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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殿玉:寂寞修正果

——由读刘振夏的水墨人物画说开去

发布时间:2012年08月23日 12:19 | 进入美术论坛 | 来源:央视网 | 手机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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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将去年10月30日至12月15日有介绍刘振夏作品的五期《美术报》中的15幅作品与徐悲鸿、蒋兆和之后的名家作品一一摆列开来,经过仔细分析、比较,刘振夏的作品无有过者。

       为了走近刘振夏,我请新华书店的朋友从三联书店调来一本他写的《情画未了》,认真研读之后,不由发出“刘振夏奇人也”的感叹。在那段动荡的年代里,因为他那复杂的家庭背景,十年动乱使他受尽了非人的折磨,人情冷暖,世面高低他都和泪吞下。现在年轻人听了是故事,我这从那噩梦般的年代走过来的老人为他的遭遇而掩卷落泪,因为我亲历了那段历史,非常理解刘振夏当时的处境。章焜华在《情画未了》序言里写到:“在这部书里,画家坦坦荡荡把自己和盘托出。内中有对身世的娓娓讲述,有对恋情的深切忆念,有对十年噩梦惊悚再现……有笑有泪,敢爱敢恨,一如他的水墨画作,在平实中显激情,在淡雅中求深意。令人捧读则不忍离手,掩卷则百感交集。”令国人庆幸的是,刘振夏在几度绝望中顽强地活了下来,才不致使我国在中国水墨人物画方面少了一位大家。

       现在中国画,特别是中国人物画的孕育发展,始于1919年反封反殖民主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康有为、蔡元培、陈独秀都提出了变法中国画的主张,认为“近世之画,衰败极矣”。这些人是在西欧和东洋留学受到感染回国后提出的主张,但真正落实到实处的当属徐悲鸿,他对中国画不仅在理论上提出完善改革的划时代的主张,并在实践上把西画严格的造型艺术移植到中国画中来,解决了千百年来文人画由“竟尚高简”而流于空疏,以致远离现实的弊病。他创作了大量优秀的素描、油画、中国画,无可置疑的确立了他在中国现代绘画与美术教育的奠基人地位,是全才型的中国画领袖人物。 

       蒋兆和是徐悲鸿提倡“写实主义”艺术精神的积极响应者,1942——1943年他在北平完成了巨幅长卷《流民图》,反映了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画面人物与真人等身,形象刻画深刻,气势壮阔,憾人心魄,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人物画的走向,他配合徐悲鸿在改革中国画的教学上做出了很大贡献。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后,中央美院中国画系在教学上逐渐形成了以素描造型为基础、以笔墨为工具、一时蔚然成风,并影响到全国各大美术院校。半个世纪以来造就了李斛、李震坚、杨之光、周昌谷、黄胄、方增先、刘文西、姚有多、周思聪、吴山明、李伯安等一批在全国极具影响力的水墨人物画家,他们用作品奠定了自己在中国水墨人物画中所应有的地位,象黄胄的《洪荒风雪》、方增先的《粒粒皆辛苦》、刘文西的《祖孙四代》、周思聪的《人民和总理》等作品必将载入史册。

       关于中国人物画,古人造出了“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形神兼备”等赞美写实作品的词汇,这是中国人独有的审美意识,当我们一旦看到西方的写实主义作品,便会怀疑这些词汇的可靠性,任你读遍历代名家人物画,也难寻到“传神阿堵”之中的神情,从顾恺之到任伯年都没有完成这一任务。

       话说回来,中国水墨人物画有其自身的面貌与特点,如果中国水墨人物画一旦达到几可乱真的地步,那便丧失了中国水墨人物绘画精神要义,真正能打动人的艺术,不是那些纯写实和抽象的东西,而是二者不同程度的结合所产生的作品,中国水墨人物画恰恰注意到了这一点。

       中国水墨人物画发展到“文革”期间,便走进“框框”里去了,虽偶有好作品出现,如《说红书》、《矿山新兵》等,但总觉得被套在一个框子里。改革开放之后,世界一下子变小,画家的目光开始远射,多元体的绘画形式应运而生,总而言之大繁荣带来了大混乱,五花八门的怪词汇、怪绰号不绝于耳,带有“王”字的大旗此起彼伏,看似逐鹿中原,实则有枪就是草头王。不管颜面、不顾地位、更无自尊的你刚唱罢我登场。“国画大师”、“著名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的桂冠满天飞,他们拉拢关系、收买舆论,连欺世盗名之辈也博了个名利双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时代物欲大于精神、自我高于英雄、实惠多于信仰、经济价值错位、伦理道德沦丧,应该说是社会整体精神的失落。

       中国水墨人物画经过“新潮美术”的起落,“新文人画”(恕我直言:新文人画这种叫法本来就是错误的,什么新文人旧文人,试想再过多少年,新文人画应当怎么称呼?)的兴衰,商品美术的消长等,体味了个中滋味。有一部分人在新世纪到来之后,反思了中国画的方向问题,重新走入正规。

