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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尹默书学思想

发布时间:2013年08月29日 16:05 | 进入美术论坛 | 来源:央视网 |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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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尹默穷毕生之力于书法创作之中,力学于汉、魏、晋、唐、宋、元、明百家之长,横跨碑帖两大派系。以一代大书家的经验智慧,论及书学,则落实于用笔运腕临习碑帖之道,不言玄虚之理。

       当清中叶以降,书人厌薄馆阁流派,因以迁及二王虞赵董之体,尊碑抑帖之说,如日中天。民国以来,沈尹默以其遍习碑帖之经验,作《二王法书管窥》一篇,评析二王书法渊源及成就异同,并提出如何学习王字的经验谈,可谓在理论及实践中,继承并发展了二王派系的行书艺术。

       一、 溯二王、重褚颜

       沈尹默自述学书过程,自幼从欧阳询《醴泉铭》、《皇甫诞》等碑入手,二十五岁后,杂临汉魏六朝诸碑,并精心临习《大代华嶽廟碑》数年,三十五以后,遍临褚遂良传世诸碑,同时得见唐宋名家真迹,及故宫法书名迹等,眼界大开。并云六十以后,始窥见前人一致笔法。于米芾七帖,得知下笔处为关键;于怀素小草千文真迹,玩其使毫行墨之意趣,明腕运之妙理:晚年温习前贤书法理论,如右军“左转右侧”之用笔,为书学不传之秘。

       沈尹默学书不限于一家,且无任何先在之成见。早年亦曾“杂临汉魏六朝诸碑帖,不以爱憎为取舍”。一如其《柬植之》诗云:“转益更多师,俯仰四十年,艺精良近道,探珠龙在渊。”

       然而在转益多师及不断的笔墨点染之中,沈尹墨对中国书法史,有了透彻的了解,并对重要书家有一番自己的认定标准。

       沈尹墨在《谈谈魏晋以来主要的几位书家》时云:“近代通行之楷行,自觉以钟繇为祖,而羲之继承之,今以流传之钟帖,大概为临写本。故只好从羲献父子说起。羲献父子,师法钟繇,加以改革,而目一新。褚遂良承接二王之业,兼师史陵,参以己意,乃创立唐规模,传授到了颜真卿,更为书法史开辟了一条崭新大道。故叙述楷行以及草书的书家,必须首先着重二王及褚颜四家,才能使学者明了历代书法演进的轨辙。”

       沈尹默着重二王及褚颜四家,可知其以楷、行、草为中国书法艺术之正宗,其间对篆隶则少论及。曾云:“四体写得一样好的书家,从古及今是很少很少的。这不是没有理由。因为篆、隶、楷、行,究竟是四种迥然不同的形势,各有所尚,很难兼擅,……八法是为今楷设的,其笔势不但要比篆体多出许多,也比隶体要多些,楷书自然可以取法篆笔的圆通,也可以取法隶体的方峭,然断不可拿来直接使用,还得要下一番融会贯通工夫,始合楷法,……。”

       沈尹默并不以为要顺书法史之发展,先篆隶,再学行楷,原因即在四体之笔法、笔势皆不同。

       沈尹默一生致力于楷、行、草,并且博采众人之长,对书法家,则存着通变的评鉴标准。通者,能领悟千古一心的笔法之道;变者,即能创造新的法度规模,开新局面。沈尹默对于二王及褚颜的推崇,正出于此通变的角度。沈尹默曾云:“凡是学书的人,首先要知道前人的法度,时代的精神,加上个人的特性,三者必须结合起来方始成功。”所谓“前人法度”即指笔法。又云:“羲之的成功,是由于潜心师古,得到了古人真正书法,运用这些法则,来创造自己的新体,就是笃守其不可变的——笔法,尽量变其可变的——形体。”

       而右军如何变造新体呢?沈尹默引述张怀瓘《书断》,叙述右军学书之历程,在于能“剖析张公之草”、“损益钟君之隶”、“运用增华”、“精研体势”,所以“能增损古法,裁成今体”。《书断》云:“开凿通津,神模天巧,故能增损古法,裁成今体……然剖析张公之草,而穠纤折衷,乃愧精熟,损益钟君之隶,虽运用增华,而古雅不逮,至精研体势,则无所不工,所谓冰寒于水。”

