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董希文的艺术_艺术台

董希文同志的作品，近几年来一直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称赞，他是目前在群众中最有影响的画家之一。

董希文同志是一个雄心很大的画家，他热情地追求激动人心的重大事件作为创作题材。一九四九年的"北平解放"，一九五零年的"生产自救"，一九五二年的"抗美援朝"，一九五三年的"开国大典"和一九五五年的"春到西藏"，都可以说是属于这类性质的作品。目前，他正在根据前年所搜集的红军长征路线的写生画，制作"红军过草地"和"遵义会议"巨幅油画。作为创作素材的长征路线的写生画，虽然是些生活片断和自然一角的描绘，但由于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英雄事迹有着联系，就容易令人触景生情，增加对观众的吸引力。不久以前，这些作品在中央美术学院展出时也受到广泛的称赞，给成千上万的观众留下很深的印象。

有人以为董希文同志的作品受人欢迎，主要是归功于他所选择的题材好。这种看法也正确，也不正确，为什么有的画家反映重大题材的作品，并没有受到欢迎？而且很快地从人们的记忆里滑走了？由此可见，作品的题材与作品受不受欢迎，不完全是一回事，前者对后者起作用，但是不能起决定作用的。艺术作品所以能够吸引人，感动人，为人喜爱，甚至百看不厌，是由于艺术家以巧妙的手法把生活形象化了。

这种把生活形象化的艺术力量，只要看一看董希文同志的作品，立刻会发觉到的。其中最显著的一点，就是画家的感觉力非常敏锐。这突出表现在长征路线的写生画上；几乎每一幅画都表现出作者捕捉形象的能力极其高妙，能在短促的时间内把形象真实生动地描写出来。董希文同志的敏锐感，主要来自他对对象有热情、有感受，因此塑造的形象总是情绪饱满，富有生气，虽然画得很粗，而感觉却很细腻，显示了"精中有细"的好处。表现在用笔上，他落笔迅速，任意纵横，气势旺盛，可是造型十分准确，每一个笔触毫不含糊地贴在画面上，组成了明白清楚的形体，想要在上面找出一笔误笔，那是并不容易的。

他有的作品却画得很细，如长征路线的写生画"班佑河畔的高草地"、"草地烂泥坑"等，可是，画家首先捉住的，与用笔粗略的作品同样，仍是画面的大体。这些作品所以显得细致，因为画家在画面的大块色上，用刀背或小号笔划刻细线，作为丛草，在有的线头上点上小彩点，算作野花，原来是粗略的画面，就变得细致异常，具有"细而不烦"的特色。

不仅画得准，而且画得"狠"。有人这样称赞董希文同志的艺术力量的高超。"狠"的意思，就是落笔果断,毫不犹豫,以有力的笔触，强调突出形象的某一部分或某一点，将繁复的自然想象加以提炼取舍，促使整个画面的色调提高，加强形象的明确性，对形象起"提神" 的作用。这样塑造出来的艺术形象，当然要比自然形象更集中，更洗炼，更鲜明，更美丽，更有力，在感觉上则更显得真实。一般画家只能做到准，而要掌握"狠"的功夫那就很不容易，因为"狠"是画家技术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综合，它是绘画造型技巧的高度表现。画得"狠"的"毛儿盖盛会"，它那阔笔涂刷的强烈对比而又显得十分和谐的色彩处理，非有高明老练的技巧和大胆果断的魄力，是绝不能办到的。董希文同志善于运用这种技巧描绘生活，塑造形象，所以创作出了不少表现力很强的好作品。

