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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方增先谈“变”

发布时间:2012年08月28日 14:54 | 进入美术论坛 | 来源:央视网 | 手机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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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称为“新浙派”写实人物画领军人物的方增先,在全国政协举办的《上海当代国画优秀作品展》中,送展的作品画风大变:在写实的基础上,吸收了表现主义方法,创造了积墨人物画,引起画界瞩目。

       落伍的痛苦

       画风的“变化”,前后经历了将近二十年。1983 年,方增先这位新人物画开创人从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原浙江美院)调到上海中国画院任副院长。当时西方现代艺术正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大江南北,他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要创作出跟得上时代步伐的作品。落户的第二个月,他就到青藏高原去体验生活,画了许多写生人物和创作画。回来后,他将一部分自认为“蛮不错”的作品寄给了杂志和画刊,但迟迟没有发表。有熟悉的人婉言告诉他:“现在不兴这种画法了”,随后把稿子给退了。每当回忆起这些,方增先说:“当时很苦闷,我真的老了吗,会被淘汰吗?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脑海。”

       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支持着他:不能抱着原有的风格一成不变,要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去,要有所创新。50年代,方增先在黄宾虹、潘天寿的影响下,尝试新人物画。他探究水墨点线、大小墨块之间的浓淡干湿;用写实的手法,创作了一批造型与笔墨兼重的人物画。1955 年他的《粒粒皆辛苦》成了新人物画的开山力作;十年后,他的《说红书》在全国美展上轰动一时,成为写实人物画走向成熟的代表作,影响了南北画坛。他说:“当初的成功是在晚清海派人物画的基础上嬗变而来;今天要想再跨进一步,也必须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变革、创新。”

       新的尝试与探索

       1985 年,摆在他面前的是继续担任画院副院长还是到上海美术馆担任馆长?他选择了上海美术馆。理由只有一个:能更多地接触东西方、海内外各种绘画作品,逼着自己去研究、去探讨。

       走马上任三把火,有一把就是他任命青年画家张建君担任馆长助理,要求他在绘画的抽象、变形上做些探索。方增先说:“那时,我已经50多岁了,由于长期受的是传统绘画教育,对西方现代艺术看不懂。而青年人接受能力强,又没包袱,他们很快就创作出一批带有中国味的现代艺术。这些作品对我来说,是把西方的现代艺术进行了‘翻译’,因而看得懂,也能理解。”那几年,美术馆只要有现代艺术展,方增先总要拿着钢笔临摹,研究块面的形成,学人家是怎样变形的,夸张到什么程度恰到好处……在此同时,他画了大量变形的白描古装人物,意在巩固新的探索。熟能生巧,渐渐地,他的画从写实中走了出来,有了夸张变形的意味。

       《母亲》成了他画风上的一个转折点。一开始画得比较写实,但他不满意自己过去的画风,决心从这张画开始突破,改变原来的风貌。他将藏族母亲的形象夸张成山石一样雄伟,但神情流露出一种焦虑。这一夸张、反差,很符合他长期以来憧憬、思考的新风格。这幅画不仅获得了“齐白石奖”,还在第七届全国美展中获银奖。这下,更坚定了他变革的信心。

       创造积墨人物画

       造型变了,“墨”还没变。“墨”成了他主攻对象。他临摹了大量宋元明清的山水画,发现层层交错、层层积叠的积墨法,在表现藏民和农民形象的厚重与质朴上,能达到以有限的艺术手段表现无限内涵这一效果。于是,他改变了以往墨线勾勒后涂层水墨的习惯,用积墨法画了一系列作品,如《祝酒舞》《梦》《佛珠》等。不过,这些积墨法都是运用在表现人物的衣着上。

       去年,他决意再作尝试,用积墨的手法处理人的头、手、肌理。感觉告诉他,只有这样,才能表现藏民那种岁月沧桑感和厚重感。他画了《大山的回忆》,又画《闲看行路人》,将一组人物处理成一个整体,浑然一片,既有现代感,形式感也很强。为了这次展览,他又创作了《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家乡板凳龙》,反映农村舞龙灯、庆丰收的景象。他用积墨法画成群的人物,把舞龙的人群处理成一片,如果遮掉头部,简直就是一整块山石。在处理整体的同时,又令人物各具特征,做到既统一又不失精微。他说,过去是“画”形象,画是生活中直觉的感受,直觉的形象;现在是“造”形象,到生活中收集素材,以提炼为主,在创作中注重第二度创作,因此是“造”形象。

       通过积墨人物画的试探,方增先进入了一个新的艺术空间。他说:“艺术的创新是无穷无尽‘路漫漫其修远兮’的过程。自己虽已70多岁,还会继续走下去,让积墨人物画尽快成熟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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