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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与时代疏离得似乎越来越厉害了。宋元一降，画坛就弥漫着一股脱离时代的情愫，画家们总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一种远离时代真实客体的创作，他们的笔下多是潺潺的流水、嘤嘤的花鸟，所见的也多是“借古劝今”“意味隽永”的文人画，而能直面现实再现社会生活的佳作寥寥无几。到了近当代，除了诉诸眼球仍旧是大量的山水花鸟作品以外，本该直面时代的人物画也多是长须飘飘和衣裙摇曳的“仕人”“仕女”，间或有些现实主义的人物画，但也多是政治人物或者偏僻山村中的农夫农妇村姑和少数民族人物之类，有些还在西方什么精神感召下裹挟着扭曲和变异，歪曲了人物本相，偏离了生活真实，展现了一种支离破碎的“病态美”——它不是刻画少年的俊朗和朝气，而是执迷于老人的皱纹和沧桑；不是表现青春少女的苗条秀气，而是游离在丰乳肥臀之上；不是流连周围人人熟悉的美，而是搜奇于生活中的另类甚至“丑”的东西，在艺术上发明了所谓的“丑美”：愈是扭曲悖奇，便愈是艺术；愈是远离现实，便愈称为高超；愈是不入大众眼，便愈是受到艺术家的追捧。这，漫漶了国画发展的脚印，也搅乱了后来者前进的步伐，在艺术和时代之间出现了一道鸿沟。有几个人能抗拒这种潮流的。徐悲鸿的改造国画、赵望云的艺术平民化、刘文西的“红色经典”、吴冠中振聋发聩的“攻讦”等，其实细想都是看到其中之弊的。
直到看到了罗宁先生的作品，我才知道陕西还有这么一位画家，他截取了时代生活的一瞬间，在拉近了时代和艺术的距离之后，展现了一种维美情怀。读他的作品，清新、亮丽的情感被充分调动了起来，原始的、现实的、大众化的愉悦赤裸裸地扑面而来，没有任何掺杂，没有任何夹带，没有任何阶级情感，也没有任何思维异化了的东西。这时，你只有一种表现：贪婪的欣赏和品味！只有在读这类人的作品时，我似乎才感到国画美的元素和时代感的潜能，被调动了起来，原初美的回归迟早会降临到画坛的。
罗宁与当下的距离，使他的作品找不到“流行”的东西。让人在其画面前久久驻足的是那种通透通彻的美。他把流行的烟火气过滤掉了，剩下的是娴淑、鲜活、甜美、青春的再现。我们的画家这些年已经不再习惯这类再现，似乎太平庸、太普通、太小儿科了。它完全是一种大众化的，却有着贵族式的赏心悦目和精神内涵。读他的作品，印象是久在幽谷中的鸟，蓦地飞上高空，带着土地的记忆，却又迷恋着世人，以激情的声音叫出天地间的绝美来。罗宁出身于陕西省扶风县，他有着一位好大哥——我省著名剧作家罗铁宁，至今罗宁对大哥记忆犹新，在其新近的著作《罗铁宁评传》中写道：“我为有这样的好大哥而自豪和骄傲！在大哥离去的几年间，我的心头经常缠绕着一种难以言状的情绪，多少次与大哥梦里相会，还是像过去一样谈艺术，讨论戏剧，讨论绘画，我甚至在梦里还说，原来大哥没有死，这样的梦我多想一直做下去，可梦醒了，我的枕头湿了……。”西府人的灵气加上家庭的温馨，使他从小就对艺术有着炽烈的情感，在家乡一家学校学美术，成绩好而闻名乡里。80年代后又到了西安，在《文化艺术报》任编辑部主任、再总编，期间写了大量的美术评论，又画了800多幅插图。那些年他一边工作，一边求学，先在党校上新闻班、后在美院读研究生，专门学习美术评论和中国美术史。他的毕业论文《乾陵内壁画究竟出于谁之手》引起了许多研究唐朝文化及乾陵考古界的高度重视，称赞它的价值，是唐文化研究的有效补充。我猜测，他的维美之旅可能也正是在这时候萌芽、定型，直至成为西安卓尔不二的一位画家。
美是客体对观者心灵上的一种愉悦。不过，艺术美和现实常常存在着很大区别，在艺术上是美的，在现实中并不见得美——八大的乜斜着怪眼的鸟儿，放在现实中早就被人捏死了；《巴黎圣母院》中的阿西莫多，倘若出现在你面前，你还不恶心地捂鼻离开吗；一些绘画中表现的血腥战争场面，对饱受战乱爱好和平的人是一件痛苦的事；一些画家的丰乳肥臀的怪女人，如果真变成了现实，“白给我，我都不要”；叶公好的是艺术上的龙，当然见了真龙就逃之夭夭了。但，有一种美却叫维美。维美，就是艺术和现实的高度契合，赵徽宗的“锦鸡”，齐白石的“虾”，唐伯虎的“仕女”等，锦鸡、虾米、仕女本来就是世间至美者，画出来自然赏心悦目。《聊斋故事》经常描写的穷书生和画中女子相爱的故事，倘若画中女子貌若夜叉，丑如无盐，又怎能引起书生的“邪念”，留给人们这样凄美的感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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