董希文同志在油画艺术上的一个最显著的特色，那就是由于他运用了中国绘画的若干表现方法，使得他的油画开始具有民族的风格，这也是作品受观众欢迎的原因之一。自"开国大典"到"春到西藏"和后来的长征路线的写生画，可以看出，作者越来越深入地在追求油画中国风的表现，而且越来越有成效，这表现在造型上，董希文同志力求中国绘画的那种单纯、明快的效果。为了获得这个效果，他主张以"不以可变的光为重，而重不变的形"作为造型的出发点。由于他减弱和简化了物体上复杂的明暗变化，和物体周围的氛围气，而强调轮廓分明的结果，是分面造型组成的画面，具有了线的造型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在轮廓上和物与物交界的地方显示出来的。董希文同志在长征路线写生画的某些作品中，吸取了水墨画的某些表现技法，如以皴法画山，以线纹画水，画面有流畅的感觉。这说明了董希文同志中国风的油画，有的倾向于重彩画的作风，有的则倾向于水墨画的趣味，它的途径并不是只有一条。

单纯、明快的要求，也表现在色彩的处理上，董希文同志运用那种"不重色彩的光化作用而重本色"的色彩方法，大胆略去色彩上的细致变化，以对比强烈的大块色彩组成画面的色调，使画面产生一种装饰的效果。装饰效果是中国绘画的一种重要特色，它对于加强画面的单纯、明快而又富丽的色彩感觉，是起很大作用的。他的"开国大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董希文同志的油画，常常像敦煌壁画那样，在大块厚色的强烈对比之中取得调和。他总是力避色阶的复杂而求大体的统一。不少风景，大胆使用了浓厚而响亮的蓝色平涂天空，由于对比的效果，地上的杂乱、繁琐的景色，就显得单纯起来，增强了画面的美感。绘画的体积感，董希文同志并不强调，他好用同类色或邻接色的浓淡表现体积，以求得形体单纯的效果，和便于运用近乎平涂的手法塑造形象。他尽量避免根据变化多端的反光色和空气间隔色作画，因而他的画，有时就显得有点缺乏远近感和空间气氛。但是它有这样一个好处：那就是色彩鲜明，形象有力，容易唤起欢乐和兴奋的情绪。

从油画传统的角度来说，表现出物体在光的反射和大气影响下的复杂细致的色彩关系和空间关系的，才算完成了油画表现的任务。依照这样的说法，董希文同志的那种重不变形的重本色的油画，是不容易完成这个任务的。因而有人认为：他所追求的中国风的油画，由于不重视发挥油画的性能，而把油画所能表现的特色变了样。

董希文同志对这种看法是不同意的。他在他的"从中国绘画的表现方法谈到油画中国风"（《美术》1957年1月号）这篇论文中这样说："关于油画中国风是否会影响油画的性能问题，我以为自古以来西洋油画的派别、风格、技巧是很多的，甚至对于油画的油的性能的发挥上也有所不同，许多不同的油画技巧，发挥了不同的油画性能，即以近代的油画技巧来讲，也是多种多样的。只要把油画的技巧看得很丰富，那末我们就不致于会把所谓油画的性能局限起来。"这个意见，我以为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第一：固定不为和规格一律的所谓油画的表现性能，在油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并不存在。任何一种艺术，由于别种艺术、工具材料和人民欣赏趣味的种种影响，它的表现性能是在不断变化着的。既然如此，要求永远保持着油画原来的性能，那就不可能，这是很自然的。在艺术创作上，削弱甚至舍去某些因素，强调某些因素，那是可以的，而且应该这样做；否则，如果要求艺术创作像基本练习那样四平八稳，面面俱到，那么，一般作品就不易克服目前绘画上严重存在着的平庸单调，缺乏个性的毛病。董希文同志不完全依照一般油画的规矩作画，从而创造了在传统油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中国风的油画，作为艺术创作来说，完全是正常的现象。而且他的新尝试，在解决油画中国风和充分发挥油画的性能之间的矛盾问题上，是比较顺当的。我们可以看出，从"开国大典"到长征路线的写生画，矛盾到了接近解决的阶段，在许多画上，画面的统一协调已经代替了某些生硬的感觉。第二：退一步讲，即令说董希文同志的油画，不能算作"地道"的油画，可是我以为：只要能完成一般油画所能完成的真实反映生活的任务以及为群众喜爱的话，那么也应该承认它是一种良好的画种。在提倡"百花齐放"和风格多样化的方针下，对这样富有独创性的油画艺术，给予支持，让它有更高的发展，那是完全必需的。

