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化天工：吴作人写生展_艺术台

近日，由全国政协书画室、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央美术学院、北京画院联合主办，北京画院美术馆、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承办的名为“造化天工——吴作人写生作品展”的美术专题展览，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开幕。吴作人是中国现代著名的画家、美术教育家，他一生执著求艺、一丝不苟，为将西方写实主义引入中国，进而改革中国画，为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写实主义风格画派做出了卓越贡献，这次画展再次为观众展现出吴作人大师注重写生、深入生活的艺术人生。

做大自然的“儿子”

“写生”是直接面对对象进行描绘的一种绘画方法。在西方，“写生”最初只是为创作搜集素材，不一定作为正式的作品。到了印象派时，一些画家开始直接以写生的方式来进行创作，直接描绘瞬间即逝的光影变化。

中国画到了清代末期，由于过于重视传统，出现因袭模仿、陈陈相因的陋习，亟待改革以获新生。进入20世纪，受西方科学主义的影响，传统中国画受到越来越多的批判，西方绘画被大量引入，尤其是西方“写生”概念和方法传入中国，对中国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画的形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如何将西方的写生方法运用到中国画的创作中，这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艺术家面临的共同课题，吴作人便是其中最卓越的代表。

今天重新提倡“写生”，也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表示，现代科技的发展使我们拥有了非常先进的摄影器材，很多画家都是随身带着数码相机很快把需要的素材捕捉回来，在舒适的画室里“闭门”创作，大家都乐在其中。但是总感觉我们现在的创作中缺少了什么东西，缺少了意境，缺少了个人主观的、心灵的东西，只是一味地模仿自然，或者强调技法对自然的写实表现，但往往缺少对自然的深入理解。这就是现在重新提倡“写生”的意义所在。

吴作人先生，1908年生于江苏苏州，父亲的早逝使他早年倍尝人世的艰辛。1927年考入上海艺术大学美术系，后在南国艺术学院和中央大学艺术系师从徐悲鸿先生。在“上海艺大”和“南国艺院”期间深受田汉现实主义文艺观的影响。1930年，23岁的吴作人因参加进步的南国革新运动与刘艺斯、吕霞光一起被中央大学驱逐出校，在徐悲鸿的帮助与鼓励下留学欧洲。最初，他来到艺术之都巴黎，考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西蒙教授油画工作室，然而高昂的学费却阻碍了他。随后，他转入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并获庚款助学金，该校是欧洲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美术学院之一，也是欧洲艺术创作和研究的重要基地。在这里，吴作人遇到了他的第二位恩师巴思天，时任院长的巴思天的艺术功力直追伦勃朗，吴作人有幸到油画的起源地学习西方最纯正的油画艺术，从而奠定了坚实的写实基础。1935年回到中国后的吴作人提出：“艺术既为心灵的反映，思想的表现，无文字的语言，故而艺术是‘入世’的，是‘时代’的，是能理解的。大众能理解的，方为不朽之作。”所以要到社会中去认识社会，在自然中找自然。艺术家应该做大自然的“儿子”，不要做大自然的“孙子”，也不要做人家艺术的“儿子”。吴作人的一生都在实践着“行万里路”“师造化”的艺术追求，用随身携带的速写本留下了对大自然的点滴感受，直面社会现实。

在写生过程中，吴作人非常强调速写的价值，并且特别善于以线来造型。这与其在欧洲留学的经历有着直接关系。吴作人画速写喜欢用木炭条，因为炭条一笔下来，手指抹一下，有明有暗，这与中国的水墨画一样有浓有淡，很容易表现这个“面”和另一个“面”的交接转变。如果用削得尖尖的铅笔就做不到这一点，用尖铅笔去抠还容易使感觉迟钝。他强调勾线，他的线有轻重、有转回、有虚实，表现出韵律和生命的流动以及热情的奔放，与中国画、书法的要求相一致。《女人体》是1932年他在课堂上画的小幅油画写生。次年，他又凭借记忆画了一幅较大的素描，面对具有极高难度的大透视人体，吴作人仅靠简练而灵活的几根线条便把人物的动态表现出来。速写作品《狮头》《狮》(1931年)则只用简练的线条勾勒，在随意的擦抹之后尽显动物的结构。抗战期间，吴作人画的战地写生用笔虽不多，却将难民脸上的悲哀和无助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1938年的作品《战区难民》。

