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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熟悉农民

——方增先访谈录

发布时间:2012年08月28日 14:50 | 进入美术论坛 | 来源:央视网 | 手机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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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5日,“跋涉者·方增先艺术回顾展”在上海美术馆开幕。虽然方增先领导的上海美术馆每年都要办数十上百个展览,但此次却是方增先的第一次个人展览。上海美术馆精心选择了方增先创作的百余件代表性水墨画、素描、速写,并通过相关文献、录像、大型画册与图文回顾录的展示,为观众呈现了方增先艺术发展的基本面貌。

       开幕式上,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冯远,中国美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刘大为,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等领导的讲话,充满深情地高度评价了这个跋涉在中国人物画坛的低调的大家。虽然讲话者的角度各异,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他们都认为方增先是新中国人物画创作的重要代表人物,也是“新浙派人物画”的开创者和主要实践者之一。他在半个多世纪的绘画实践中,主动适应时势的变化与发展,敢于突破传统国画的藩篱,善于融合西方现代造型艺术,创造出以“结构素描”为表现手法的新水墨人物画,确立了现代中国人物画的审美趋向。他的代表作《粒粒皆辛苦》、《说红书》、《艳阳天》、《母亲》等是新中国人物画的典范。

       开幕式上,76岁高龄的方增先,看起来身体瘦弱,他在二十八九摄氏度的美术馆内居然穿着4件上衣,而且最外层是皮夹克!或许,观众站在他专门为此次展览创作的长12米、高2米的大型作品《祭天》面前,很难将这样气魄宏大,笔墨翻涌,洋溢着生命的强悍和怀古的悲怆的作品,与他那矮小瘦弱的身躯联系在一起。

       他,依然是艺术道路上的跋涉者。

       记:这次展览是您的一个回顾性展览。我也想借此机会问几个一直很想问您的问题。就是有些人对您放弃新浙派的创作方法觉得很遗憾,也很想知道您为什么要改弦易辙?

       方:新浙派人物画创作是二十世纪写实人物画发展的新阶段,在写实人物画的最早时期,大家就是想把中西方艺术融合在一起。当然,在融合当中有各种融合。早期的蒋兆和的素描成分就比较多一些,到我们那时候,显然还要往前走了,我们的想法就是怎么才能往中国民族传统方面更靠拢一些。今天回头来说,我们不能认为,一个画家向传统靠拢就是好,不靠拢就不好。比如说林风眠,他的东西实际上西方的观念非常重的,但也是好的。我们往中国民族传统方面靠拢主要从中国画这个学科来说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探索是很有意义的。

       话说回来,我们的探索成果是当时江南文人画影响下的一种结果。当时也很受欢迎。但从文人画的角度去看,我自己感觉还不够。但从发展来看,实事求是地讲是做得不错了,如今,它已然成为历史。

       我们当时走的完全是一条没有路的路。当时潘天寿老师还有我的一些朋友就是希望我们走好这条路。但怎么走呢?完全要我们自己去摸着石头过河。我在那时觉得自己走了一半,感觉自己还可以往前走。

       改革开放后,当时有很多人认为中国画已经走到头了,但我仍然感觉可以一直往前走。我当时是从历史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我觉得我还是要不断地往前走。我起先也不怎么了解西方的绘画,但后来到画院和美术馆,看得多了,了解也就多了,后来慢慢地利用到自己的绘画中。所以,有一个理论家说,现在我绘画的风格已经从浙派的风格中走出来。这个说法有他的合理性。我确实已经从新浙派的规范中走出来了。这可能和我到上海来也有一定的关系。我离开浙江来到上海工作,工作改变了,创作的环境也改变了。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时代也与以前不一样了,在上海这个大都市,我接触到西方的艺术思潮更直接了,这些是我艺术产生变化的背景。

       记:我觉得您的作品即便是早期的作品《粒粒皆辛苦》等,都表现出人性光辉的东西。所以,即便把您早期的作品与产生它的时代分离,拿到现在来看,仍然很有震撼力的。《粒粒皆辛苦》传达出勤俭持家这样的美德,即便是《说红书》这样一个时代性很强的题材,您也画得很生活化。你当时是要表现这些东西吗?

       方:创作《粒粒皆辛苦》,是我到北方农村去下乡的时候,看到很小的孩子在地里拾麦穗,那时给我的触动很大。那时我们对粮食是很爱惜的。同时爱惜粮食也是中国农民的道德标准的一种朴素体现。爱惜粮食可以从拾麦穗中体现出来。我当时没有选择画小孩子来拾麦穗,而是选择画老人来拾麦穗,因为老农他知道粮食的珍贵,知道要怎么去爱惜。我当时主要表达一种画家自己的感受,这也是一个画家对生活的反应。

       记:从《粒粒皆辛苦》到《说红书》,到《艳阳天》,再到《母亲》,您10年左右就有一幅让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但作为人物画家,您为什么一直表现农民这些普通的劳动者呢?

       方:我是从农村里出来的,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最熟悉的就是农民,我对农民也有自己独特的情感。我没有经历过革命战争,我如果画革命题材的话,只能通过历史资料去体会战斗场景。所以,画农民对我来说可能更加容易一点。

       画藏民,事实上是我画农民意识的一种转换。我到了藏族区看到农民,觉得他们脸上的质感有丰富性,可以用自己特色的处理,来表现对藏族农民的情感。

       我一直以农民为表现题材,因为我有一定厚度的生活积累。从绘画的角度,和我自己的观点来看,生活的厚度高于自己虚构的场景。从创作的角度来看,我比较成功的还是体现在农民和藏民的这一题材上。诗意画只是我偶尔画一下,体会一下笔墨的感觉。不会像农民题材那样认真地去分析,要营造一个什么样的氛围,需要用什么样的笔墨效果来塑造人物的形象。

       记:此次展览是您的第一次个人展览,也是一次回顾性展览。那在回顾以往的同时,您对将来的展望是什么?

       方:农民这个题材我还要接着画的。但以后怎么画呢?简单地说,我早期就是想把农民身上质朴的东西表现出来,现在我在画农民的时候,我会把意象的东西加进去,在艺术的纯度和浓度上会加强一些。这是我现在的追求,是我现在打算以后要走的路。

       这次展览最后一幅作品,是我新近画的,作品叫《昆仑月色》,它也是我下一段时间要走的路子上的第一件作品,这张画吸收了中西方的东西。我表达的是什么东西呢?昆仑山是最偏僻的地方,在这里,人能和天地融合在一起,但这样的境界是通过一种很纯正的艺术语言去表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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