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全球金融危机波及，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在经历了2008年春拍以来的持续低迷后，终于在2010年有所回暖。全球艺术市场交易权威网站Artprice发布的2009年至2010年10月数据统计显示：中国当代艺术这一年度市场拍卖额为1.78亿美元，超过英国的1.57亿美元，紧随美国的2.85亿美元之后，排名第二位，足以证明中国当代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复苏速度明显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

市场回暖的综合因素

中国当代艺术品在拍卖市场、画廊市场和各个博览会上的销售都呈上升趋势。其中以拍卖市场上的行情表现最为突出。香港佳士得2010年近现代油画和当代艺术的成交额达到了10.35亿港元，比2009年相同版块的成交额6.72亿港元增幅54%；香港苏富比2010年油画当代成交额是7.09亿港元，比去年增长了53%。但是两家拍卖行的2010年拍卖成交额都未能超过金融危急爆发之前的2007年。只有北京保利2010年相同版块的成交额达到7.82亿元，与2009年的3.66亿元相比增幅达113%，而且高于2007年的7.37亿元的年成交额。国内拍卖公司的另外两强——北京匡时和中国嘉德油画和当代艺术品版块的成绩也明显优于2009年，但与2007年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

因此，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旭直言他领衔的这家公司是中国当代艺术市场这两年最有力的支撑，也不无道理。保利拍卖强大的企业背景、雄厚的经济实力(预先支付尤伦斯1,000万欧元的拍品保证金)以及他领衔的保利拍卖征集团队雷厉风行的行事作风，正是保利拍卖争取能征集到像尤伦斯这样的海外大藏家收藏的重要砝码。赵旭认为，尤伦斯只是中国当代艺术品市场重新受到关注的“一枚信号弹”，归根到底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推动在起作用。金融危机时期游离出股票和地产市场的热钱进入艺术品市场、全方位媒体的普遍关注等等都是重要的因素。Artprice创始人及董事长蒂里·艾尔曼(Thierry Ehrmann)认为，新富阶层顺应社会认知，借由艺术品收藏进入上层社会的所谓“凡勃伦效应(Vebleneffect)”(托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Veblen)的理论：消费者对一种商品的需求程度，因其标价较高而不是较低而增加，商品价格定得越高越能畅销，反映了人们进行挥霍性消费的心理愿望) 也是造成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增幅大涨的原因。同时，他强调，一个国家当代艺术品交易市场份额的增加并不等同于这个国家当代艺术的销售情况。例如印度艺术受到世界关注，但它并不是世界艺术品交易中心；俄罗斯也不是，但俄国富豪却满世界购买高昂的艺术品。只是这一点目前在中国是一个例外，2010年，没有一件西方艺术家的作品出现在中国拍卖前150位的名单中。如果中国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艺术中心，它必须出售更多外国艺术品。

藏家构成的巨大变化

艾尔曼的说法是进一步的远虑，就眼前来说，中国当代艺术品市场的火爆现象已经让参与者顾不了这么多。据权威数字统计，中国的亿万富翁正在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到2014年，除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亿万富翁数量只占到全球的16%。而这部分中国富豪处于爱国之心或者文化相通等原因，都普遍青睐中国当代艺术。印尼藏家余德耀、上海藏家刘益谦、王薇夫妇等算是媒体曝光较多的当代艺术收藏家，除此之外还有数以千计的隐形富豪热衷于此。正如赵旭所说：“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价位相比国际市场来说相对较低，收藏家人群也逐年递增。2010年的藏家总数估计是2008年时候的10倍，2008年的中国艺术品市场还是一个行家市场，现在很多藏家我都不认识了。2009-2010年，一次性购买3000万元以上艺术品的超过200人，购买3,000万元以下的买家更是多达数千人。这些人几乎都是藏家，很少是炒家，金额过大的艺术品是很难出手的。在2009年之前如此大手笔的买家是不可奢求的，可能只有一两个。”有了实力如此雄厚的一批买家，自然需要有与其财力相匹配的拍品推出。赵旭介绍，保利这两年的拍品卖家构成也变化很大。以前高水准的作品都出自行家之手，现在好东西都在藏家的仓库里；过去征集的范围主要在国内，现在是全球到处跑，80%的拍品都来自国外，而且几乎没在拍卖市场出现过。国内有珍品在手的收藏家不超过10人，而且极少出售自己的收藏。2011年保利春拍的中国当代艺术版块主打的是尤伦斯和汉雅轩画廊收藏的专场。汉雅轩画廊的创办人张颂仁和尤伦斯一样，都是见证和推动了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重要人物，还是尤伦斯收藏的重要建立者之一。原定尤伦斯收藏专场的拍品是34件，在采访当天又追加了15件，预期会超过50件，其中曾梵志的画作《婚礼》、周春芽的《绿狗》，还有方力钧、余友涵等等著名画家的多件作品都将亮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