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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尹默书法生涯

发布时间:2013年08月29日 15:59 | 进入美术论坛 | 来源:央视网 |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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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尹默的书法生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自十二岁至五十一岁(1894—1933),为第一时期。此乃沈氏由爱好书法转而刻苦钻研书法并进而初步形成个人风格的艺术探索时期。二是五十二岁到六十七岁(1934—1949),为第二时期。在这一历史阶段,沈氏进一步融会百家,风格日趋成熟,并作为民国书坛『二王』流派的灵魂人物在书坛上积极地发挥了领导作用。三是建国后六十七岁到八十四岁(1949—1966),作为当代书坛领袖,为提高书法的艺术地位,为使书法走向繁荣,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而奔走呼吁,不顾高龄,不辞辛劳,为整个书坛贡献独多的时期。今分述如下:

       第一时期(1894—1933)

       起步伊始,沈尹默并不幸运,他不仅未能遇上名师,反而遇上了一位对书法没有见解,盲目崇拜黄自元误人子弟的黄姓塾师,致使沈尹默入手之初便沾染上了馆阁体末流的俗气。以致在沈尹默功成名就,卓然成家之后,仍不免『三考』出身的微讽。令人庆幸的是沈尹默悟性过人,见其父所写欧字之后,豁然顿悟,对雅俗有了最初的判断,于是便有了弃黄学欧的行动。但在1907年即25岁遇到陈独秀之前,他仍然取法不高,仅仅刻意欧、赵而已,甚至学赵,也只是学仇涞之这样的末流书家,因而得到了陈独秀『其俗在骨』的刻薄批评。这对于年青而富才学,意气又盛的沈尹默来说,当然是极大的刺激,我们从《学书丛话》的叙述口气中并不难体会到他当时遭受刺激时的心绪。从此以后,虽然他以此自警,竭力摒除俗气,但因投身于风起云涌的新文化运动,并成为当时国内屈指可数的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又连接担任河北省教育厅长、北大校长这样的位高且忙碌的实质性职务,使其无暇真正深入传统,只能以常人少见的毅力,坚摒帖学不取,一心一意取法魏碑,甚至到了不应酬书件而专心魏体的程度,以企脱胎换骨。毫无疑问,这种努力,在沈尹默的书法生涯中是非常有益而且是至关重要的。沈氏在这一时期留下的《云龙远飞驾天马自行空》、《石虎海沤鸟山涛阁道牛》等传世作品,虽然孤立起来看,在民国书坛上似乎算不上什么惊人之笔,但与他本人前期靡弱媚俗的书风相比,则不啻为一场意义深刻的革命。这些作品腕下力足,点画遒劲,结字凝重,气象苍茫,尤其是《鸿雁出塞北牛象斗江南》一联,写来朴实无华,用笔径来直去,却气度恢弘,用笔老练刚健,一洗前期的媚俗铅华,原先书作中的骨弱弊端在此完全得以解除。沈氏如没有这一时期对包世臣碑学思想的服膺,没有对魏碑朴野旷逸之气的亲和,学仇涞之等人所沾染上的俗气便难以根除。他后期的楷书也好,行草也好,其最强烈的风格特征就是清新刚健,如没有这一时期对魏碑的浸淫,其作品的这种风格特征与审美意蕴是无法奔赴他的笔下的。