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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增先的大格局

发布时间:2012年08月28日 15:03 | 进入美术论坛 | 来源:央视网 | 手机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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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先生是一个有大影响、大格局的人物,所以我们在谈他的时候必须放在一个大的全局来看。单独来谈一个人,一个一般的画家的话可以不有关全局,方先生这个人是有关全局的,必须放在一个大的格局里面来看他的位置,然后再完善。方先生所代表的是我们浙派的文化,也就是我们南方以浙江为代表的文化,我们姑且用这个名字吧。这个派别起源于好几个老师,起码有五个老师:李震坚、周昌谷、宋忠元、顾生岳、方增先。方先生是其中年纪最小的一个,但他对这个画派的建树和构成以及他在艺术上的成就,恐怕是这个画派里成就最高的一个,影响最大的一个。如果要选一个作代表的话,那的确只有方先生能够代表,更何况幸存的两个先生是搞工笔画的,还有两位已过世,方先生理所当然成为代表。所以在谈到方增先先生的时候,实际上在谈到这样一个画派。

       怎么说这样一个大格局?我们要从20世纪中国画来看。我一直认为20世纪是中国画的重要时期,特别对人物画的发展来讲。对我来讲再过多少年来看也是如此。中国人物画在历史上有过辉煌的时期,但宋元明清之后中国人物画就走入一个低谷。

       中国画的再度发展和兴旺就在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清末任伯年之后形成了巨大的发展,巨大的变化,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个时期我们来梳理一下中国人物画的发展的话,我们可以大致地分类出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在引领着中国人物画的发展。

       一个是蒋兆和,就是徐蒋体系。它以中央美术学院为据点,以中央美院的教学为系统。它的最高成就就是蒋兆和和他的那个时期,就是抗战时期画的一批写生,老人、小孩、老太太啊等等相当精彩,相当深刻地记录下了我们民族的兴衰,充满了生命的印记,在艺术表现上也有很高的造诣。这样的题材以蒋兆和的画法,在我看来是很合适的,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第二个类型是黄胄。黄的特点是他以单个的画家的影响,他没有做过教育工作,也没有学院作他的后盾,就是以他自己的一种流派、一种画法影响了整个画坛。他自己成就很高,创作了非常多的作品。从最早的《洪荒风雪》,《马球图》到后来的《松鹰图》、《上学》。而他鲜明的特点,不像前面我们讲的蒋兆和那么深刻,他不是追求这个东西,这个和画家的性格有关系,和他的艺术学养有关系。他追求的是一种人物的蓬勃的生命活力。人物动作动态神情上都富有生机,是鲜活的,这是他把握得最好的。这是一个天才画家,他没有太多的理性和理论的探索,因为他不做老师。但他是一个感觉非常高的人,对传统的领悟,他也不是死板地临摹得很像,他好多地方都好像是无师自通,但他的画,因为他的大气、他的奔放、他的鲜活,影响整个画坛。以他为首,下面很多徒子徒孙学他的。包括我们在内,我们都学他的。

       第三个就是我们浙江的,以方先生为代表的所谓的浙派画。这是以浙江美院的教学为基础,是一个教学系统,所以有较大的受众。它擅长于理性,有很多理论作支撑。我们作一比较的话就感觉到,这三种画派都要表现人物在画家心目中的准确性,同时都要讲究笔墨表现手法、表现手法的艺术性。概括而论,这三个画派都要表现。

       所以说,表现笔墨技巧和人物造型的关系,这三个流派,凡是人物画都要触及到,不可能不解决这些问题。尽管它们风格各异,流派不一样,要求不一样,但细微地对于这三个加以比较的话,徐蒋体系,他们在运用这个表现技法之外,更倾向于对人物精神的刻画,在他的思维中,人物的笔墨表达要全身心地刻画人物,他人物表达得很精神。如果我们把这二者单独分列开来的话,那么很明显哪个为主导。

       黄胄呢,他也是讲笔墨,也讲造型。但他这个笔墨造型都经过了他自己的性格的发酵了,混为一体了,分不开了。你不可以离开他的造型来学他的笔墨。没办法的,他笔墨里也没有那么多好研究,全身心地合二为一了。这就是可能和他天才画家有关系,他并不重视这种理性的,他从来不单独地去研究这东西。这是一个例子。

