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尹默穷毕生之力于书法创作之中，力学于汉、魏、晋、唐、宋、元、明百家之长，横跨碑帖两大派系。以一代大书家的经验智慧，论及书学，则落实于用笔运腕临习碑帖之道，不言玄虚之理。

       当清中叶以降，书人厌薄馆阁流派，因以迁及二王虞赵董之体，尊碑抑帖之说，如日中天。民国以来，沈尹默以其遍习碑帖之经验，作《二王法书管窥》一篇，评析二王书法渊源及成就异同，并提出如何学习王字的经验谈，可谓在理论及实践中，继承并发展了二王派系的行书艺术。

       一、 溯二王、重褚颜

       沈尹默自述学书过程,自幼从欧阳询《醴泉铭》、《皇甫诞》等碑入手，二十五岁后，杂临汉魏六朝诸碑，并精心临习《大代华嶽廟碑》数年，三十五以后，遍临褚遂良传世诸碑，同时得见唐宋名家真迹，及故宫法书名迹等，眼界大开。并云六十以后，始窥见前人一致笔法。于米芾七帖，得知下笔处为关键；于怀素小草千文真迹，玩其使毫行墨之意趣，明腕运之妙理：晚年温习前贤书法理论，如右军“左转右侧”之用笔，为书学不传之秘。

       沈尹默学书不限于一家，且无任何先在之成见。早年亦曾“杂临汉魏六朝诸碑帖，不以爱憎为取舍”。一如其《柬植之》诗云：“转益更多师，俯仰四十年，艺精良近道，探珠龙在渊。”

       然而在转益多师及不断的笔墨点染之中，沈尹墨对中国书法史，有了透彻的了解，并对重要书家有一番自己的认定标准。

       沈尹墨在《谈谈魏晋以来主要的几位书家》时云：“近代通行之楷行，自觉以钟繇为祖，而羲之继承之，今以流传之钟帖，大概为临写本。故只好从羲献父子说起。羲献父子，师法钟繇，加以改革，而目一新。褚遂良承接二王之业，兼师史陵，参以己意，乃创立唐规模，传授到了颜真卿，更为书法史开辟了一条崭新大道。故叙述楷行以及草书的书家，必须首先着重二王及褚颜四家，才能使学者明了历代书法演进的轨辙。”

       沈尹默着重二王及褚颜四家，可知其以楷、行、草为中国书法艺术之正宗，其间对篆隶则少论及。曾云：“四体写得一样好的书家，从古及今是很少很少的。这不是没有理由。因为篆、隶、楷、行，究竟是四种迥然不同的形势，各有所尚，很难兼擅，……八法是为今楷设的，其笔势不但要比篆体多出许多，也比隶体要多些，楷书自然可以取法篆笔的圆通，也可以取法隶体的方峭，然断不可拿来直接使用，还得要下一番融会贯通工夫，始合楷法，……。”

       沈尹默并不以为要顺书法史之发展，先篆隶，再学行楷，原因即在四体之笔法、笔势皆不同。

       沈尹默一生致力于楷、行、草，并且博采众人之长，对书法家，则存着通变的评鉴标准。通者，能领悟千古一心的笔法之道；变者，即能创造新的法度规模，开新局面。沈尹默对于二王及褚颜的推崇，正出于此通变的角度。沈尹默曾云：“凡是学书的人，首先要知道前人的法度，时代的精神，加上个人的特性，三者必须结合起来方始成功。”所谓“前人法度”即指笔法。又云：“羲之的成功，是由于潜心师古，得到了古人真正书法，运用这些法则，来创造自己的新体，就是笃守其不可变的——笔法，尽量变其可变的——形体。”

       而右军如何变造新体呢？沈尹默引述张怀瓘《书断》，叙述右军学书之历程，在于能“剖析张公之草”、“损益钟君之隶”、“运用增华”、“精研体势”，所以“能增损古法，裁成今体”。《书断》云：“开凿通津，神模天巧，故能增损古法，裁成今体……然剖析张公之草，而穠纤折衷，乃愧精熟，损益钟君之隶，虽运用增华，而古雅不逮，至精研体势，则无所不工，所谓冰寒于水。”

