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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庞薰琹

发布时间:2012年08月07日 16:33 | 进入美术论坛 | 来源:央视网 | 手机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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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甚为高兴能受庞涛之邀,有幸为其父的画册写这篇简短的序文。庞薰琹的一生作为画家、工艺设计家及教授,跨过了六十个春秋,这正是中国美术史上,最动荡也是最富成果的时期。如果他的重大贡献,至今仍未受到充分的肯定,那是因其为人所致。虽然他桃李满天下,但从不像徐悲鸿和刘海粟那样,俨然一副大师气派,也未曾声言要另创画派。他和朋友林风眠一样,都具有极为敏锐的艺术感悟,也对当时中国文化的严重病态有著相同的认识和战斗目标:那就是提高艺术感知力,向年轻一代灌输艺术价值的真意。并且,基于其对中国传统文化及西方现代艺术的深刻理解,他相信中国的现代艺术和设计,可以同时结合前两者之所长。

       正当我在回忆他时,桌上搁着一叠约五十年前,也就是1946至49年间,他写给我的信。那时,我和妻子在英国,薰琹在上海,之后赴广州,又返上海。这些全用法文书写的信,始于初返上海之时。当时他原想安定下来,重圆1937年离沪前,关于艺术生涯的梦,却由于中国经济崩溃和内战而再度破灭了。“我到上海已经两个月了。”他在信中写道:“在这里虽然有许多朋友,但是要找到一个稍微象样的住所需要三、四千美元。”之后,他又从广州来信说,生活必需品,不包括衣物和药品,每月开销需五千万元(译注:金元卷)。虽然,生活条件如此艰难,他仍然谈起他的儿女正在学画,甚至还向我询问若在伦敦为儿子庞均买一把小提琴要花多少钱!

       庞薰琹在同是画家的妻子丘堤的全力支持下,生活在一个完全没有被周围的腐败所污染的世界里。他永远宽宏大量,从来不对人性中善良的本质失去信心。1946年,我在成都时发现他不但认识每一位中国的现代画家,而且同他们都有来往。“当我去看他时,”我曾写下,“通常遇到从重庆来的年轻画家聚集在那儿,他们想筹办画展,来倾听他的建议和鼓励。我请他用我的烟丝,而他的烟斗一直是坏了的,直到我不小心把自己的烟丝袋遗落在桌上时,他才漫不经心地拿起烟袋,打开抽屉亮出一个好烟斗,然后,心不在焉地将它装满了烟丝。”

       “我们谈起种种事,总不免要隐约涉及政局,薰琹深深地忧虑着。然而,我们谈的更多的还是画家和他们的作品。对我这个不知情的外国人,直截了当地提出的问题:‘你觉得某某人怎么样?’他总是以法文回答:‘Vous  savez......’(译注:你知道......)开始总不直接回答。‘你知道,他不坏’,这是他赞扬的说法,而‘你知道,他不是很懂’,算是他口中所说出的最严厉的批评了。如此,所谈所论全是出自善意,他的一生从未蓄意去冒犯别人。”

       我们在一起时常谈起他在巴黎的生活(关于这段日子他在《自传》中,有很生动的描述),谈起三十年代的上海,以及苔蒙画会和决澜社。他在上海的画室,就是蒙巴那斯在中国的小缩影。年轻的艺术家们,聚集在他的周围,因为对他们而言,那儿应该就是巴黎了。倪贻德记得当时他有一种典型巴黎艺术家的气质--歪載著贝雷帽,留着不整齐的长发,双手插在裤袋中,嘴角叼着香烟。等到我和妻子在成都与他相识时,贝雷帽不见了,头发也短了,穿著中式长袍,倒是香烟依旧叼著,那股蒙巴那斯的气息仍存。

       甚至当残酷的命运向他袭来时,他仍然为他的家人、朋友、艺术和国家奉献着。1949年上海解放前,他写道没有人买得起画,他处于贫困,已放弃重返巴黎的梦。“不过,”他又提到,“我并不绝望,且要继续本着良心工作,一个艺术家必须为人类的幸福,奉献全部的生命。亲爱的朋友,难道不是这样吗?"在另一封信中也谈到:“我决不放弃我的艺术,我要为我的艺术,为悲惨生活中的人民而画。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现代艺术,永远不会重蹈法国或英国艺术发展方向的原因所在。我希望我们能够更加人道,更加接近我们人民受苦受难的心。”