董希文同志在艺术上的成就，并不是偶然的来的。这首先应当归功于他的深广的艺术修养。素描的功夫，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因素。这个因素，构成了他的造型能力的巩固基础，使他在艺术表现上有充分发挥才能的可能性。他造型准确、熟练、迅速、洗炼、生动……，那就是他的扎实的素描功夫的具体体现。董希文同志的素描功夫所以如此高强，因为他对素描下过很大的苦功，和受过严格的锻炼。远在学生时代，他的素描就画得极其精细、坚实，几乎达到了一丝不苟的程度。由于他过去打下了这样坚实的素描基础，才能有今天的阔笔纵横而又准确老练的造型能力。可是，目前有这么一些人，由于不懂得或不甚懂得或不愿去懂得素描对培养画家的造型能力的重大作用，他们常常以轻率的态度，怀疑美术院校现在进行的素描学习的必要性。特别是对国画教学中的素描学习，轻视的态度更为严重，竟有人认为"学习素描就是消灭国画"，因而提出了"中西分家"即中西不得结合的所谓保卫民族绘画的错误方针。训练一个具有良好的写实能力的画家，是否需要比较严格的素描锻炼？我认为是必要的。无论是训练油画家，版画家，或是国画家，学习素描，都是有益无害的。不学素描虽然也能成为画家，但这样的画家，在写实能力上一般是不容易提高的，要受到很大的限制。

董希文同志虽然是一个卓越的"洋"画家，可是他热爱自己的民族绘画，他在这方面的修养也是相当高的，而且下过不少功夫。譬如：他曾经化三年时间临摹敦煌壁画；经常鉴赏和研究古代各家名画；作过"北平解放"和"祁连山的早晨"等中国形式的绘画。董希文同志努力于油画中国风的探索，以及这方面的成就，与他的民族绘画的修养和对民族绘画的热爱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敦煌壁画的那种装饰风的造型基础，这样色彩辉煌的"开国大典"就不可能产生。

在很早以前，有一个短时期，董希文同志曾经尝试、研究过只讲求色彩趣味的新派画，这对于他的以色块组成画面的才能，和强烈的色彩感受，恐怕也有一些影响的。"毒草"可能在这里变成了营养"香花"的肥料。

要防止这样一种并不良好的现象，就是现在有些从事油画的青年，他们并不热心学习像董希文同志那样的深厚的基础功夫和各方面的修养，而摹仿他那阔笔纵横的气魄，却很起劲，这是不行的。无基之墙是叠不高的。

艰苦劳动，也是董希文同志在艺术上能有成就的一个因素。如创作高二米三十三公分长四米的巨幅油画"开国大典"限定要在两个月内画成，董希文同志接受了这个艰巨任务之后，就白天黑夜进行工作。为了节省时间，常常在画室的椅子上过夜，由于画室太小，画幅上接房顶，下帖地板，作画时，一会儿爬上房顶，一会儿躺在地上。这幅享受盛誉的作品，就是这样完成的。那红军长征路线的旅行写生，更是艰苦，画家足有半年的时间，是在艰险路程上度过的，肩背二十多斤的画具，翻雪山，过草地，这样的行军已够辛苦，而且因为是跟电影摄制队搭伙走，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需要行动，反而别人停下休息，宿营，到常常是画家开始工作的时候。为了不放过一个好场面，有时骑在牲口上边走边画；有时一手拿着干粮用餐，一手拿着画笔写生；有时还站在雨中作画……就在这样紧张劳动的情况下，画了二百五十多幅。这些画，多半是钻空子画成的，每幅画的时间一般都很短促，可是画得却很充分。

艰苦劳动的另一面，董希文同志的钻研精神很突出。他创作时总是要做许多准备工作，经过长期的凝思构想才动笔的。如进行创作"红军过草地"的油画，董希文同志阅读了许多有关长征的文件和资料，访问了许多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三番四复地画草图，又三番四复地征求别人的修正意见，不够满意决不罢手。这种顽强的钻研精神，克服了创作过程中的种种困难；同时也培养了董希文同志勇于尝试，不守陈规的革新思想。他的具有中国风的油画，都是由于他对油画的表现方法不断钻研，探索和尝试的结果。

