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品市场飞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引发了诸多问题。比较有意思的是：中国政府会出台新的政策去鼓励艺术品回流么? (这是海外市场人士普遍关注的问题)

　　从今年3月纽约佳士得和苏富比亚洲艺术周的拍卖可以看出，中国艺术品不论是古代青铜器还是民国瓷器，价位都有大幅度的提升。没有数以万计的“顽固的”“不肯放手”的中国藏家的推动，这样的涨幅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这样的印象也给人感觉一丝危险。

　　专家们一致觉得今年3月22日，纽约苏富比推出了戴润斋先生专场，以此意味着这个市场进入了下一个新的阶段(这里作者应该是针对美国的亚洲艺术品市场)。

　　戴润斋先生来自上海，是为极具天赋的艺术商人，也是中国艺术贸易史上一个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曾经卖过很多艺术品给布伦.戴奇 (Avery Brundage)先生和赛可乐博士(Arthur Sackler)，这批藏品也因此奠定了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和华盛顿赛可乐美术馆的基础。

如果从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出发，一位艺术商人远离家乡，并将数以万计的中国艺术品销往西方国家，实在不是什么值得庆祝的事情。失去重要的艺术品的‘愤怒’也已经跨越了亚洲，而被感知了。这些长期流落西方或者日本的艺术品，毫无疑问，他们的这种身世遭遇到了拍场上转化成了部分中国买家今天的热情。

　　青铜器一直是中国文人追捧的对象，在二战期间，西方学者也对青铜器有了极大的兴趣，这也自然使得大量青铜器流失海外。但是中国的鉴赏家们/学者一直不赞成青铜器的收藏，因为青铜器的收藏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盗墓等行为发生。但是这种态度近几年在台湾，香港率先有所变化，大陆的买家也跟随着这个潮流。越是流散在西方的文物，越是激起中国藏家将其‘赎’回国的愿望。

　　第一个让人吃惊的案例就是一件公元前12世纪的商代青铜器(鼎)，在苏富比上拍的，从4万-6万美元的估价，被中国藏家一路抬至27.85万美元。另外一件公元前11世纪的青铜器，品相也并不是很好，估价在2万-3万美元，却最终以17.05万美元成交。这样的故事被重复了太多次了。中国的买家像‘信徒’式的在收集文物而非收藏了。

　　“疯狂的购买”并不局限于古代青铜器。一件估价在1万-1.5万的黄色玻璃器皿终以15.85万成交。一个“乾隆”的款识，就意味着它出身宫廷。但是拍卖行在开始时却没有意识到中国藏家对于“一切宫廷之物”的迷恋。这种迷恋或许是出自个人身价的追寻(拥有皇家的东西也能显示自己的高身价)，也许来自爱国主义。

　　3月22日，一直以来对于‘品相有缺陷’的偏见得到了颠覆，一件朱红漆器衣柜，内有嘉靖年款识，板面有些损伤。最初的估价0.8-1.2万美元，一度流拍，但是这次的拍卖中却以15.85万美元的高价成交。

　　在3月23日苏富比的拍卖，揭示了现在强劲的中国市场的另一面。这天的拍卖以宋代瓷器开场，这是一批精美且出处明确的藏品。最值得人注意的一件藏品，从3万-5万美元的估价，一路涨至12.25万美元。日本流传的意见稀有的宋代瓷器让所有的藏家都没了抵抗力，定窑暗刻牡丹纹瓶，最终这件11世纪的精美瓷器以86.65万美元成交(高于估价)。

　　另外一件举世无双的宋瓷是一件暗刻牡丹黑褐釉的梅瓶。但是这件瓷器似乎只是日本藏家所钟爱，并不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西方审美一直比较推崇宋瓷，但是宋瓷在眼下中国的收藏并不如其它门类火)。这件瓷器最终成交价为50.65万美元(买家并非中国人)。但是蓝紫色窑变的钧窑却受中国买家的追捧。何以钧窑受追捧呢?学者们目前认为这种钧瓷，这些钧瓷的底面都印有数字，可能是专门为宫廷所定制的，这种带有数字的钧瓷在台北故宫和北京故宫都有类似藏品。苏富比成功的征集到了这样一件藏品，这件藏品原属Vivian Bulkeley-Johnson船长，他可能参与了英法联军对清皇宫的洗劫。

　　这件钧瓷在2003年11月12日，以13.03万美元从苏富比卖出，现在它的估价是20-30万美元，中国买家的‘愤怒’直接将其推至221万美元成交。同场，一件元代的青瓷杯及盏托仅以1.18万美元成交。这件器物造型技法都十分罕见，可以说是整个专场最为稀有的一件拍品了。十分大的反差是，同场拍卖中同时期的另一件青瓷，出自 Alfred Clark夫妇旧藏，却以50.65万美元成交。

由此可见，“艺术”大概是中国买家在购买“艺术品”时，最后考虑的一件事情了。事实清晰如下：中国买家的“疯狂”与“热爱艺术毫无关系”。
疯狂还在继续：一对18世纪的白玉碗在苏富比上拍，估价为2-3万美元，最终以19.45万美元成交。拍场上，十件拍品过后，中国买家似乎都杀红了眼。一件白玉仿商代青铜器的玉雕，上有乾隆御题诗。这件东西看起来很是拙劣，也看不出任何岁月的痕迹。苏富比的专家却给了7万-9万的估价，在我看来已经很高了，但是中国疯狂的买家最终却以165万美元将其购得。

　　另外一个“过度的”“奢侈的”的例子也发生在这个专场拍卖中，一对17世纪黄花梨的椅子，既不是很稀有也无特殊款识，是一位美国藏家从香港购得的。估价在20-30万，但却不可思议的达到了277万美元。

　　一件十分普通的黄花梨的柜子，带一些黄铜配件，以6.25万美元成交。一件近代的景泰蓝花瓶拍得2.5万美元。一对19世纪末的景泰蓝花瓶也以6.58万美元成交。

　　远不止这些，你会发现任何中国艺术品只要与历史有关联，不论其本身是多么缺乏创造力，都能够激起拍场中中国人的激情。一幅十九世纪晚期描述平舆战争的宫廷画。这段战争史显然有效的阻止了这幅画作陷于平庸，最终以超其最高估价198万美元成交。

　　疯狂的拍卖在今年纽约苏富比春拍的瓷器中变得越发猖狂，一件民国粉彩瓷器6000-8000的估价，居然以131万美元成交。更夸张的是，一件被苏富比定义为类属民国的普通的粉彩瓶并且有着明显的伤痕，从800-1200美元的估价，竟一路飙升到了1800万美元。所有人瞠目的同时，我感觉中国人拍卖似乎像是在做一种任务，不管好的坏的，古代的近代的，只要是流落他国的就一定要买回。

　　这种不可理喻的购买已经触及到了中国艺术品的任何一个门类：青铜器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追捧，即便是在近几年流失的，中国买家也不放过。一件1998年流至香港的西周青铜器，以其三倍的估价33.8万美元成交。　在苏富比每年上拍的时候都会有一些不注明时代的藏品，一件红木的鸟笼，据悉是1974-1975年时美国藏家从上海购得的，此次拍得了8.05万美元(11倍其估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