“中国风”的写实主义

1939年，吴作人接连受到丧妻失子、家园被毁的打击，加之国统区“令人窒息的政治空气与抗日斗争的严峻现实生活”使他萌发了走出狭窄画室，到广阔的生活中去写生作画的念头，遂加入到西行的队伍之中。1943年至1945年吴作人两次赴西部写生创作，在此期间，他参加过青海少数民族的祭海仪式，到敦煌临摹过壁画，在玉门油田进行风景写生……先后完成《祭青海》《玉门油田》《青海市场》等作品。1944年6月，第二次西行期间，他以打箭炉为基地，赴雪山、大草地写生，历尽艰险，体察藏区民众生活，描绘民族风情，进行了大量的速写、油画写生，并尝试以水彩写生。两次西行写生，使吴作人被西部的辽阔壮美所感动，被西部人民的纯朴、善良所感动，从此艺术思想和绘画风格发生重大变化，由典型的西方学院式的写实主义绘画风格逐步转变为具有“民族气派”的、“中国风”的写实主义绘画风格，执著于明朗简略、追求韵律的民族现实主义画风，为其日后潜心于中国画的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两次西部写生过程中，无论是风景画还是动物画，吴作人都不以对自然界浮光掠影的观察和表现为满足，他用心地深入体会、感悟，表现出对象内在的本质。他到西部写生不是去猎奇，而是感受大自然的神奇与严酷，体察高原人民的勤劳与质朴。他不是从生物学、解剖学的角度去研究骆驼、牦牛、马的习性与特征，而是通过亲身体验认识到牦牛在高寒缺氧环境下的拼搏与倔强；骆驼在缺水荒漠环境中的坚韧与耐劳。在他笔下，奔跑的牦牛具有力的壮美，稳步前行的骆驼表现出沉着与坚毅，翱翔的苍鹰充满横空出世的气概，相依的熊猫母子饱含温情，在空中飞翔的黑天鹅高雅出尘，嬉戏于荷花间的金鱼动人可爱……在两次西行写生中，大自然万物的气质、鲜活的生命力被吴作人充分地把握与表现。

解放后，吴作人潜心于中国画的创作与改革，而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十张纸斋”的故事。1953年，在一次与友人讨论中国画改革的问题时，吴作人建议大家拿起毛笔、宣纸来写生，他说：“我们来点国画，一张不行，两张，再不行三张，每次我准备糟蹋10张纸。”“十张纸斋”由此得名，吴作人提倡每晚画10张写生，强调的是概括、提炼的能力和对艺术敏锐的感受能力，他所提倡的用毛笔画速写也是对中国画改革的思考与试验。吴作人的人物写生，往往寥寥数笔便敏锐而准确地抓住人物的个性与精神，在“十张纸斋”晚画会上，吴作人创作出多幅优秀的肖像速写、油画肖像和水墨人像，如《贝亚杰像》(1955年)、《李斛像》(1955年)、《三张侧面水墨人像》等。而1954年为创作油画《齐白石像》而画的几张速写则成为人物写生的经典之作，其中齐白石老人两只手的速写更是传神，当时白石老人已逾九旬，不能久坐，吴作人用极其准确而简练的线条，将一代国画大师那双曾经创作过无数杰作、敏感而有力的双手刻画得精致入微。

吴作人先生的改革中国画不是直接以西方技法来改造中国画，而是把西方的写生方法最恰到好处地运用到中国画的创作之中，他将写生与创作紧密结合，从自然与生活中去发掘创作的灵感与激情，虽然只有寥寥几笔，但却都是用心之作，今天，我们重温这些作品，仍然会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