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兆和在上海_艺术台_中国网络电视台

父亲蒋兆和，1904年生，1986年逝世。1943年39岁时，创作了被称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创作的最富震撼力的艺术作品之一的《流民图》。从此，父亲的名字也与他的代表作《流民图》连在了一起。蒋兆和的青年时期经历了外来文化，经历了战争炮火，经历失业与贫穷，经历了先进的文化思潮，追述他的青年时代，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也许能帮助我们读懂他的作品。

父亲在1937年北平举办的首次个展上就把他“为人生而艺术”的理念表现得淋漓尽致。“当这画展在北平如春笋怒发的时候，于中国画绘的山青水绿佳人才子，及西洋画绘的女人大腿之外，忽然来了一位专绘大众生活的写实大家蒋兆和君。本来现在的中国，被帝国主义的压榨，国内一切均现畸形发展，四川河南陕西一带，已到了人吃人，人啃树皮草根时代，沿海各大都会，还在那里抱着女人跳舞，翘着腿儿听戏，一切的醉生梦死，麻木不仁，全被艺术术语麻醉得‘剽劫风雅’，‘自诩艺林’。难得有个蒋兆和君，能将民生痛苦，社会罪恶，用钢铁的笔力，深刻的笔意，将一切一切的暴露出来。”蒋兆和在北平的这段经历是大家较为熟知的，相比之下父亲早年在上海的那段生活却很少为人所知。事实上，父亲的艺术理想、思维方式，民族的忧患意识的萌芽早期在上海已经悄然形成。

父亲17岁那年离开家乡四川来到上海。当时他住在上海美专附近的一家小旅店里，和他住在一起的有几位美专的学生。父亲帮助他们修改素描作业，却没有钱报考上海美专。最后他凭借画炭像的本事在先施公司谋到了一份工作。父亲在《我和流民图》一文中说：“我先后在先施、新新和绮华公司工作了将近七年，或者也可以把它叫做“公司时期”吧。当时上海还没有门市商广告画，于是我就想出来画广告牌的办法，把它们陈列在公司门前，以招来顾客，效果颇好。接着又搞起橱窗美术设计，很获得该公司经理的赞许。二十年代，上海的三友实业社有叶浅予、季小波先生，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有张光宇、正宇兄弟和鲁少飞先生从事美术设计装帧工作，而画广告牌我算是一个开始者了。在先施呆了三年，经济境况开始有些好转，除了个人开销外，多少还可以寄些钱供养父亲和妹妹等。1926年新新百货公司开办，它的大股东是从先施公司去的，就把我聘请到那儿搞广告画和橱窗装帧设计，这样又在新公司工作了两年。……上海人对衣冠服饰是非常考究的，追求新颖时髦的式样，是为一代之社会风尚。我对此亦很有兴趣，就下功夫琢磨起时装设计，绮华商店是专门经营妇女服饰花边用品的公司，知悉我会服装设计，就延聘我去作设计人员，兼管橱窗，还有理发厅的布置。”

父亲在当时为谋生进入商业圈，也因为这些机会使他亲眼目睹了殖民侵入对民族工业、民族文化的影响与破坏。1927年23岁的蒋兆和在当时《妇女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机器刺绣的利弊”的一篇短文，文中用了极为简明、清晰的描述介绍了机器刺绣的生产原理，“机器刺绣为应用一种小刺绣机以代替手纫的工作。其机的式样如下图。绣线由B眼穿入C眼后，即可左手握机身，右手握机柄，频频绣作。其绣成者与手纫者不同。手韧者一线上下穿，线编於绣料之上；此则线仅下穿而夹於绣料布眼内，故无手纫者坚牢。所用之绣料，必以天鹅绒，纱罗，十字布等有粗眼者。若丝绸竹布等，则感受不便。线亦以毛绒十字线或德国绒线为佳。若用我国丝绒，粗度未能一致者，则又感不便。惟其工作极速，宜於作刺绣工艺品。”就是因为看到了机器刺绣相对于传统刺绣的优势，父亲才深感民族工业、民族文化所面临的困境，在文章的结尾他这样写道：“但因其工作速，而使通常之绣花市品，皆采用舶来原料；如十字布，德国鹅牌绒线等。手工业被其侵夺者，为数亦不少。故当今我国女子，不得不对之有相当的注意，研究机器刺绣之方，谋用国货原料，以增进妇女界之生产也。” 　

