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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厐薰琹于1985年3月18日去世。像他这样的中国第一代留学于巴黎的艺术家，在世的越来越少了。可惜的是，中国（海内外）年轻的艺术家，知道他的实在不多，但真正研究学问者，是知道的。
可以说是一种悲剧：20世纪以来的中国艺术家之作品，特别是西洋画作品，没有一个正宗的艺术博物馆去系统收藏陈列。
难道中国20世纪没有文化？不是的。许多艺术家的作品放在床底下或堆在厨房。日久年长，变成了没有用又不值钱的东西，简直成了累赘，但又是死都不肯扔的“垃圾”。父亲一生的作品，留下的约300幅，香港友人收藏10几幅。家父早年间订做了3个铁筒，把自己的作品卷放在筒内。大约抗战胜利之后在上海开过个人画展。以后近40年，这些作品都放在床底下，直到离世前两年才又举办个人画展。一个老画家，因为种种原因和不幸，30多年没有举办过一次画展，实在是可怜。这在世界上也算罕见。最可惜的是，父亲在巴黎画的几幅油画，我记得有一巨幅油画，是画巴黎的艺术家酒吧，左上角远处是他自己，这幅画好极了。另有一幅带黑礼帽的自画像。此外还有一幅是从法国回来，抗战时期画的，表现正在逃难、苦闷的知识分子，坐在地上的那位女人，是我的母亲（丘堤），画面有他自己，有孩子。印象中还有一幅巨幅油画，是农民和死去的妻子。这些作品很有代表性，水准很高，极有价值。
1966年后在大陆销毁的，还有一幅大半身自画像，红色调，是一幅佳作。家父自己解释，当年法国新制成一种透明可塑性油画颜色，他用刀画了这幅自画像。1966年这幅作品交到学院，被学生偷走，至今下落不明。此外有坐藤椅的人体等等油画作品，亦一一消失。今日剩下的是当年深藏在床底下的3个铁筒之中的作品。
20世纪还有23年就要过去了，至今还没有一本中国人自己写的中国近代美术史。但许多值得载入史册的艺术家已经去世了，许多应该珍藏的作品已经化为灰烬。倒是英国学者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先生首先著作出版了中国艺术史，中文版由台湾出版。
苏立文先生是我父亲的好友，1942年至1945年间苏立文先生作为英国文化协会之成员在成都，差不多每星期都到我家来数次，同家父探讨中国历史和艺术。记得六、七岁的我，常常提着母亲做好的菜，送给苏立文夫妇。几十年来，唯有苏立文先生念念不忘父亲的作品。抗战期间，家父画了一本装饰图案集，这本原稿苏立文先生带到了英国，大约1980年前后，苏立文先生总算找到了我父亲，此本原稿30多年完整无缺，还到了家父手中。后来出版了一本印刷很差的小册子，即使如此，父亲也很高兴，题了字，遥遥寄给我。
回想父亲对我的培养和教育，是从来不说教。看我的作品，总是尽在不言中，此时无声胜有声，如对我的画，反应毫无表情，不说话，肯定是觉得不怎么样。如果说：“这幅还可以！”大概算是相当好。1959年我的一幅较大型油画创作“工地洗衣组”展出时，白发苍苍的父亲，亲自去看过三四次。后来他告知我：“别人都说你的作品是展览会上最好的。”这是他唯一一次对我赞扬最多的表示。有一次我画了两幅静物花，给父亲看过几次，没有任何表示，但是后来有位外国朋友来家作客，他才兴高采烈把这两幅画给朋友看。之后告知我：“别人说你画得很好”。家父从来对我的画不去肯定好与坏。我反而从他的朋友处得知，背后他却很赞我的画。当我决定定居香港同父亲分手前夕（这也是最后的交谈），家父说：“你多画自己的东西，就是你那个特有的灰调子，几笔成画，一个展览会最多50幅，一定会成功的。”这是他给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具体的指导。
我自小以来，画画的条件都很好，但父母从来未教过。他们的一致主张是：对孩子不能教，要自由地发挥个人的天才。因为此种原因，我被迫自幼养成看大师画册而独立思考的习惯，是好是坏要自己鉴定。所以到了大学，我从不听美术史老师的话。好坏自在心中。
我感谢我的父母给我的是无说教之教，尊重我自幼的作品，增加我的信心。他们教我的是艺术家、音乐家的生平故事，是听音乐和看作品，而道路和自立是我自己的事。为了怀念我死去的父母，借此机会纪念他们。
（作者：厐均 厐薰琹之子，著名油画家，台湾艺术大学教授，常熟美术馆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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