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宝粥”的营养是丰富的。原料通常有：大米、小米、红豆、绿豆、红枣、莲子、核桃仁、花生米。做“八宝粥”要有耐心，不能急于求成，应用慢火长时间烧煮，才能使各种配料烧熟煮烂，相互溶合，才能烧成色彩和谐、营养丰富、香甜可口、老少皆宜的美食。

       我在“八宝粥”中得到了美食的享受，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同时也得到了很多启示，悟出了许多道理，促进了我对书法的思考与学习。

       在长达40年的书法学习中，我崇拜过许多书法大家，沙孟海先生就是其中一位。他的书法尤其是楷书和行草用笔丰富，雄浑刚劲，气势宏大，美观耐看，具有独特的审美情趣与品位，是一位极富个性的书法大师，在国内外受到广泛赞誉。

       沙孟海学习书法如同做“八宝粥”，广收博取。篆、隶、楷、行、草多种书体、多种碑帖兼学并进，转益多师，走的是一条十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他称自己学书六十岁以前是打基础，七、八十岁才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他一生临摹了大量古今经典碑帖。篆书临过《会稽刻石》、《峄山刻石》、吴大澂《孝经》、《论语》、《说文部首》、《石鼓文》等，主要学邓石如、王澍、钱坫等名家；隶书临过《三公山碑》、《郙阁碑》、《衡方碑》等，最喜欢势大气足的伊秉绶；楷书临习《郑文公碑》、《瘗鹤铭》等，尤喜颜真卿楷书；行草书主要学苏轼、黄庭坚、米芾、祝允明、王宠、黄道周、倪元璐、傅山、王铎等人；篆刻师法吴昌硕，以朴拙苍茫而富有韵致的风格驰誉印坛。此外，沙孟海在书学、篆刻学、文字学、金石考古学等领域也卓有成就。

       由于沙孟海基本功扎实，因此他的书法既有原碑原帖的风貌，又有自己的个性和创意。沙孟海晚年所作的楷书《王国维先生墓碑记》充分显现出他厚积薄发、广涉博取的个性风貌。他的楷书字形有背有抱，有长有扁，横划大胆取斜式，用笔方圆兼备，侧锋中锋并用，行笔快慢结合，提按抖动，粗细对比，游丝连带，极富动感，一点一划都明显带有颜真卿、苏轼楷书、郑道昭魏碑、米芾和黄庭坚行书等古人结体和用笔的痕迹。从沙孟海书学道路和艺术风格联想到“八宝粥”的配料和做工，可以看出两者之间是多么的相通相近。

       受沙孟海书学道路的影响和常用“八宝粥”的启示，我走的是一条注重传统，广涉博取，稳扎稳打的艰辛求艺之路。70年代初首先从楷书起步，临过《灵飞经》、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皇甫君碑》、颜真卿《多宝塔》、《麻姑仙坛记》、《勤礼碑》、《告身帖》、苏轼《丰乐亭记》、《醉翁亭记》等，重点学习《勤礼碑》和《告身帖》；魏楷临过《爨宝子碑》、《始平公造像》、《张猛龙碑》、《郑文公碑》、《论经书诗》、《东堪石室铭》、《崔敬邕墓誌》、《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张裕钊、李瑞清等，重点研习《郑文公碑》；隶书早期受刘炳森影响，后改习汉简、帛书，进而临《乙瑛碑》、《张迁碑》、《鲜于璜碑》、《衡方碑》、《石门颂》、《好大王碑》、邓石如等，尤对清人伊秉绶隶书情有独钟，用功最勤；行楷和行书先后临习赵孟頫《三门记》、《三清殿记》、《胆巴碑》、《妙严寺》、《行书千字文》、沙孟海《王国维先生墓碑记》、王羲之《兰亭序》、《圣教序》、李邕《麓山寺碑》、《法华寺碑》等，主要学习赵孟頫行楷书；草书临过皇象《急救章》、智永《千字文》等，重点学习王蘧常章草；篆书先学吴让之、邓石如，后攻汉篆、《石鼓文》和《吴昌硕临石鼓文》；篆刻主要临摹汉印。

       在30余年多种书体、各种碑帖大量临习、广泛吸收的基础上，近年来我逐渐采取收缩的战略，即在长期思考，反复实践，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性格、阅历、审美以及群众的喜爱程度，扬长避短，终于选定了隶书、楷书作为今后主攻书体，其它书体仅作为辅助。随后我还选定伊秉绶风格作为隶书主线，并将篆书、颜体、汉碑、行楷等笔意揉入其中；魏楷选定《郑文公碑》为主线，并将郑道昭不同时期的风格与《崔敬邕墓誌》、《刁遵墓誌》、《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和赵孟頫行楷等笔意相互揉合，追求厚重古朴、雄浑刚劲、雅俗共赏的书风。

       从“八宝粥”的做工配料到沙孟海的书学之路，联系自己40年的学书感受，我认为，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书法经典博大精深，谁想在书学道路上走得更稳更远，谁就必须静下心来，耐住寂寞，去掉功利和浮躁，树立活到老临到老的思想，在深入传统经典上狠下苦功；其次，在个人精力和时间允许的前提下，尽量多学几种书体，多临一些经典碑帖，多继承优秀传统技法，然后再扬长避短，逐渐收缩，走向专精。在收缩中，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喜爱和书法功力，选定一至两种书体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每种书体必须找准一条适合自己的主线，再从主线相近的书体和书风中汲取养分，进行揉合，写熟写精，直至写出自己的个性风格，做到厚积薄发，水到渠成。不想在传统经典上下功夫，刻意求新求变，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后劲，更不会被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和接受。
       张铜彦
       （2008年6月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