在上海的7、8年间父亲的处境逐年有所改善，在绮华公司时的薪金已达约五十块银洋一个月，这使父亲有富裕的时间和财力来进修自己所要学的业务。父亲的回忆录中清楚地记录下了当时的境况：“那时上海经常举办中外画家的美术展览会，外国书店亦经售各种世界美术名作的画册和图片，都为我提供了很好的观摩学习和独立研究的条件。当时我主要从事工艺装饰美术设计，所制图案画极多，人像则较少，最多通过自画肖像来练习表现技巧，同时开始作油画，完全是自学研习性质。我是没有进过美术学校的人，也没有经济条件去接受正规的美术训练，所以全靠自己的努力奋斗。在这点上可以使用社会是“生活的大学”这个字眼，我上的正是这样一所大学。”

1927年父亲在上海拜见了刚从欧洲回来的比他大10岁，已是著名画家、美术活动家的徐悲鸿，而后1929年又参加了全国第一届美术展览。这两件事给了父亲一次难得的机遇，使他从此离开了商业圈，进入了美术教育界。

父亲在徐悲鸿任教的在南京中央大学呆了两年后，仍回到在上海美专任教。此时，上海一?9?9二八凇沪抗战爆发，而当时的父亲正在前线指挥所为蔡廷楷将军和蒋光鼐将军画像。可以说是这是父亲第一次用绘画艺术投身抗日运动，也是父亲在上海时期的创作的重要作品。父亲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两幅画像被印成画片，广为宣传，创造了当时发行量最高的记录。

父亲在上海的十年是其青年时期的一种历练，从一开始从事商业设计到后来进入美术教育界，到真正的开始艺术创作，可以说父亲是在上海成长起来的。虽然1933年父亲在上海经历了失业、丧父、女友病逝这三大不幸，不过最终父亲也是在在上海有名的丝绸商人黄震之的帮助下度过了难关。在那期间，他为黄先生制作了一尊石膏塑像。或许这也是父亲大悟的过程，父亲万分地爱护这尊塑像，这尊塑像一直陪伴他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934年父亲把所有的作品留在上海只带着他的《黄震之》塑像悄悄地离开了。

父亲的作品再次在上海出现那已是1944年10年以后。1944年8月3日至10日，《流民图》以上海《申报》“蒋兆和画展助学”的名义，在上海静安寺路成都路口中国画苑内展出。当时的《申报》给予了《流民图》极高的评价：“笔者并不认识蒋先生，但相信，而且深信作者一定把自己作画的周围更扩展开去，一定能够替中国人民群众写出不仅可泣而是可歌的画面，一定为中国人民呐喊他们都所感到而未到来的呼声与动态，而成为中国伟大的名副其实的画家。”在上海的展出之后，父亲蒋兆和未能将《流民图》带回北平，因为《流民图》再度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注意，《流民图》被“变相没收”，从此失踪。直到1953年，蒋兆和的好友白蕉在上海发现了残存的半卷《流民图》。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后，北平《和平钟》杂志率先创刊，创刊号与第二期连续发表《流民图》。1946年3月《上海图画新闻》也发表《流民图》记者情感至深地说：“卢沟桥战事既起，造成历史上大西移时，那时我们在陪都便怀念着北方艺坛二大伟人齐白石老先生和蒋氏。”《上海图画新闻》同时发表蒋兆和的流民图后序，这是蒋兆和对当时在日伪统治的政治背景下不能讲出的对流民图的诠释：“更进而观沦陷区域之同胞，在绵延岁月之中，当敌人铁蹄之下，田园不保，庐舍为墟，少壮散之，四方老弱，转乎沟壑，奸淫掠夺，屠杀焚烧，其身受之惨戚情形，虽人间地狱，不足以喻其万一也。兆和疾首痛心，窃不自量，思欲以素楮百幅，秃管一枝，为我难胞描其境象，远师郑侠之遗笔，而作后流民图。”

总之，上海是父亲开始艺术创作的第一站，在上海的诸多特殊经历铸造了父亲独特的敏锐的艺术思维方式。同时在父亲坚持不懈的努力下，上海艺术界理论界也把最高的荣誉与评价给予了父亲。（作者：蒋代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