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人物画，由于直接受西方写实素描的影响，长期以来，一直以真实地再现性地“反映”现实为人物画的最高标准，而这种片面求取表面形似的创作观念导致了一批缺乏情感的图示性、说教性、趣味苍白干瘪的作品行世，而且以其东西方审美在体系上的重大差异造成当代中国画人物画表层形式与潜在精神上的严重冲突。因此，冯远认为，人物画也必须遵循中国传统意象精神，必须“超越形象之外去表现人的情感、气质、意志、在艺术处理手段上放弃纯客观的摹拟再现，而直追作者主观意绪和对象内在生命意象的显现”。由此出发，冯远主张人物画应当在原型与艺术家的主观气质、审美趣味上进行主观的“艺术整合”，即“对不同客观素材进行不同的主观改造，即从对象外部或内部的各种关系、逻辑、形态、结构之中，抽取那些带普遍意义又富于个性色彩的特征，集中综合再造、浓缩甚至夸张、变形的强化处理”。当然，这一切应当是建立在具有较强再现能力基础上的一种超越。

       在这里冯远提出了一个对中国画来说极为重要的问题，即如何从本质上从思维方式上，把握并保持中国艺术的神髓，而对于受到西方艺术思潮强烈冲击的人物画这个领域，冯远的思考显然较之那种素描加笔墨、造型加水墨加皴擦一类较为皮毛的做法更具内在深刻性。如果说，冯远80年代初期一批历史画在较为写实的画风基础上已采用浓墨重笔及堆积式结构去处理沉重的历史场面的话，那么90年代的历史画则已在平面、虚拟乃至抽象的形象分割及组合之中，形成了颇为鲜明的超现实感，并由此而形成强烈的情感氛围。在《秦嬴政称帝庆典图》中，那《历代帝王图》似的已成“符号”般又经过夸张强化的秦始皇，那整齐的按照官阶大小依次几何形排列的文武队列，衬托着秦皇硕大的身形，凸显出封建帝王的气度，那满幅飞动的瑞云与群鹤，各种礼仪的装饰与抽象概括，构成的是另一种超现实的神话般的效果。艺术之美在与现实的距离中产生，情感符号的表现则正是这种融会着主观而有别于客观的意象的创造。如果说，这种主观再造的意象性手法在本应更为严谨、真实而整饬的历史画中尚可广泛应用，而在其他类型的人物画上，这种手法就可以运用得更为普遍更为自由，主观再造的成分可以更加突出。而这或许是冯远的人物画区别于他人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

       一个一生死守某法的画家很难说是有真正的才气的。以“我用我法”而闻名的石涛晚年尚且不满于因袭旧制之“我法”，以为“意动则情生，情生则力举，力举则废而为制度文章，其实不过本来之一悟”。石涛之为古画史中面目最多的画家，不就因为于不多变化的主观感“悟”么？执著于传统意向精神的冯远以其对客观世界的评价性心理反映的情感态度对客观世界以感受、颖悟、抽象、概括、变形及种种主题处理，而变幻出复杂多变的人物画技法。冯远以凝重厚实的用笔去表现产业工人的形象，以灵动潇洒变化复杂的笔墨去画轻松的仕女、渔夫。他以夸张的造型、稚气的笔法和鲜明的色彩去描绘浪漫、愉快的童趣世界。他以浓黑的大面积画面与同样大面积的白色画面的对比，在粗犷的造型中渲染出诸如《禁忌》、《辛弃疾》一类史诗般的冲突，又在飞动、跳跃、短促、急速的笔线与墨块中传达《广陵散》的悲愤与激越。而有的人物与画面形象，则又紧紧是笔情墨趣的形式依托而已……这位自觉地运用意象造型的人物画家以自己丰富多彩的技法手段去自由地处理绘画形象，准确地表达彼时彼地自己的主观体悟，使其人物画的表现达到穷极变化的自由境界。事实上，冯远人物画表现法的多样化正是画家主观世界无限丰富性的表现，而主观世界的丰富性又给人物画全方位的探索创新开创了一个广阔的天地。（作者：林木  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第十一届全国美展评委，四川大学教授、四川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美术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