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兆和：为人生而艺术，感动了一个世纪的画家_艺术台

传统水墨人物画的现代革新

1928年，对于年轻的蒋兆和来说，是他一生中的转折之年。他在商务印书馆外交博士黄警顽那里结识了徐悲鸿。爱才如命的徐悲鸿请蒋兆和留住于南京大学他的画库里长达两年，而后，又留于家中数月。蒋兆和有幸观摩徐悲鸿作画，并饱览他的收藏，两人还一起畅叙中国画业的前程。在恩师的引领下，蒋兆和从萌动开始走向成熟。1929年，25岁的蒋兆和带着极富浪漫色彩的两张人体变形图案画参加了第一届全国美展。他的前卫画风在众多才子之中脱颖而出，被南京中央大学美术系看中，一举成为中央大学助教。后经徐悲鸿介绍，他又成为上海美专的素描教授。

然而，一个画家的成熟，往往是以痛苦为伴的。尤其是人物画家，对人的关注，对人文的思考，会使命般地负重一生。20年代的中国，新旧势力激烈碰撞着，贫苦的中国民众在封建与殖民的双重重压下抗争着，蒋兆和亦在其中。他抱着求学、谋生、为艺术而艺术的那份纯真，在大上海灯红酒绿花花世界的背后，深深触摸到生活的残酷与寒凉。蒋兆和与数不清的棚户区的贫民一样，经历过乞讨、失业……他理想的明媚王国与现实的黑暗每时每刻都在猛烈地冲突。他说：“灾黎遍野，亡命流离，老弱无依，贫病交集，嗷嗷待哺的大众，求一衣一食而尚有不得，岂知人间之有天堂与幸福之可求哉？但不知我们为艺术而艺术的同志们，又将作何以感?作何所求?于是我知道有些人是需要一杯人生的美酒，而有些人是需要一碗苦茶来减渴。我不知道艺术之为事，是否可以当一杯人生的美酒?或是一碗苦茶?如果其然，我当竭诚来烹一碗苦茶，敬献於大众之前……”蒋兆和开始将笔触对准他身边的贫民，与他们同呼吸，和他们挣扎的命运一起脉动，以写实主义的技法表现劳苦大众的悲惨命运和他们内心的苦痛。1929年，他的处女作油画《黄包车夫的家庭》展出了。它的问世立即在美术界产生轰动。徐悲鸿说：“时代在变化，艺术也应该随着时代发展。像你这样从真人写生出发的，在中国还少见。”这幅表现高楼下贫民窟生活的画作标志着蒋兆和从“为艺术而艺术”转到“为人生而艺术”的理念变革，开启了蒋兆和艺术创作的全盛时期。从此，他把自己用心绘出的画作当一杯苦茶，奉献给饥渴的人们。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军在上海闸北轰炸，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大楼倒塌了。老百姓的平房沦为一片火海，孩子哭啼着卧在被炸弯的铁道旁，尸骸遍地，满目疮痍。国难当头，在上海美专任教的蒋兆和参加了19路军组织的临时宣传队。他穿过硝烟弥漫的战场，走到沪西南翔前线司令部的小屋。蔡廷锴将军正在这里指挥作战。蒋兆和就在他身旁，用了三个上午的时间，完成了蔡将军的油画像。紧接着蒋兆和又为蒋光鼐将军画了像。这两幅将军画像大量印刷，在社会上广为散发，创造了当时发行量最高的纪录。

画像与19路军的精神感动了当时的中国，也使得蒋兆和胸中波澜起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只有以我们爱国热血染成我们最后一片光荣的历史。只有把我们殉国精神葬在四万万未死的人们心坎里。我们没有回顾，我们不管成败利钝，一刀一枪，死而后已!”这是蒋兆和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他在难民当中不停地画着速写，不停地观察，不停地思索……战争，流亡，前所未有的触动，使他多年的艺术积淀犹如火山喷发了。凭着一支秃笔，一盒池墨，一卷豆纸，他为街头比比皆是的穷苦百姓写真。蒋兆和发现，芸芸众生性格各异，但抓住瞬间内心的精神世界，就能写出栩栩如生的神气。他摸索出先画眼神的勾勒法，抓住瞬间的灵感让纸上的人物迅速地锁定在各自的人格当中。他围绕着人物性格，在脸部特写，眼部刻画入微，而衣褶忽略而过……一张张不是素描、不是白描、如雕塑那样结实的人物画诞生了。1936年，是蒋兆和推出《卖小吃的老人》、《朱门酒肉臭》、《缝穷》、《卖报童》等一系列惊世之作的一年。他以独有的水墨技术表现逼真的现实生活的画风，得到了齐白石的热情鼓励。齐白石说：“兆和先生为吾友悲鸿君善，尝闻悲鸿称其画，今始得见所做人物，能用中国画笔加入外国法内，此为中外特见，予甚佩之。”并题：“妙手丹青老功夫自有神卖儿三尺画压倒偕三人”。