       再讲到浙江画派,它同样重视造型和笔墨,但它更重视水墨表达的学问,水墨表达的本身的文化属性,和它传承的深度。同样也处理造型,但它有更多的情感放在这里,放在水墨表达和传统的呼应里。所以我们加以细致分析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它们有共性,但它们之间有差异。我们这样讲了就明白每种流派在中国画发展史上的位置,它对历史发展所作的贡献,依稀地感觉到之间的差异和倾向性。

       20世纪三个流派之所以站得住脚,因为都有代表作品。黄胄的我已提到过了,方增先就不用讲了,更不用讲周昌谷先生的《两只小羔羊》。就方先生他单独来讲,从一开始的《粒粒皆辛苦》一直到《说红书》,后来的《母亲》。这些都是可圈可点的,强烈地代表浙江(画派)的艺术追求,又是值得称道的好作品。正因为有了这些好作品,我们说20世纪是值得我们骄傲的,有我们文化的高峰,可以和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较毫不逊色。不要一谈起来就怎么怎么地,我们有我们时代的精品,我们的精品和历史上的相比毫不逊色,有过之而无不及,绝对可以进入历史长廊中去,我们再退后200年来谈这些都要写进历史。人物之多,水平之高,造诣之深恐怕是前无古人的。这个时期是绝对不能被低估的,这为21世纪奠定了基础。

       那么我们在讲到以方增先先生为首的浙江画派在历史上的作用以后,我们再细化地来看方先生在这样的格局中做了什么。他的历史地位已经定了。我们浙江的人谈问题有些偏颇,过去尤其是,现在好点。不要把自己说得我就是中国画的权威,我就是中国画的代表。很多人现在还有这样的情形,似乎全部中国画就我们浙江是最好的。我觉得这样的看法是偏颇的,说明他没有站在更高的基点上看问题。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不是你一个人能够代表得了的,决不是。我上面讲到的三个流派也还只是个大的概念,一个浙江的画派不可能代表全国的。这说明我们无知、幼稚。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和其他画家,其他画派一起创造了历史。

       那么方先生在这里做了什么?他的历史地位已经定了,三分而其一吧,三足鼎立,共同创造了历史吧。方先生所做的,就是在这个系统当中,他是一个集大成者。从中国人物画的要素来谈,中国人物画的所有艺术要素,方先生都有涉猎,都有建树,都有论述。把方先生所有的学术见解、学术研讨概括起来的话,就可以贯穿浙派人物画,或者南方人物画的系统。这个系统相当完整,它的系统化完善化的程度高过于刚才我说的其他两个流派。黄胄他缺少理论系统,需要后人启发才成立。当然他不是教师,他自己也没有涉及到这些。蒋兆和的系统他也有它的基础练习,他有素描,也有水墨写生,似乎也是一个体系,但它的过渡当中有很多夹生,所以他的学生辈现在感到有很多尴尬。从他的素描转化过来再转到他的水墨,再转到他的创作,有些转化过程有些断层,就是不和顺。这需要他的学生辈好好衔接进去,好好拓展,补充上去。而我们浙江以方先生为代表的,他的转化是比较和顺的。方先生建立了一个结构素描的逻辑。他懂得也理解素描的重要性,不像有些人复古主义倾向很强烈的,硬要说素描是坏东西,中国画不能碰素描。碰素描就是欠传统。其实这是很短见的。但方先生不是,以方先生为代表的其他几位老师都是这样的,他们认为素描是好东西。在我看来,这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我们没有理由排斥它。方先生的办法就是把它拿来,经过消化。他解构素描当中的许多元素,突出了我们中国画中他所认为需要的元素,就是线结构,把它提炼出来。他淡化了或弱化了明暗体积块面这些元素,使得素描和中国画的衔接显得很和顺。他用这样的素描去画加上毛笔就变成中国画了。他不需要一个复杂的转换过程。所以只有浙派有这样一种基础练习,就是通过写生,把真正的生活转化成画面上的人,再转化成水墨,再转化成创作。这是一个非常和谐的过渡,我们这个和谐的过渡就成了一个体系。方先生在这里做了一个非常要紧的建构。这个素描不是个小问题,它是一种对素描在人类共同财富的意识文化的改造,把它吸纳到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而作的一次有效的尝试。而这种尝试不仅是我们已经取得的成果,它同样会去影响中国,它会给人家一个示范。我们并不希望蒋兆和的画派或者其他的画派都来学我们浙江画派,我们不需要讲我们就是天下最好的。我们已经成为一个系统,我们可以拿这样的成果来影响大家,做一个示范作用,你们不妨可以看看,来借鉴一下。我们这样走过来,我想这种示范作用其实是很要紧的。方先生所主导的结构素描,初步完成了这样一个系统。第二个就是方先生对水墨表现上的研究。他其实几十年来都在研究这个东西。如果前面这个结构素描阶段性的研究已经完成,那么后面这个东西直到现在他仍然还在研究。所以我发现他几乎是为了这个而生的,日夜考虑这个问题,你和他谈话没有其他内容好谈的。现在社会上的画家哪里是这样的?都在谈去哪里炒作,去哪里卖画,去哪里拍卖。方先生不是,方先生他对水墨表达的研究,是长时期的,精深度的。从他的《粒粒皆辛苦》到《艳阳天插图》开始,然后他的《说红书》一直到他的《母亲》再后来现在这个展览。方先生一直在探索。在这当中,他也走过不能说是弯路,也摇摆,左啊右啊,右啊左啊,走过去又回过来,回过来又往前走,他都在努力,崇尚厚朴,所以谈到这些问题他有许多许多经验。其实在我看来,浙江原来的画派艺术表现手段,在他《说红书》时期已经是完成了,到他的《母亲》,又是另外一个系统了。所以我在另外一篇文章里写道,《说红书》实际上是集浙派笔墨之大成。

