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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0年12月30日 16:00 | 进入美术论坛 |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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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马俑、丽江和荔波的发展模式告败,迫使遗产开发必须进行整体性的彻底改革。图为丽江四方街聚会。CFP
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是“十一五”时期多数地方区域发展的微观典型，交错着文化保护和利用的博弈冲突，折射着经济增长方式的尴尬困境，深藏着社会民生的彷徨忧患。
文化遗产面积不大，经济总量有限，却是蕴含巨大影响力的区域品牌，由此成为地方经济发展和政府治理水平的缩影。痛定思痛，文化遗产开发面临着改革转型的巨大压力。
内地开发模式告败
目前，国内文化遗产开发模式有四：1.兵马俑模式，以博物馆的开发运营为核心，严重破坏了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区域性、系统性；2.丽江模式，过度依赖游客接待人次和门票收入，新旧古城规划失衡，旅游品级连年下降；3.荔波模式，以“穷负债+资本运作”方式，申请世界遗产和发展旅游产业，发展质量不佳，负债风险日趋增大；4.澳门模式，以区域保护和区域开发为原则，注重遗产和社区的利益平衡，不搞大规模拆迁，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有效带动服务业提升和区域经济。
令人深思的是，前三种模式为各地遗产开发所大力仿效，如长城景区仿效兵马俑，部分贫困县仿效荔波，但近十年的实践证明，前三种开发模式已然穷途末路，如遗产保护投入过大，超出正常的承受范围；产业增长后继乏力；经济结构严重扭曲；地方财政负担沉重，收支不平。唯独澳门模式，近五年来，鲜有问津，个中原因，耐人寻味。
内地遗产开发的危机与穷途，缘于三大根深蒂固的制度性瓶颈：其一，部委统辖管理的“山头主义”。部委行政统辖和市场彼此割裂，权责分置，特别是在产业分工中，职能部委和旅游局的关系，缺乏一个有效和强力的协调机构，造成了“多头管理，低效运营”、“谁都管，谁都不管”的尴尬局面。
其二，畸形的遗产保护观。众多遗产保护和历史旧城区改造中，最隐蔽，也是最鲜明的一个原则是“积极疏散旧城的居住人口”，即大规模拆迁，难免直接激化矛盾，诱发群体性事件，从而招致广泛的批评。实际上，“澳门模式”已经证明，世界遗产的保护标准并未要求旧城居民疏散迁移，旧城民居除了影响文化遗产的视觉效果之外，并未违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相关规定。过度和畸形的遗产保护观，造成了以“文化保护”为名，以“民生损害”为实的开发路径。
其三，学术体制更新滞后，误导行政决策。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是涉及历史学、考古学、中文、区域经济学、旅游学等跨学科、跨领域的新兴学术方向，只有加以系统整合和协调，才能真正有利于行政决策。由于缺乏多学科和多领域的系统支持，过度依赖单一学科的片面意见，导致了地方政府主导的众多项目运营失败。政府支持的遗产科研项目，由于忽视跨学科和跨领域的特点，因而大多收效甚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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