       虽然薰琹谈到要为艺术献身,但这是他成年之后的事。青少年时期的他,曾不甚思索地去学医,之后到了巴黎,又一时冲动地去学音乐,而后较晚才选择绘画作为终生的事业。由于,在他的一生中,未曾发起主流的艺术运动,也未曾建立新的画派。所以,很难为他的艺术成就作一个概括式的论断。在法国和离法后的许多年里,他一直是巴黎画派的追随者,受毕加索、马蒂斯、德朗和莱杰的影响。回到上海时,他在决澜社所展出的画,也许会被看成是形式主义和象征主义的作品,表达对当时中国社会状态的沮丧情绪,也是一次他最接近“反判艺术”的表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到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工作时,完全放弃国际化的画风,而独创出全新的绘画形式。他是用中国的媒材,同时结合对苗族生活、服饰和纹样的记录,以及受布拉克和莱杰所启发的深厚造形能力,再注入个人的抒情诗意。这在当时,算是独一无二的了。

       他笔下的苗族人物,绝少男性,几乎全是年轻、有魅力的妇女形象。他理想中的女性美,也表现在四十年代,一系列精彩的“唐朝舞者”作品中。其灵感来自敦煌壁画,以及顾恺之画有修长女子体态和飘逸丝带的手卷,也许也来自身边美丽的妻子丘堤和女儿庞涛。

       解放后的毛泽东时代,已无处让他再表现人物本身的美了,于是他整个放弃人物的表现,只画风景和静物。尽管压力使他趋向写实主义,但他一直保持着敏锐性和抒情风格,始终没有一点粗俗的痕迹。

       若薰琹未曾达到画家最伟大的高峰,大概是由于他的谦虚和敏感。他是一位浪漫和理想主义者,但绝不是一个逃避现实者。正如他信中所流露的,他深切地意识到人类的苦难,而他的气质又使他未去表现愤怒和反抗,只是含蓄地表达痛苦和忧郁的感受。

       然而,这并不意味他没有使命感。也许,他对二十世纪的中国艺术,最大的贡献就是竭尽毕生的努力,挽救从三十年代以来,处于低下处境的工艺美术。他深信工艺美术,可以从中国古代的青铜、漆器、纺织和玉器等纹样中,创造出现代的风格。他将中国古代的渊博学识,与从巴黎获得的色彩感和现代意识相结合,以奠定其具有现代感,同时又源于中国的设计基础。

       当时,少有人能理解他的构想,为此他沮丧了许多年。1941年,他准备一份个人的工艺设计代表作品选,但引不起中国出版界的兴趣,于是我和妻子将其带到英国,筹划在伦敦出版,惜仍未成功。1979年,在阔别三十四年之后,我们重逢于北京,又将这些作品完璧无缺地交还给他。两年后,一本与原作在质量上很不相称的小选集,得以在北京出版。 但在这三十多年间,他已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实现另一个梦想。经过漫长的等待,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终于在1956年的北京正式成立了,他并受命为副院长。这个以创造新设计为目标的学院,在持续不断的压力之下,为了出口贸易的需要,将要转向受市场欢迎的传统工艺生产(译注:庞持反对立场)。因此,他成了右派罪人,并在大跃进期间受尽折磨,为此还导致丘堤的早逝,更别提接下来的文化大革命了。但是,他的理想并没有因此而动摇过,他全心全意的奉献,终于开始产生了影响,使人们意识到日常生活中,美好设计的必要。

       倘若说学院是他最实在和最持久的遗产,然而对他的朋友而言,永远怀念的仍然是他的为人--温和、开朗、献身于艺术、家人和朋友。他教了我很多,若非他的协助,我不可能完成我的第一本探讨中国现代艺术的书。晚年的他,仍旧对未来寄予希望。在1980年的北京,我们有几次亲密的长谈,其中一次长谈的临别时刻,提起了一段三十多年前聊过的话题,令我难以忘怀。他说:“不要拿我们正在做的事,来评论我们,这只是个开始而已。”虽然,他历经过所有的苦难,但他仍放眼于中国艺术的未来,以及同业们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作者:迈柯·苏立文  世界著名的东方艺术学者  一九九六年五月于牛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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