       沈尹默认为羲之书法“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能为万世宗师的原因,在于他能将平生博览所得的秦汉篆隶各种不同笔法妙用,悉数融入于真行草体中,形成融合时代精神及个人特性的风格,也奠定魏晋行草书的新典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而子敬则精于草法,得与其父并称“二王”。沈尹默云:“初由其父得笔法,留意章草,更进而取法张芝草圣,推陈出新,遂成今法。”并引张怀瓘《书议》详析,子敬在于能“穷伪略之理”。伪者,谓不拘六书规范;略者,省并点画屈折,而“极草纵之致”,所以,“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于“笔法体势中,最为风流者也。”

       沈尹默云:“子敬耽精草法,故前人推崇,谓过其父,而真行则有逊色,此议颇为允切。”

       二王风格不同,然各领风骚,从书迹中观察,沈尹默指出右军用内擫,大令用外拓。沈尹默云:要用内擫法,先须凝神静气,收视反听,一心一意地注意到纸上的笔毫,在每一点画的中线上,不断地起伏顿挫着往来行动,使毫摄墨,不令溢出画外,务求骨气十足,刚劲不挠,前人曾说右军书“一榻直下”,用形象化的说法,就是“如锥画沙”。

       内擫之功,在立定基础,而较严谨含蓄,欲显自然物象之奇,则发展外拓。沈尹默云:“外拓用笔,多半是在情驰神怡之际,兴象万端,奔赴笔下,翰墨淋漓,便成此趣,尤于行草为宜。知此便明白大令之法,传播久远之故。内擫是基础,基础立定,外拓方不致流于狂怪,仍是能顾到”纤微向背,毫发死生”的妙巧的。外拓法的形象化说法,是可以用“屋漏痕”来形容的。”

       二王在内擫及外拓上书风之差异,亦使后人在学习上得以博采众长。沈尹默以为会通之道,在于腕运之理。沈尹默论书诗云:“落笔纷披薛道祖,稍加峻丽米南宫。休论臣法二王法,腕力遒时字始工。”又云:“无论内擫外拓,这管笔,皆非左右起伏配合着不断往来行动,才能奏效。若不解运腕,那就一切皆无从做到。”

       沈尹默评析二王书风,仍不忘落实于执笔运腕之理。

       沈尹默对二王之推崇,由郭沫若引起之兰亭序真伪论争中,亦可见一端。诗云:“沙门且莫喜洋洋,禊贴仍归俗姓王。万卷枉经今日眼,千金惟买古时方。不劳文外寻矛盾,且听人间论短长。却怕谢公批札尾,何来鼠子敢跳梁。”按“沙门”指依规出家修道之人,此指隋僧智永。郭沫若《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认为《兰亭序》是伪迹,并以为依托于智永,沈尹默以调侃之语气否定此说法,并肯定《兰亭序》仍为王羲之所作。对于郭沫若纷纷在书籍碑帖中找论据,著其张目,以为不足信。又云:“兰亭聚讼闹洋洋,今日连根铲大王。虞写褚临都是幻,鼠须茧纸定何方。隶行异代殊妍质,碑简分工各短长。二篆八分相递让,不然安见宋齐梁。”此四句写《兰亭序》之论争,否定了羲之所作之事,及唐虞、褚的临本。后四句从书体演变说明,商周大篆和秦代小篆、汉隶等,逐步为新兴书体所取代,而行书在汉末已渐次萌芽,至六朝已臻成熟。“论战何分南北洋,更无人事涉张王。交锋专对《兰亭序》,却病多求海上方。胸有疑团文脉乱,言符事实理由长。诚然好辩原非恶,轲也栖遑枉论梁。”在此诗中认为《兰亭序》之论争,并不依循笔法结构来分析,而专从迂阔无边的史料上求证据,犹治病不治其根,而求于海上方。所以“胸有疑团”,难免证据不足,文章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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