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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历史和历史的人——评冯远的人物画

发布时间:2012年05月21日 16:20 | 进入美术论坛 | 来源:CNTV | 手机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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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远画了许多历史上的人物,也画了不少现实生活中的人物,这些形象的共同点是紧紧依附于他们所处的时代。他在描绘人的容貌和表情、塑造人的性格的基础上再迈进一步,探求其时代的文化情味、文化氛围,通过个体或群体形象,表现特定的时代精神,重构早已失落的历史画面。

       冯远笔下的中国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显示着一种深宏博大的气度,它反映了画家创作时代的民族心理气候。在历经劫难的中国文人心目中,对历史的反思加深了往昔辉煌的怀念;而画家身历当代文化的贫瘠,更使他在内心深处感悟文学经典在建构民族文化心理方面不可或缺的感召力。20世纪80-90年代,中国文化界在反思历史的基础上设定的追寻民族文化本源的课题,是冯远这批作品的创作动力。如果说“复活”先秦历史和文化,主要依靠艺术想象的话,对近现代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创作,更多地要依靠对现实的历史延展,那往往是一种追本溯源的激动。创作于1982年的三联画《英雄交响曲》意在回顾和吟诵中国近百年可歌可泣的历史,他把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知名人物与普通民众组织到不同的历史空间,在绘画处理上较多地借助明暗、色调构成无限深远而又可以感触的时空映照,并产生超验的精神氛围。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历史进程中付出最多而获得最少的那些“无名英雄”即亿万普通民众,给予最大的关注。正如一位欧洲哲学家所说:“那些被遗忘的无名的个人生活,他们的哀乐,他们的苦难与死亡,这些才是历代人类经验的真正内容(卡尔·波尔《历史有意义吗? 》)”。冯远这一时期的作品与这样的历史观念是相通的,正是这些无名人物推动并支撑了百年历史,也支撑了画家所构筑的历史场面。《保卫黄河》(组画三幅——《百年家国耻》、《义勇军进行曲》、《北定中原日》,1984)、《星火》(土地革命时期的革命农民,1991)是这一思路的进一步展开,他把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弱者与奋起抗争以自救的黎民苍生放到画面的中心,而见证他们的哀乐,他们的苦难与死亡的土地则与他的文化内涵和洒脱的感情境界为特色。他是对描绘山岳、草木一直具有兴趣的画家,在这些画幅上人物与他们的环境从精神上相得益彰。与近现代社会政治风浪中的人物相比,在塑造古典文学、古典美术相关的形象时,他动用了更多的山水、花鸟画的形式资源。中国古典审美理想,是与自然环境密不可分的,如果剔除了古代诗文中的日月云霞、山川草木意象,那些文学经典将不成其为经典。冯远深得此中奥秘,认识到“山水之美与哀乐之情相交织,自然美的发见与士大夫文人个体精神觉醒相关联”(冯远《从生命意识到审美知觉》)。他的这些人物画,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人物与山水、花卉的综合形式。例如面对“乱石穿空,惊涛拍岸”的苏轼;在“芳草斜晖,水远烟微”之际独坐的欧阳修;在豆棚瓜架边的月光下记写传奇故事的蒲松龄,以及杜甫诗意、李清照词意(2005)、元曲画意、诗经画意、宋人词意、古人诗意(《节令》2003)等作品。

       这些作品中的山水草木不但是人物生活的环境与道具,更是人物品格、心灵、气质的映照和投射。环境衬景的成功经营,对于作品的意境发挥了重要的烘托作用。

       除了那些搏击近现代历史浪潮,把握中国社会走向的人物之外,文学艺术方面的人物,也是冯远描绘的对象。魏晋名流(《竹林七贤》2002)、宋代诗人欧阳修、苏轼、清代文学家蒲松龄,以及鲁迅笔下的人物(《故乡》1982),现代中国画家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潘天寿(《画坛四杰》1993)……这些人物对于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中国观众来说,蕴含着许多足以引发审美之外的感情联想的文化因素,所以并不是可以信手挥毫的题材。冯远所创作的这方面作品,以丰厚对那些社会转型期应运而生的人物与古老的文化传统作对比性的关照。有读者对画上人物与题诗的关系感到疑惑不解,因为画面人物与诗词境界完全不同。我们应该注意到,画家对组画题跋的处理与传统书画中的题跋立意完全不同,它使我们感受到中国文化正在经历的裂变。古雅的诗句与时尚的人物竟然出自同一文化根系,这使观众触目惊心。而两者之间的格格不入,不也表现了文化传统与社会情境裂变的疑虑与茫然?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他的《虚拟都市病症系列》,在这组画上,每一个表情诡异的头像边上,都题写了他们的病态名称,如娇宠、诞妄、贪婪、伪善、奸诈……画家所要表现的“虚拟都市病症”,实际上是对现实存在的伦理问题的概括。但它不是普遍性的社会病症,而是流行于都市特定阶层的精神病症;另一方面,那不只是现代问题,而且是贯穿人类诸社会形态的历史问题。

       在当代卓然成家的中国画家中,冯远在艺术气质上显得较为沉着,他对许多名家乐于谈论的”玄深博大”的语言形式旨趣,一直保持清醒的克制。他一方面看到“真正代表现代中国艺术精神的已不再是山水、花鸟,而是人,是大写的‘现代人’”。另一方面,他冷静地觉察到当代人物画的发展,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物质形式因素不断获得超拔,而作品中的人物和艺术家的精神因素却不断迷失”。他的清醒还表现在对复古的“虚静空灵”,对时尚的“大脑思维阻断”以及对一切模仿的艺术持有同样的批评态度。这使他在历史思考与现实观照之间,保持着情感和精神上的平衡。

       伯特兰·罗素认为历史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它最平凡的意义在于让人们弄清历史事实,但它不应该排斥“细致的描绘”,不应该轻视个人激情,不应该忽略个人在事件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他说:“如果历史为了颂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者任何其他这类集合的统一体而忽视个人的价值,那是危险的”。我们从冯远的创作中感受到同样的思路,他通过个人在历史活动中的“细节”与“激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看和思考的平台。他在探讨中国人物画创作时,曾概括其追求为“‘人’的艺术和‘艺术’的人”。他的人物画作品集,给当代读者展开了中国人文化和精神发展历史的图卷,他的人物画艺术是有关历史的艺术。而他所塑造的古代文人、近现代革命家到当代城乡青年,正是中国人的形象的历史。(作者:水天中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油画学会常务理事,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著名艺术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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