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学写毛笔字是从四、五岁开始的，是从父母“强迫”写描红本开始的。六、七岁时临摹“颜柳”。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我虽然年仅10岁，但仍然坚持写毛笔字。后来上中学了，班主任喜欢在黑板上写隶书，那时候的中学没书读，我便“跟随”着班主任喜欢了两年的隶书。1971年参加工作在桂林歌舞团，创作室有位创作员叫伍纯道，是当时桂林市有名的书家，他见我写字的基础好，有意想指点我，但又害怕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正是把书画艺术当作“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来批斗的。于是，只能偷偷地要我临摹些王羲之、赵孟頫、黄庭坚、文征明等。有幸的是，那时候桂林还有大量的摩崖石刻没被铲除，我便隔三差五地流连忘返于山岭之间。像叠彩山上就有米芾和沈尹默的碑刻，这一古一今两位大家的字，都是我很喜欢的。不久后调到北京总政歌舞团，我只要一有空闲都会在单身汉宿舍的水房里，用毛笔蘸着自来水，在水泥墙上习字。无心插柳柳成荫，从此“悬腕”的功夫提高得很快。上世纪80年代末相识沈鹏先生，一见如故，从此我的毛笔字走上了正轨。沈鹏先生要求我多写碑版，写写金刚经、写写魏碑石鼓文。后来沈先生见我多喜行书，便要求我多写写王铎。在我的书法道路上，对我影响最大，教诲最多的是沈鹏先生。我无数次的得到过沈先生的耳提面命，他还是我上世纪90年代初加入中国书协的介绍人。这一切都是我一生中的荣幸。

　　在我的“书法”道路上给予我提携的还有王镛兄和白煦兄。那也是在上世纪的80年代中期，我跟他俩一同客游山东烟台，王镛兄写字，无论是如拳大字，还是如蝇小字，都仅用一管“秃”笔完成，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尤其是他的字风，对我日后的书法审美影响很大。他在烟台还给我刻过一朱一白的两方名章，我至今爱不释手。认识白煦兄更早些，白兄谦谦君子的儒雅之风同样让我敬佩。1993年我冒天下之大不韪，斗胆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个人书画展，就是白煦兄躬身亲为帮我操持的。他那忙前忙后为我布展的身影，至今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学画画也是从四、五岁开始的，但却是自觉自愿的。也许喜欢涂鸦这也是一切孩子的童年天性吧。记忆中画画最缺乏的是纸，因为在我们的童年时代，一切生活的资源都十分的贫乏。如果哪天母亲下班回来告诉我给我带了些白纸，那会让我高兴很久。我会用铅笔在这些白纸上画我最爱的武士将军。有一阵子因为读了个神话故事，说有一位孤苦伶仃、年轻英俊的渔夫捕到了一只硕大的河蚌，舍不得吃，回家养在水缸里，不料这河蚌每天趁渔夫外出打渔时，为报答渔夫的不杀之恩，便变成仙女为他做好饭菜。渔夫每天回来都纳闷啊，有一天假装又去打渔，其实是躲在屋外窗后偷看，才终于发现了这个秘密。于是那阵子我又特别地爱画仙女。童年的我还爱画一盘盘的鸡鸭鱼肉和各种各样的瓜蔬。画鸡鸭鱼肉是因为那时候不能经常吃到这些东西，有点像“望梅止渴”。而喜欢画各种瓜蔬，是因为当时的家园很大，母亲种有许多的花，许多的树，许多的菜豆。还别说，正因为有了这些童年的涂鸦经历，长大后才知道其实这些就是“无师自通”的学到了一些素描的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