       但就目前的中国水墨人物画创作状况来看,能沉下心来观察生活、思考社会的作品不多。人物画是完全以人为表现对象的,人物画寄托了画家对人的思考,对社会的思考,体现人在社会上的生活和精神的存在,人物画与时代有着直接的密切关系,它反映了作者所处的时代及被描写的对象的精神面貌和风土人情,也反映了画家自身对所处社会的观察和思考,使读者看画便能触摸到社会的脉搏及观察到时代的特点,并使读者读懂其被刻画人物的阅历、思想及至行为,让人物的内心世界表露无遗,这是人物画作者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目前,我国水墨人物画创作雷同现象十分严重,(当然也包括山水画、花鸟画)就以“五.一二”汶川大地震为例,许多画家都饱含激情奋笔直书,然好作品实在不多,众多作品几乎都是图解式的,其震撼力没有超过摄影作品,与三十多年前唐山大地震周思聪创作的《人民和总理》真有天壤之别。这是整个团队失败的悲哀。

       现时的中国水墨人物画,确切的讲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人体被逐渐“物化”,将人体任意肢解、任意抽象、任意丑化,并有部分人将污蔑了自己民族的形象推到国外去,与一些反华政客遥想互应,这与昔日帝国主义侵华时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无甚区别。还有一部分画家,基本功不够扎实,为了走捷径,便选入了最新锐人物画家的方阵,这一方阵所引导的水墨人物画已偏离了写实的价值判断体系。他们没有正确的道路,没有正确的方法,没有坚韧的毅力,缺乏对时代和思潮的理解,缺乏对自身的认识,朝三暮四、浅尝辄止、人云亦云、急功近利、急于求成,正是“企者不立;跨者不行”,想欺骗别人,最后欺骗了自己。连所谓的一些大名头及各协会的部分负责人也都瞄准了“孔方兄”,使自己原本还看得过去的作品已逐步趋于商品画。

       现在的中国画,特别是水墨人物画,小巧、细腻、阴柔是一种普遍现象,大气、粗犷、阳刚之气的绘画少之又少,在表现形式上缺乏独创性,更缺少文化底蕴。难道黄钟大吕时代的艺术就此结束了? 

       以上列举的这些问题刘振夏的作品给予了很好的回答。他用一种健康的人生态度把画中人物真实生活的环境中的原本个性、气质及精神面貌呈献给我们,使我们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对作者不由肃然起敬。刘振夏的画,很容易使读者进入角色,读者的心灵被抓住,随着他那抑、扬、顿、挫的笔墨,感情亦跟着跌宕起伏。

       刘振夏笔下的人物,无论是西藏的、陕北的、江南的都极富地域特点,《陕北牧人》的憨厚;《碧水渔歌》的清新;《山里哨呐手》的激昂;《伏虎尊者讲经图》的庄严;《草圣张旭》的激情,以及那勾人心魄的《街头蛇舞》等,令人过目不忘。

       纵观刘振夏的绘画,真象在人喊马嘶那纷乱的古战场上,突然冲进一位侠客,宝剑起处众将纷纷落马,令人为之惊愕,为之振奋!他在那混乱的局面之中显得是那样从容不迫,那样高大突出。

       刘振夏作画下笔稳 、准、狠,有迅速果敢的力度,有喷涌而出的激情,豪放中奇崛尽现,苍辣平和之气扑面而来。他的画如此出类拔萃,除了自身天赋之外,也是他“立马横刀”过“五关”一路走来的结果,哪五关?人物造型关、笔墨历练关、文化修养关、综合协调关,三十年来,他的画不买、不送、不展、不发表这便是最后一关:耐得寂寞。这种大隐隐于市的“禅定”,铸就了刘振夏精神!

       中国在水墨花鸟画、山水画方面领军人物是早有定论,象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等人。而在水墨人物画方面却显得朦胧,现在走出了个刘振夏,水墨人物画的腰杆硬了许多,就中国水墨人物画来讲,刘振夏是旗手,是领军人物当之无愧。话说回来,美术上的完人是没有的,中国水墨人物画家吸收了西画的造型手段,往往疏于对书法的研究,较之花鸟、山水画家,是逊一筹的。刘振夏的书法可谓很好,但如果早期他便开始在这方面再注意一点,再加强一些,在线的结实程度和交待上可能比现在还要好。

       美术界每当出现一个大师,他在某些方面的技能是后人无法逾越的,象徐悲鸿的马、齐白石的虾、黄宾虹的山水、潘天寿的构图等。我深信,刘振夏的水墨人物画也必将是一座里程碑,前无古人,后无继者。         

       (赵殿玉:国家一级美术师、山东省美术家协会理事)

2011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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