       沈尹默认为羲之书法“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能为万世宗师的原因，在于他能将平生博览所得的秦汉篆隶各种不同笔法妙用，悉数融入于真行草体中，形成融合时代精神及个人特性的风格，也奠定魏晋行草书的新典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而子敬则精于草法，得与其父并称“二王”。沈尹默云：“初由其父得笔法，留意章草，更进而取法张芝草圣，推陈出新，遂成今法。”并引张怀瓘《书议》详析，子敬在于能“穷伪略之理”。伪者，谓不拘六书规范；略者，省并点画屈折，而“极草纵之致”，所以，“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于“笔法体势中，最为风流者也。”

       沈尹默云：“子敬耽精草法，故前人推崇，谓过其父，而真行则有逊色，此议颇为允切。”

       二王风格不同，然各领风骚，从书迹中观察，沈尹默指出右军用内擫，大令用外拓。沈尹默云：要用内擫法，先须凝神静气，收视反听，一心一意地注意到纸上的笔毫，在每一点画的中线上，不断地起伏顿挫着往来行动，使毫摄墨，不令溢出画外，务求骨气十足，刚劲不挠，前人曾说右军书“一榻直下”，用形象化的说法，就是“如锥画沙”。

       内擫之功，在立定基础，而较严谨含蓄，欲显自然物象之奇，则发展外拓。沈尹默云：“外拓用笔，多半是在情驰神怡之际，兴象万端，奔赴笔下，翰墨淋漓，便成此趣，尤于行草为宜。知此便明白大令之法，传播久远之故。内擫是基础，基础立定，外拓方不致流于狂怪，仍是能顾到”纤微向背，毫发死生”的妙巧的。外拓法的形象化说法，是可以用“屋漏痕”来形容的。”

       二王在内擫及外拓上书风之差异，亦使后人在学习上得以博采众长。沈尹默以为会通之道，在于腕运之理。沈尹默论书诗云：“落笔纷披薛道祖，稍加峻丽米南宫。休论臣法二王法，腕力遒时字始工。”又云：“无论内擫外拓，这管笔，皆非左右起伏配合着不断往来行动，才能奏效。若不解运腕，那就一切皆无从做到。”

       沈尹默评析二王书风，仍不忘落实于执笔运腕之理。

       沈尹默对二王之推崇，由郭沫若引起之兰亭序真伪论争中，亦可见一端。诗云：“沙门且莫喜洋洋，禊贴仍归俗姓王。万卷枉经今日眼，千金惟买古时方。不劳文外寻矛盾，且听人间论短长。却怕谢公批札尾，何来鼠子敢跳梁。”按“沙门”指依规出家修道之人，此指隋僧智永。郭沫若《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认为《兰亭序》是伪迹，并以为依托于智永，沈尹默以调侃之语气否定此说法，并肯定《兰亭序》仍为王羲之所作。对于郭沫若纷纷在书籍碑帖中找论据，著其张目，以为不足信。又云：“兰亭聚讼闹洋洋，今日连根铲大王。虞写褚临都是幻，鼠须茧纸定何方。隶行异代殊妍质，碑简分工各短长。二篆八分相递让，不然安见宋齐梁。”此四句写《兰亭序》之论争，否定了羲之所作之事，及唐虞、褚的临本。后四句从书体演变说明，商周大篆和秦代小篆、汉隶等，逐步为新兴书体所取代，而行书在汉末已渐次萌芽，至六朝已臻成熟。“论战何分南北洋，更无人事涉张王。交锋专对《兰亭序》，却病多求海上方。胸有疑团文脉乱，言符事实理由长。诚然好辩原非恶，轲也栖遑枉论梁。”在此诗中认为《兰亭序》之论争，并不依循笔法结构来分析，而专从迂阔无边的史料上求证据，犹治病不治其根，而求于海上方。所以“胸有疑团”，难免证据不足，文章紊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