纵观唐至晚清任伯年以来的水墨人物画，依然是局限在极少数文人、士大夫情趣之内的赏物。而蒋兆和水墨人物画的出现，使笔墨的发挥最大化地与写实、现实的精神层面紧密契合，成为能够被广大平民所共享的、人性化的艺术。这是中国画技法的一次深刻变革，也是中国传统美学的一次革新。正是蒋兆和的这次变法，1936年，成为中国水墨人物画现代化的开篇元年。

啼血铸就反战巨作《流民图》

战乱的烽火迅速地燃遍了大半个中国。“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军的铁蹄使中华大地生灵涂炭，每个中国人的人生轨迹都被这场大灾难改变了。此时的蒋兆和被围困在沦陷区北平，交通中断了，钱大部分用在了开画展上，一时筹措不出逃离的路费。日本兵看守日趋严密，要想离开北平，要查身份证件、交保人证明、要搜身、盘问……他没有职业、孤身一人，时局的迅速变化使他最终没有离开沦陷区，成了无奈的“北漂”画家，成了一个难民。他面对的是侵略者的喧嚣、欺骗、诱惑与淫威。他看到的是流离、逃难、饥饿与死亡。他彷徨、苦闷、悲愤。这个淞沪抗战中的热血男儿，这个能把生灵再现于纸上的男儿，最终选择了用他的画，共赴国难。他在这一时期创作的《拜新年》、《甘露何时降》、《战后余生》、《伤兵》等作品都倾诉着沦陷区人民的痛苦与哀愁。1941年6月蒋兆和创作《田园寥落干戈后》，画的下面他写下这样一段文字：“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像这样的情景，千古如斯……尤其在中国的环境，不是灾于兵，就是劫于盗，以至通都大邑，穷乡僻壤，无不有成千上万的民众，饿殍沟壑，嗷嗷载道，其情之哀，其声之痛，世上之最可怜而最可恤者尚有过于此呼?”

《田园寥落干戈后》完成后，蒋兆和感到无论以“四尺整张”，还是用“丈二匹”都不足以表现“成千上万的民众，其情之哀，其声之痛”。他开始酝酿画大画的构想了。“轰炸，逃亡。这就是我要表现的主题。”为了避过日伪当局的注意，他计划把长卷形式的大画分割成表面形象与内容看不出关联的单张小图。蒋兆和不顾日伪当局的监视，四处奔走，在难民、工人、农民、知识阶层当中寻觅形象，一个又一个模特儿被请进了画室……他胸中压抑着的屈辱化作如疾风之行笔，水墨淋漓，气韵浩大，浑然天成!从松花江头到永定河畔，从淮河两岸到黄埔江边，到处是流离失所的难民，定格为蒋兆和笔下不屈的灵魂……整整一年，1943年10月的一天，高2米、长27米、有百人之众的反战巨作《流民图》终于诞生了!

蒋兆和在学生的帮助下，托宝华斋的裱画师张子华和年轻的刘金涛师傅在夜深人静时，就在西琉璃厂的石板地上托裱《流民图》。裱画师为了安全，将画心朝下，画绷在地上，把一摞摞高丽纸画稿，拼接成了一幅前所未有的巨作。刘金涛后来回忆说：“第二天，天蒙蒙亮时开始起画。师傅们把画翻过来，趴在地上裁画边，边裁边卷。街上围过来看画的行人越聚越多，蹬三轮的、卖豆汁儿的，买菜的……警察来轰，拿棍子打，看的人打都不走，直到叫来了巡警，逼着我们把这《流民图》卷了起来。那个时候，画这个画很不容易，蒋兆和在日本鬼子在的时候敢画《流民图》，我佩服!”

1943年10月29日，蒋兆和在太庙免费公展《流民图》，闻讯而来的观众震惊了!他们看到的是一部没有开始，也没有结尾的长卷，他们看到的是看不到开始，也看不到结尾的人流。《流民图》上不幸的人们有仰天长啸者;有被逼无奈者;有暴尸街头者;更有手捂双耳的老人，让你听到敌机野蛮的轰鸣;妇女们紧簇在一起，望着空中的炸弹，惊恐、无助地面对死亡……蒋兆和以雕塑般的力度，以壁画的规模揭露了战争罪恶。很快就引来日伪警察荷枪实弹地包围了现场。密集的观众没有慌乱，也没有退却，他们与蒋兆和久久地站在那里，就连伪军里的一个警察，也被感动得恭恭敬敬地向画家敬礼。这里没有硝烟，没有炮声，蒋兆和与《流民图》里的难胞站在一起，与观众站在一起，这是何等的壮怀激烈!可悲可叹的是，这幅啼血巨作仅展一日，就被日伪当局禁止。后又被没收使其前卷残损遗尽，但斑驳犹存，那画中苦涩的墨线历历在目，那卷中高潮躲避轰炸的妇孺群像依然撕心裂肺……

这幅《流民图》，在中国绝无仅有。在世界绝无仅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是惟一直面表现战争难民的巨作。以《流民图》为标志，1943年的中国水墨人物画走上了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