖像都用朱红、大红，我们还是根据生活中的感受去刻画人物，还比较注意油画的语汇、讲究色调和条件色。画国画也讲究笔墨。

记：您认为，近年来我国的绘画界都存在着哪些问题？

杨：现在绘画界受到市场左右，受到金钱的诱惑。搞一张好的真正的创作，也许还没有出路呢！过去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绘画的巡回画派，有收藏家特列契亚可夫出资，理论家斯塔索夫推介宣传，一批才华出众的艺术家来搞创作，完成后又归特列契亚可夫画廊收藏。当然这是那个时代的潮流使然。现今我国现也大有严肃的理论家存在，不过难免个别有人搞点有偿服务。

回过头来看，六十年代革命博物馆收藏的历史画已成为当代以来最有特色的好画，像《血衣》、《开国大典》、《狼牙山五壮士》、《转战陕北》等。中国美术馆也想有计划地向社会征集或组织一批好作品，但是苦于没有经费。

苏里科夫画《近卫兵临刑的早晨》、《缅希科夫在贝列佐夫镇》这些画都是为了俄罗斯历史哲学而创作的。我们也是为了一个理想而画。而现在的画家追求信仰者很少，忙于商品画的人居多。毕加索在当年，为了反战而画了许多作品，晚年还画了变形的士兵手上拿了一根宝剑，宝剑上一个和平鸽，还是有他一贯的主题和思想，但现在对这样的主题淡漠了。当代要出现有深度和有份量的历史画、主题画就有难度。

谈到艺术创作，杨力舟馆长似乎有不尽的话语，有奔涌的激情和壮志未酬的雄心。面对历史和曾经辉煌的成就，他有着说不尽、道不完的故事向世人倾诉。他认为对美术史上的各种创作方法都应该作唯物的辩证的分析研究，取其所长，它们各自的辉煌不会过时，这是一个创作家必须认识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