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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 文化遗产怎么办

发布时间:2010年12月30日 16:00 | 进入美术论坛 |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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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马俑、丽江和荔波的发展模式告败,迫使遗产开发必须进行整体性的彻底改革。图为丽江四方街聚会。CFP

  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是“十一五”时期多数地方区域发展的微观典型,交错着文化保护和利用的博弈冲突,折射着经济增长方式的尴尬困境,深藏着社会民生的彷徨忧患。

  文化遗产面积不大,经济总量有限,却是蕴含巨大影响力的区域品牌,由此成为地方经济发展和政府治理水平的缩影。痛定思痛,文化遗产开发面临着改革转型的巨大压力。

  内地开发模式告败

  目前,国内文化遗产开发模式有四:1.兵马俑模式,以博物馆的开发运营为核心,严重破坏了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区域性、系统性;2.丽江模式,过度依赖游客接待人次和门票收入,新旧古城规划失衡,旅游品级连年下降;3.荔波模式,以“穷负债+资本运作”方式,申请世界遗产和发展旅游产业,发展质量不佳,负债风险日趋增大;4.澳门模式,以区域保护和区域开发为原则,注重遗产和社区的利益平衡,不搞大规模拆迁,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有效带动服务业提升和区域经济。

  令人深思的是,前三种模式为各地遗产开发所大力仿效,如长城景区仿效兵马俑,部分贫困县仿效荔波,但近十年的实践证明,前三种开发模式已然穷途末路,如遗产保护投入过大,超出正常的承受范围;产业增长后继乏力;经济结构严重扭曲;地方财政负担沉重,收支不平。唯独澳门模式,近五年来,鲜有问津,个中原因,耐人寻味。

  内地遗产开发的危机与穷途,缘于三大根深蒂固的制度性瓶颈:其一,部委统辖管理的“山头主义”。部委行政统辖和市场彼此割裂,权责分置,特别是在产业分工中,职能部委和旅游局的关系,缺乏一个有效和强力的协调机构,造成了“多头管理,低效运营”、“谁都管,谁都不管”的尴尬局面。

  其二,畸形的遗产保护观。众多遗产保护和历史旧城区改造中,最隐蔽,也是最鲜明的一个原则是“积极疏散旧城的居住人口”,即大规模拆迁,难免直接激化矛盾,诱发群体性事件,从而招致广泛的批评。实际上,“澳门模式”已经证明,世界遗产的保护标准并未要求旧城居民疏散迁移,旧城民居除了影响文化遗产的视觉效果之外,并未违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相关规定。过度和畸形的遗产保护观,造成了以“文化保护”为名,以“民生损害”为实的开发路径。

  其三,学术体制更新滞后,误导行政决策。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是涉及历史学、考古学、中文、区域经济学、旅游学等跨学科、跨领域的新兴学术方向,只有加以系统整合和协调,才能真正有利于行政决策。由于缺乏多学科和多领域的系统支持,过度依赖单一学科的片面意见,导致了地方政府主导的众多项目运营失败。政府支持的遗产科研项目,由于忽视跨学科和跨领域的特点,因而大多收效甚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