       这里面都已经是完全了,全部在里面了,你要总结这段的笔墨就拿《说红书》出来分析就可以了,很全面的,这是一个系统。但是我还是要说,前面的那一段,一直到《说红书》,方先生完成第一个轮廓。就是中国人物画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到70年代的第一个轮廓。就浙派人物画一个圈已经画圆了。现在我们要做的是第二个圈,因为他第一个圈这样画,可以了。你照这样的画法就很圆满了。但历史的发展已经不满足了,其实方先生脑子里,总是感到不满意,这是肯定的。但方先生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人,思维很活跃的人,他想得很多,很容易接受新事物,这是他很大的优点,但有些时候这也会给他带来不当。当然学术研究不是一条直线的,我们不能指望一个人去完成历史上所有的重担,但方先生还在引领大家继续走第二个回合。这第二个回合是什么呢,就是把已经封闭了浙派的这个圈重新解开来,再把更多的东西充进去,使之更壮大,更充实,更具有表现力。说白了就要吸纳更多的更广泛的新的更多样的艺术素质进去,使我们的机体更壮大,更强壮。其实是这么个问题,包括我们接受东西南北方的影响,其实我刚讲的三个类型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你看过去北京的周思聪、卢沉都是蒋兆和的流派,他们原来学的都是蒋氏的那些东西,但他们对方先生特别钦佩,大量吸纳方先生的东西,不过他们的用笔都是像北方的,捏得很低,我们这里都捏得很高的,都是潘天寿的画派,都是学花鸟的。所以北方人也可以学南方的,同样像我就很喜欢北方的,很喜欢蒋兆和、黄胄的,我曾经有一度讲过我曾学黄胄学得很像很像。我觉得他们都有很精深很高的成就,都值得我们吸纳的。所以在我看来,浙派的人物画需要更多地充实,更多壮大,要有更大的表现力。我想方先生其实已意会到了,他有没有说,我不清楚,但他在画里面表现到了。他现在展览会上很多画都有很多心里东西进去,不仅他现在已说的和已做到的,都不是原来浙派里的东西。有些东西结合得好,有些东西也有点勉强。他也有个过程。回过头来看方先生离开浙江30年,如果方先生在浙江30年,浙江的局面不会是这样子的。方先生自己也会觉得遗憾,对他,对我们浙江都是巨大的损失。我觉得很可惜的。像方先生这样一代人,不会像现在一批人一样那么会炒作,那么地弄虚作假,他不会,他就是个搞学问的人。这样的学风,又是这样的一个老前辈在浙江的话会影响整个学风,浙江的成就还会高得多。他会团结更多的人一起来搞,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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