由此看,这十五、六年的学魏,对其后来的肆力帖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保证。而据他自称是在通过学魏『自觉腕下有力』后,才遍临唐碑,特别于褚遂良用功尤勤的。这一由魏碑再回到唐碑的转折,是在学魏基础上的转折,单纯学魏,朴野之气固然可以多多,但易生怪戾刚狠粗陋之憾,如不用士气的雅韵来对之提升,在审美层面上则仍会处于低层次的阶段,令人称叹的是沈尹默凭其深厚的古典文化修养,凭着新文化运动闯将所固有的敢于反抗权威束缚的胆识,对康有为炙手可热的书学思想进行了自觉的反动。康氏尊魏卑唐,沈先生恰恰弃魏崇唐,并进而由唐而溯追晋韵,这在当时来说,无疑是相当新鲜的书坛举动与书学意识,这一层转折是沈尹默艺术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层转折,正是这一层转折保证了沈尹默在书史上的流派特征,正是这一层转折,使沈尹默的风格具备了历史性的含义与容量。这一举动,从表面上看,似乎并无多少深意,但如将其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其意义便会立即凸现出来。因为这是对当时书坛风气的全面反动,是对『沈尹默时代』到来的最重要的准备。当时书坛,北魏书风一统天下,二王极少有人问津,写唐碑者,在纯搞书法的书家们看来大多数似乎还尚未人流,尤其是康有为尊魏卑唐,更使唐人书法的价值一落千丈,可以说沈尹默是在唐人书风价值达到最低点时开始自觉学习唐法的。而他对唐法的学习,与时流中学唐朝的颜、柳也不同,而是属意褚遂良这一二王正脉。我们不得不说,他的选择可谓是迥异时流的一种大胆的革命性的反叛:沈尹默在由初时起步的取法唐人,到后来的追慕包、康,弃唐就魏,到现今的再度向唐人回归,完成了自身的否定之否定,显示了不凡的价值取向上的主体能动性与自我超越的能力。当然更进一步看,沈尹默的这一层转折,其根本还是筑基于对帖学自身发展这一书法本体规律认识的基础之上。明清帖学,尤其清代帖学已走向没落,如果取法乎下,自然在劫难逃,只能求其下下。沈尹默对此的认识是很清醒的,他在这一时期,对明清人一概不学,而主要上追宋以前诸大家学王踪迹。我们且看一下夫子自述:『到了一九三O年,才觉腕下有力。于是再开始学写行草,从米南宫经过智永、虞世南、褚遂良、怀仁等人,上溯二王书。因为在这一时期,买得了米老《七帖》真迹照片,又得到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及日本所藏右军《丧乱》、《孔侍中》等摹帖拓本的照片;又能时常到故宫博物院去看唐宋以来法书手迹,得到启示,受益匪浅。同时,遍临褚遂良全碑,始识得唐代规模,这是从新改学后获得了第一步的成绩。』(《学书丛话》)一九三二年,五十岁的沈尹默,愤然辞去北大校长职务来到上海后,担任了中法文化交换出版委员会主任兼孔德图书馆馆长,工作之余,不废临池,继续学习褚书,并从深处研究,对其源流和发展,摸索出一条轨迹。如褚遂良晚年所书《雁塔圣教序》乃是褚公法乳汉《礼器碑》的结果,并由此推断缺少《礼器碑》笔意的世传本《枯树赋》乃为伪好物,是米芾临本,而非褚遂良真迹。『学褚的同时,也间或临习其他唐人书,如陆柬之、李邕、徐浩、贺知章、孙过庭、张从申、范的等人,以及五代的杨凝式《韭花帖》、《步虚词》宋李建中《土母帖》薛绍彭《杂书帖》元代赵孟頫、鲜于枢诸名家墨迹。尤其对于唐太宗《温泉铭》用了一番力量,因为他们都是二嫡系,二王墨迹,世无传者,不得不在此等处讨消息。』(《学书丛话》)

