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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起点
我的父亲厐薰琹曾自述：“我从很小就喜欢色彩……”，“色彩与我的关系，我认为不仅仅是爱好问题，它和人类的感情有着牵连，它使我这样一个孩子，进入了如醉如梦的‘美’的境界”。
1925年当他19岁时，已经走在巴黎的鹅卵石马路上，奔忙于观看博览会与博物馆。当时他是何等的兴奋!他感到幸运，来到巴黎没有语言障碍，因为他在上海那所课堂上只许讲法语的震旦大学已经就读了4年。当时，尽管赴巴黎之前，他曾学过一些画，请教于当时在上海的俄国画家，但毕竟处于启蒙阶段，还没有成熟，更没有定型。年轻的他没有任何偏见地来到当时世界美术的中心--巴黎。正值12年举行一次的大型博览会开幕，他曾不无感慨的回忆：“我是在中国的一个县城里长大的，后来虽然在上海呆了4年，这4年是在天主教办的学校里度过的，等于修道院的生活，从来没有见过繁华世界，一走进博览会的展览馆，眼都花了，不知往哪里看好……。”
那时的巴黎云集着各国著名的画家，毕加索、勃拉克(Braque)、德芳内(Delaunay)、毕卡比亚(Picabia)、莱歇(Leger)、恩思特(Ernst)、阿普(Arp)、尤特里罗(Utrillo)、凡·东根(Van Dongen)、等都是40岁上下的画家。米罗(Miro)是更年轻的画家，正在探求从具象到抽象.抽象画、达达主义已经兴起，巴黎的画坛活跃异常。今日许多大师当时尚未蜚声画坛。如杜布菲(Dubuffet)那时还没有投入绘画的行列。刚去世不久的画家莫迪格利阿尼(Modig Liani)因年轻尚无名气，他画的一张相当不错的油画女人体长久 放在我父亲在巴黎租赁的画室之中，画商标价1000法郎无人问津。但是无数来自不同国家的画家以及法国的无数画家都在巴黎奋斗，许多画家居住在蒙巴那斯(Montparnasse)，经常在画画之余聚在蒙巴那斯的几个著名的咖啡馆中，例如古堡尔、杜姆、以及霍东德(又按英音译劳东特)咖啡馆。毕加索、凡·东根、尤特里罗等就常常去古堡尔咖啡厅。许多画家聚在咖啡厅以调节作画的神经，同时更重要的是在咖啡厅探求、争论各种各样的艺术问题、艺术主张。不仅画家聚在这里，“雕塑家、文学家、诗人、文艺评论家、记者、还有交际花，例如‘琪琪’等等”，都经常来到这里。父亲当时就在蒙巴那斯著名的格杭邵米欧赫学习。
(La Grande Chaumiere)，又译格朗·歇米欧尔，这也是著名的雕塑家布代尔(Bourdelle)的教学工作室。他当时总是坐在第一排靠近火炉的那个矮凳上学画，也就是图上第一排靠边的那位穿棕色衣服的男士所坐的位置。由于他每天都要去蒙巴那斯，经常去咖啡厅，结识了不少法国、德国的各界朋友。当时，他曾画了一张150厘米左右的油画，画的就是古堡尔咖啡厅中的画家、艺术家的活动，很真实地反映了那时咖啡厅生活的一个瞬间。他把自己画在后面站立的人群之中，这张画色彩深沉，用笔奔放。可惜毁于十年浩劫之中。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家中几乎全部物品都弃之不顾了，唯有父母分别在法国、日本以及30年代的一批画，千辛万苦带在身边，一直完好保存至50年代。今日回顾上述的一段历史，可以看到年轻的厐薰琹有幸在一个很高的起点，最好的艺术环境中开始探求绘画，他没有艺术的偏见，广泛的、多方面的汲取艺术营养，艺术的兴趣极广。他曾说：“我在卢浮宫安格尔画的《泉》前面足足呆了4小时。”五年巴黎的生活，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探讨，造就了他不断思变、不断创造 、不甘停顿的艺术灵魂，以及对色彩的敏感和执着的追求。
但毕竟他到巴黎时仅仅19岁，虽然五年之后，他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在巴黎继续画下去从而逐渐成熟起来，当时的画廊要他留在巴黎，每月2000法郎的生活费，他可以无忧无虑，只需要去画画，专心地画画。直至今日留学生在巴黎，也不过2000多法郎的生活费，物价是年年上涨，而不是下降，可以想见，在半个多世纪之前，2000法郎的价值。当时巴黎是世界美术的中心，正在德国兴起的包豪斯，他虽往来于巴黎及德国之间，但是，厐薰琹觉得自己最大的不足是不了解中国悠久的艺术传统，不了解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他决心返回祖国，潜心研究中国自己的文化艺术，然后再起飞。作为一个中国画家，不谙熟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总是一件永远的遗憾。为此，他毅然的返回正处在苦难中的中国。
