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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插图/赵斌
不论是刚在北京揭晓的“中国新锐绘画奖”，还是靳羽西赞助的“中国新锐绘画大奖”、瑞士收藏家希克设立的“中国当代艺术奖”等，都是新兴的民间力量征集艺术品、推广艺术家、造成传媒影响的手段，这可以说是最近十年以来艺术界——也许更准确的说法是艺术投资界——的新玩法之一，因为在之前，各种奖项的设立垄断在国有体制内，要么是政府，要么是官方协会才有资格认定，获奖者则获得体制内的好处：涨工资、发奖金、提级别等等。
不过我觉得要说上述奖项会造出艺术明星还为时尚早，因为它们既没有像英国特纳奖颁奖那样能获得有影响的电视台的直播，也没有一个更广范围和受尊崇的评选体制，选择面较为狭小，影响力有限，多是投资机构通过主办展览、评奖的方式筛选、购买或代理部分入选艺术品获得利益。
在这个讲究投资效益的时代，资本的操作日益变成了种“正常因素”，因此并不值得奇怪。从更大的范围看，在世的“艺术明星”、“艺术大师”的诞生不仅和资本操作有关，也和媒体生态有紧密的联系。
原来国有体制大一统的时代，艺术家的地位是通过专业协会、学院的排名体现的，几乎不存在艺术市场，也不存在竞争性的市场化大众媒体。上世纪80年代以后媒体报道的自由度增大，出现初步市场化的媒体以后，黄永玉、范曾等活跃人物就受到报刊媒体较多的报道，他们二三十年来积累的名声至今还在延续。
相比之下，最近几年涌现的艺术明星数量就大大增加了，其“制造机制”大致分为两种：
一种是和“天价拍卖纪录”有关：如张晓刚、刘晓东、曾梵志等艺术家是因为2004年以来接连爆出天价拍卖纪录获得大众媒体的大篇幅报道，这并非因为媒体和公众关注艺术家的创作，而主要在于全社会对于财富以及投资话题的关注。等于是资本推手制造的天价纪录再通过媒体传导开，像已故的吴冠中先生虽然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是媒体报道较多的艺术家，但2000年以来也因为其作品拍卖价格高而更为人所知。
另一种是因为和社会关注度高的公共事件有关，如陈丹青尽管在油画界素有大名，但在社会大众中出名却是因为2005年他宣布从清华大学辞职以后获得《中国青年报》等报刊、网络的大量报道而成为公共话题，蔡国强等则是因为参与奥运会才从艺术媒体走向更多的大众媒体。
进一步，也可以看到成名模式中媒体的“微观操作模式”的特征，比如，艺术家和著名人物、事件如果形成“名望谱系”或者“话题性谱系”就可以获得更大面积的媒体关注和反复传播，如陈丹青辞职事件之所以得到媒体的密集报道，首先因为教育体制是全国关注的话题，其次，则是清华大学是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陈丹青则是著名艺术家，他们的冲突有巨大的戏剧性，同样，奥运会、地震、明星也是“名望谱系”的一部分。另外，出于对冲突性的关注，媒体及其读者们喜欢看到某个名人抨击另一名人或众所周知的机构、事件，这是当代中国“炒作”的习惯方式。
其次就是在大众媒体上，常常可以看到各路艺术家的发言越来越有“格言化”的趋势，简单上口、所指模糊的“格言”的流行，可以说是大众传播的一个内在要求———大众更喜欢肤浅而有诱惑的口号式语言，而讨厌那些专业的术语体系。其实，现代艺术史上的达利、安迪·沃霍尔也很早就意识到媒体和读者的这种喜好并有意地用来进行自我包装，而今天的当代艺术家中也不乏其人。某种程度上，这可以说是部分精明的艺术家、专家和媒体人心照不宣的游戏，他们不断推出新的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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