       学习、积累的结果,集中展现在沈尹默一九三三年在上海举办的个人书法展上。此次展览共展出作品一百多件。这一时期的沈尹默在书坛上尚未成为某个群体的核心或全国书坛的领袖,换言之,这一时期的沈尹默在书坛上并没有多少号召力。但是这一次展览却又的的确确是一个信号。对于追慕晋唐风各自为战的同道来说,他的个展,无疑向他们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与自己并不寂寞的最明确的信息。他作为文化名人的威望,他出色的个人成绩以及此后他从审美观、创作风格样式乃至技巧诸方面所提出的一整套见解,使他从此高高矗立于帖学阵营的核心,赢得了大量同志。因此,随着第一次个展『二王』旗帜的打出,马公愚、潘伯鹰、邓散木、白蕉等相继集聚于他的麾下,构成了一个当时并不很自觉的『二王』流派,并以其雄厚的实力与清前的唐碑派及清中后的北碑派起码在书法现象的层面上,能够得以并驾齐驱。所以,我们说一九三三年的个展,对于沈尹默来说是个标志:从此,他脱离了书法艺术探索道路上的个人色彩,他已不自觉的成为当时书坛上一个流派的灵魂人物,以他的创作实践、创作主张,对整个书坛施加着积极的影响。

       第二个时期(1934—1949)

       这一时期是沈尹默个人艺术风格走向成熟,并由个展赢得同志,逐渐成为『二王』流派的核心人物,影响力逐渐增强,阵营越来越大,从而在一九四六--一九四九年年间,使『二王』流派发展成为唯一能抗衡于右任北碑派的一个集团,从而形成双峰对峙局面的时期。

       一九三四年,沈尹默目疾初愈之后,将正在阅读的晋赋中自己喜爱的篇章写了数遍:有刘孝标《广绝交论》潘岳《秋兴赋》和《怀旧赋》。笔致精雅,使转自如,分行布白,容与徘徊,施墨苍润相间,一任自然,达到了非常精熟的境界。其作品风格精致雅健、清新活泼的特征,基本全部呈现出来,可谓这一时期的力作,代表了这一时期的艺术水准。一九三七年应吴湖帆之嘱为云溪翁所摹鞠图所题之跋,虽然是小品,信手挥洒,却既能法度森严,又能得心应手,浑无滞碍。置诸古人题跋中,亦不显弱。一九三九年为郭汪《石鼓文研究》所作《序言》,用行楷书之,精严方整又灵动多姿,其中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的笔意、杨凝式的笔意,张即之的结体情趣浑融为一,达到了很高境界。一九四三年《临米南宫摹右军兰亭序》自跋更是精彩纷呈,其墨色变化之雅,用笔轻重徐疾之丰富,可以说达到了一种极致状态。

       海上行家吴湖帆不仅请他为自己所敬重的云溪翁题跋,而且自己还和陈蝶野在沈尹默所书卷子上题书,直接表达了自己对沈书的钦服赞佩之情。对米芾二王有心得,下笔不俗的章士钊在其《临米南宫摹右军兰亭序》跋中则用一首长诗表达了他对沈尹默的敬佩之情,中有『瓠瓜庵主到圣处,笔法直迈褚与虞』句。

       这时,不仅国内艺术行家对沈尹默表示了敬重之情,而且即使在国外沈氏也已经身负重名,《世界美术大辞典》主笔荷兰高罗佩先生,精通汉学,在《辞典》中称先生为民间第一大书家,并撰对联一幅求教于沈尹默。一九四六年高罗佩又用草书写马子才诗再次向沈尹默请教。

       正因为沈尹默在国内外书界声誉日隆,而其诗歌水平又为时人称道,他对书法艺术的见解渐成体系,因而聚集在他身边的文人墨客也就渐多起来。与他书法交往的主要是崇尚『二王』帖学正宗的一批文化素养极高的书家。三十年代的上海有马公愚、邓散木、潘伯鹰、白蕉,四十年代的重庆,主要有乔大壮、汪东、叶元龙、章士钊、潘伯鹰、朱家济、蒋维崧、曾履川等人,在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的三年多时间里,沈尹默作为一个职业书家,其凝聚力得到进一步加强,以马公愚、邓散木、潘伯鹰、白蕉为骨干的『二王』流派基本形成。相对于于右任标准草书运动的渐趋消歇,『二王』流派却恰恰表现出自己的方兴未艾之势。作为核心人物的沈尹默先是在一九二一年开始写论书词,一九三七年写论书诗,一九四三年开始写书法论文(《执笔五字法》就是这一阶段的成果),并在这前后还写了大量题跋,倡导自己的思想主张。而与此同时,『二王』流派阵营中的人们在相互赠诗,相互题跋中,加强了对二王流派的建设与观念上的拓展,从而扩大了自身的影响,潘伯鹰在沈尹默的影响下,亦有书法论文问世,如仿袁昂《古今书评》体例所成的《书评》一篇,就曾在友好中传阅。沈尹默先生曾写百绝句赞之,从而成为『二王』流派中沈尹默的得力助手与流派活动的中坚。『二王』流派及沈尹默在当时国内书坛上所占据的崇高位置,从有集近现代书法大成之称的《书法大成》一书中,即可明显地感受到其中的信息。沈尹默被放在首位,近现代共收录四十二家墨迹,但以沈尹默、马公愚、邓散木、王同愈、白蕉等『二王』流派书家所占篇幅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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