苦难的决澜社
从急剧变化的艺术旋涡巴黎回到上海 ，当然会痛感画坛一潭死水般的寂静。父亲与几位从巴黎及东京返国的血气方刚的青年画家以及在上海的几位画家组成了：“决澜社”。我的母亲丘堤则是在日本学习油画，归国不久，是当时参加决澜社的唯一女性。她对日本的侵略深恶痛绝，甚至不愿提及曾在日本留学。他们爱艺术、爱中国，为艺术穷困，为艺术献身。急切、焦虑的心情希望中国的艺坛迅速掀起一阵狂飙，无愧往古的璀灿文化，无愧世界艺术之林。他们可贵的热忱无可指责。面对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以及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他们具有高涨的抗日热情，绝不甘心做亡国奴。可惜30年代的一批油画没能保存至今。“七·七”事变后匆匆离开北平，整个家原封不动的丢下了。画室中许多大幅油画无法携带，许多画也没时间整理就全部抛下，只是匆匆带了一卷来得及收拾的20来幅画，其中有一半是在巴黎画的油画。然而，至今只留下一张老人肖像。我记得其中还有用刮刀画的自画像，表现巴黎蒙巴那斯生活的几幅画以及几幅风格怪诞的油画，其中有一幅人体受马蒂斯影响很深，这幅油画他从来不给人们看，幼年的我不明白，总想把这张画也展现在客人面前，他却对我说：“小孩子，不要瞎动!”我反问：“这张画多好，怎么了？”他说：“这不是我的。”“这不是你画的？那你原来告诉我是你画的。”“你太小，不懂。”当时的我实在是不明白。这短短的对话说明他是多么强烈的反对抄袭模仿他人，而要努力探寻、创造属于自己风格而又不同他人的绘画。我记得那一卷画中还有30年代的油画，例如《路》，这张画有些类似《人生的哑謎》、《如此巴黎》的画风，又有很大不同。画中有猪头状的人，好似军阀，又似侵略者，偑有军肩章；有许多其他怪诞的人形，代表着社会上各种压榨盘剥百姓的恶势力；有官僚贪官污吏，有刽子手等等；也有人民的反抗与觉醒，利用蒙太奇手法，有机的交错重叠，错综复杂中有条弯弯曲曲的路，远处是胜利的希望。《路》、《地之子》、《无题》以及其它一些画都表现了人民的苦难。但他用画笔控诉与反抗的同时，从来没有失去最后胜利的希望。《无题》画于1934年至1935年，参加决澜社第四次美展。画面的右方出现一个巨大的压榨机的剖面，有三个手指压在上面，代表了帝国主义、反动势力以及封建势力；左方一个愁容满面的农妇，代表苦难的中国人民以及落后贫困的中国农业；左侧的机器人象征资本主义的发达工业。压榨机汲干了百姓的血汗；在画的左上方遥远的天际突然出现了芭蕾舞，似乎是可望而不可及，又似乎是有望而非完全无望。《地之子》则是参加了第三次决澜社画展。这张画曾遭到恐吓，当局扬言将进行逮捕，并且不许在报刊上发表。可见，决澜社既研究艺术，倡导创新，又以极大的热忱关注被侵略的中国人民的命运。
回顾世界美术的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巴黎很快重新成为世界美术的中心，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在巴黎的外国画家不必服兵役。如毕加索等画家一直在巴黎坚持绘画艺术。第一次大战结束，很多画家重返巴黎，使得20年代的巴黎艺术十分活跃。而在第二次大战中，恰恰是康丁斯基以及其他著名的达达派画家被法西斯头子希特勒斥为颓废分子，驱逐出德国。自1930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这段时期，在巴黎及欧美的现代艺术画坛涌现了许多有成就的画家。
如果说决澜社的不足，就是我父亲以及其他各位画家没有看到中国当时政治经济是何等落后，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没有料到抗日战争持续八年之久，没有料到他们当时的生活如此之艰难困苦，根本没有再画油画的可能。我记得当时父亲从巴黎带回来的一件黑呢大衣，不知多少次送进当铺，等到薪水发下来时再去赎回来。他1930年从巴黎返回上海时，绝没有料到不久之后，竟然不得不放下油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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