对中国传统的绘画，他也想打开一条道路，促使传统的绘画能够适应时代的要求，以扩大它的表现现实的范围和能力。"北平解放"和"祁连山的早晨"这两幅中国形式的绘画，在艺术上成就虽然还不大，遇到的困难也不少，可是他并不气馁，还在打算继续进行中国绘画的创作和对它的改革工作。

董希文同志艺术上的成就，固然得力于他深广的艺术基础以及艰苦劳动和钻研精神，但思想的因素，对他的作品的影响，则特别显得鲜明。解放前，董希文同志画的都是些仅有欣赏意义的图画，而解放后，他的革命热情被高度激发起来，作品就大不相同，他热衷于描绘人民生活中的重大主题，把艺术当作推动人民群众前进的一种手段了。这难道不是思想的因素在起作用吗？作为一个进步的现实主义艺术家，总应该主要是当代先进思想的反映者和宣传者，董希文同志在这方面是一个好手。我们从他的作品所反映的题材来看，他是非常重视作品的思想性的。唤起他的创作欲的主要东西，常常是在生活中有政治意义的事物。就是那优美的风景画"春到西藏"，也巧妙地反映了丰富的思想内容，它显示出了解放带给西藏人民的幸福和美丽的远景。在这幅画中，使我们体会到，画家的政治敏感是很强的。董希文同志所要求的思想内容，是通过完美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的。如"开国大典"所表现的中国人民气势壮阔的伟大气魄，就得力于画面的构成。这幅画，从画面左边的一排红柱子的透视方向来看，在画面的右边--麦克风的近旁，应当画上一根红柱子才合理。然而，画家却不这样做，由于他大胆地去掉了这根把画面划分为二而占画面面积极其庞大的红柱子，画面就显得开朗、完整，而且在视觉上也很自然。在透视的创作性的处理上巧妙地解决了天安门上下的联系，显得这个伟大的场面具有浑然一体的感觉。又如描写勘察队员的"祁连山的早晨"，画家把前面的高山画得特别高大和坚实，以示勘察工作的艰巨。人物虽然画得很小，但却十分明显触目，他们举着红旗，拿着工具，脚步开阔雄伟地向前迈进，以示征服自然的勇气和信心。

董希文同志的作品，并没有因为强调作品的思想内容，而产生生硬说教的毛病。这是由于他的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的，他把他的先进思想融化在他那革命热情里去接近、观察，认识和反映生活的缘故。据他自己说：当创作"开国大典"时，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内容深刻、气势万丈的话，像一股巨大的力量激动着他，使这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在画家的头脑里形象化了，成了一个壮阔的场面。创作革命历史画的过程也是如此。当画家学习革命史时，思想被红军的英雄事迹所激动，经过长期的酝酿，就在心中出现了一幅红军过草地的图画，这幅正在创作的历史画"红军过草地"就是这样开始构思和起稿的。

有人以为董希文同志的画画得好，是因为他的技术好。这说法对了一半，但把另一半--他的先进思想的作用抹煞了。先进思想，在董希文同志那里，我认为是他艺术上成功的关键之一。事实上，固然也有一些思想并不先进的艺术家，却作出了一些能够真实反映生活的好作品。但应该指出：这是偶然和不正常的现象，而且，那些所谓的"好"作品，也是能达到一定的程度，不能超过自己思想水平的限制。一个进步的、老老实实的艺术家，应该努力使自己的劳动成果具有深邃的思想内容，不应该向上述的现象看齐。

董希文同志的中国风的油画，由于广大群众的热情支持，大大提高了画家对新风格探索的勇气和信心。这种新的风格，在今后不断实践的过程中，会更趋完美的；一定能够产生更多更好的作品，这是我的期望。我想，群众也在这样期望着。
（作者江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