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中浩气笔底雄风——李铎及其书法艺术简论_艺术台

书法这门艺术太奇妙了。它是“道”，“肇于自然”（汉蔡邕语），却不取乎原本。“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书家创作的过程，是以毛笔的周流运转，浓淡枯湿变化，对非质实而虚灵的气的摹拟过程，亦即是深悟中国文化之道的过程。它因中国文化“气”的性质而具有高妙境界，在创造“囊括万殊，裁成一相”的抽象美时，具有多重美学性格。线条点画的曲直、刚柔、方圆，若隐若现地迹化着书家心灵情感的寄托。抒情写意的功能，又往往引发读者与书家心灵的碰撞与共鸣。书法至于如此吗？我们不妨走进湘人李铎先生的艺术世界，观照他半个多世纪寄情于墨海中气势恢宏的审美创造，探寻他与生命融为一体的艺术魅力。

与他的作品对话，你会感悟到“天人合一”这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意义的诠释。我们品其奇妙造的以“雄”为表征的点线篇章，很难不“神与物游”，产生种种审美意象：

以上喻，它如泰岱。雄伟磅礴，壮丽峻拔，且朴茂而古拙，郁郁苍苍，有王者风。

以水喻，它如黄河。雄浑苍茫，激越浩荡，恣肆汪洋，奔腾不息，浴月吞天。

以木喻，它如苍松。雄健劲挺，盘根错节，古藤垂绕，老而弥壮，栉风沐雨，英姿卓立。

以花喻，它如寒梅。老树著花，虬枝如龙，骨骼清靖，笑傲霜雪，高雅坚贞，清香远播。

以词喻，它如苏、辛。格调雄浑，英气勃发，境界宏大，分明是关西大汉执铜琶铁板，唱“大江东去……”。

清代刘熙载法眼精鉴，道出了书法的真谛：“高韵深情、坚质浩气，缺一不可以为书”（《书概》）。而这一切都依赖于“法”而存在，“法”是界定艺术书写与一般书写的唯一要素。李铎先生从书法的本体规定性出发，深明究其理、得其法后才能升华至气势、神采、风韵，达到高妙意境的道理。所以把备尽法度作为学书的第一追求。这也为他日后的艺术表现形成了最鲜明的美学特征。他显然不同于一些恃才傲物的后生们那样，以摧毁传统的革命与规范抗争，更不想与后现代的先锋派为伍。他视传统书法为正宗，数十年孜孜矻矻，以笔法、字法、章法、墨法等诸“法”入手临池，力求从古代丰富的宝库中讨源寻根，上下求索，悟得挥运之理，以夯实深厚的“法”的根基。这一阶段时间很长，他循规蹈矩地察精拟似，以平正立身。不妄谈仁笔为体，不求龙飞凤舞。亲近古人，更是锤炼毅力。

他书法学习的初始阶段，曾受过一代文豪郭沫若先生较深的影响。这本是无可厚非之事，而有人却少见多怪地对此乱发一番议论，我颇不以为然。事实上，同时代人因艺术追求相近，耳濡目染，转益多师者代不乏人。明代解缙在《书学传授》中曾详细列举历代书法传承者，上自汉代蔡邕，下至明季时贤，衣钵相传者凡六七十人。即使当代书界，近取某家书风者亦屡见不鲜。李铎先生以“古不乖时，今不同弊”为训，没有以郭氏书风为自己的艺术思维定势。心仪郭书的同时，更注意上溯古人，努力从历代碑帖中广征博取，化为己用。或二王、颜、柳，或苏、黄、米、蔡，或王铎、傅山、何绍基诸法家名流，或碟躞于秦篆汉碑，或钟情于六朝碑版，他一碑一贴地扒梳品鉴，不计寒暑而浸淫之，追慕之。他的师承中，碑帖结合，以碑为主。金石气与书卷气相融，以金石气为主。汉碑力劲而气厚，魏碑洞达而峻伟，各有攸宜。他将魏碑、汉隶冶为一炉，牵连引带出流便多变的行书。于是他艺术生命的构成中，既有北碑的沉雄峻宕之气，又有汉隶浑穆古拙之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苦心耕耘，在痴迷、苦闷、迷惘、喜悦的反复交织中，伴随着花开花落世事沧桑和戎马生涯的几多变化，他用汗水犁出了自己的那一片闪光的艺术天地，跻身于当代中国领袖群伦的书法大家之列。近、现代书坛，以行书写魏碑者，赵之谦、康有为、于右任等各领风骚。而将汉隶、魏碑融合后出以行书的“复合型”书家可谓寥寥无几，李铎推为翘楚，名符其实也。

气韵生动是中国艺术的根本精神。李铎书法在理通、法备的前提下，以气力充沛之笔创造了雄强壮伟的艺术境界，构成了他书法美的又一特征。气是包括书法在内的一切艺术的根本，韵则是一种蕴藉风态。气是无形的，可感会而难以言传。气以力使，力以气行，气为统领。气作为书家主观的审美心理构成，经过物态化的创作，笔墨的挥运，随情感心绪的排遣抒发，凝结成点画线条。清代包世臣强调说：“书之大局，以气为主。使转所以行气，气得则形体随之，无不如意，古人缄秘开矣”（《艺舟双楫》）。

笔法是书法的基本要素。笔力是点画线条赖以存在的基础，使表现线条性状特征的关键。汉字本无命可言，而书家之笔在力的作用下，将点画线条升华为筋、骨、血、肉、精神，合成为具有生命力的节奏和动律，成为妙趣横生耐人品赏的艺术，这种感人之处正是力感效应所在。远在1900多年前，蔡邕就从笔法的角度指出力在书法创作中的要妙：“藏头护尾，力在字中，下笔有力，肌肤之丽，故曰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惟笔软则奇怪生焉”（《九势》）。因此，那种剑拔弩张于外，使读者如感到书者摆臂摇肩，咬牙切齿般鼓努为力之作当属下乘。

李铎先生对气与力的作用，作过较深入的理性思考。他从“视觉感应”推理出“悟性之力”。通过对力的运动过程的考察，得出线的艺术化“可以载负人的精神与情感”的结论。从传授技法的训练中，总结为“将自然的力和人类固有的力，进行抽象与提炼，使之转化为艺术的力”（《力之刍议》）。他在创作《孙子兵法长卷》前，更对气作过具体地研究。他撰文说，“书写过程中，要贯彻一个‘气’字，写出气势、气魄……我特别看重这个‘气’，就主观意愿来说，要突出军魂之气、军势之气、军戎之气……。写兵法要透出军人的风度和气质，像统帅布阵、击鼓催征那样，展现一种‘战斗’的气息，写出阳刚、雄强之美”（《孙子兵法》长卷创作经过》）。这些唯有军人艺术家特有的视角才能道出的艺术思想和美感体验，成为指导他书法创作并形成个人风格的重要理论基础。正是在这样一种认识下，他对古代军事经典著作的文字，好一番研读、校对、构思、草创等“战前演练”，做到胸有成竹，意在笔先，信心十足地以神思统摄笔墨而开笔。《孙子兵法》长卷诞生了。它以雄健的笔力成为李铎先生人书俱老的扛鼎之作。此卷总长220多米，6000余字，经数日挑灯夜战，奋力书写4尺整幅纸共158张，可谓呕心沥血的辉煌巨制。由此，我想到苏轼“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评草书》）的命题，不能泛泛而论。对于“积学以储宝”的书家来说，尺牍、书礼类的小品尚有可取之处，倘若构思巨幅之作，“无意于佳”此率意书也，何以能成为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