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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书坛上有两个人物是我们提到近现代书法史时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一个是于右任，另一个便是沈尹默。前者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及客观地理环境上的间隔，尽管目前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与追随者，但似乎还不及后者对当代中国书法所具有的持久的影响力，而沈先生则以学者、诗人、书家的身份出现在本世纪的大部分岁月里，经历了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充满痛苦冲突的各个时代，直至解放后以专一的书家形象对创立第一个专业书法团体——上海书法篆刻研究会，重振这门传统艺术又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在那荒唐的岁月里，老人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与悲惨结局，都不仅仅是沈先生个人的不幸，也是那个时代的不幸，更是中国书法的不幸。五六十年代，沈先生书法曾经风靡一时，而在八十年代书法大热潮中，却听到过有这样一些议论，说他的书法“不符合现代书法的发展要求”，“为法所缚，少灵动，少个性”云云。问题不在于对沈先生是否可以议论，而在于这种议论是和当时书坛上的一股漠视传统，以笔法、法度为束缚的思潮紧密相连的。然而当代书法经过十年的发展，人们开始站在整个书法发展史的立场上，重新审视沈尹默书法与二王书风了，如在结束不久的三届书学讨论会上的一些论文中，已见端倪。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沈先生身上浓缩了近现代中国书法沉重的投影，作为一种特定的历史文化现象，我们以为，将沈尹默现象与二王书风并列地加以考察，会使我们对当代书法有更清晰的理解与认识。
可以说，当代中国对书法还仍然处于清代碑学思潮的笼罩之下。由于清代碑学兴起的原因主要是对传统帖学发展过热的一种反拨，这作为一个文化现象是无可厚非的，但在创作实践上尽管清代篆隶及印章出了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等大家，但在行草书体的创作上却没有出现像米芾，王铎式的大家，因为碑学的笔法是以“迟、涩”为主格调的，这与行草收用笔的“流动、灵便”是两个相反的走向，于是近现代书家开始重新思考帖学与碑学的各自优势，苦苦寻找各自的突破口，如沈曾植，王蘧常、高二适高古一路的章草书体，谢无量刻求个人风韵的“孩儿体”，弘一法师以其深厚的北碑功底，化成掐头去尾、毫无火气的僧人书，以及于右任晚年融碑帖一炉的草书，直至沈尹默、白蕉、林散之等帖学一路的行草书，而沈尹默先生则是其中旗帜鲜明地提倡晋唐风韵，强调传统笔法的有力鼓吹者与实践者。他以其一系列论著如《二王法书管窥》、《学书丛话》等及其中晚期的创作实践，都明确地表明了他的立场，可以说沈先生是清代以来在理论与实践上全面回归继承二王书风的第一 人。尽管由于他晚年高度近视，几近于盲，无法看清自己所写出来的作品，使他的创作实践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也影响了他向更高的艺术高度攀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即使如此，他晚年的作品又何曾是什么“少灵动，少个性”呢？在现代书坛上他是一位当之无愧也抹煞不了的书法大家。至今能企及他的也还不多。但他的意义还不止于此，而在于他对书学的深入研究，在笔法问题上作出了系统的阐述和“取法晋唐”的创作态度。
因为中国书法作为一门深邃的抽象艺术，其最高的审美价值就应在于历代文人所呕心沥血创造出的大批法书之中，在于笔法的丰富美妙上，而众多的摩崖造像，石刻经书所具有的素朴的自然美，与其说是源于自身的魅力，倒不如说是悠远的时光给它披上的一层神秘幽深的面纱，而在写时当时的人们看来，这些大多不过是一般的俗书而已。中国书法自汉末魏晋基本完成字体的演变之后，便沿着二王所开辟的帖学大道 ，依照自身特有的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前行着，在二王那儿又逐渐分出二个风格相异的帖学流派，平正一路的有智永，虞世南，禇遂良，蔡襄，赵孟頫，董其昌；欹侧一路的有颜真卿，米芾，傅山，王铎等。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狭义书法史归根到底也就是二王书风的流变史。传统的用笔法在这一体系中经历代书家的递次努力而逐渐丰富、完善，成为学书人的不二法门。自清代出现的对二王书风的反叛，并不在于这一帖学体系自身的生命力已枯竭，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因素的。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二王书风几乎历代都有一次大规模的回归运动，如“欲存王氏典刑，以为百家法祖”的智永和尚，初唐欧、虞、禇、薛四家对大王书法的全面继承，疾呼“不入晋人格，辄徒成下品”的米颠，强调用笔第一的赵孟頫，提倡“书不宗晋，终入野道”的王铎，也正是由于历代书家对二王书法的回归，才造就了他们对二王的超越。而沈尹默先生的行草书创作可以说是在超越有清一代的基础上，又一次对二王书风的耐人寻味的回归。书法史上二王书风的这几次回归，都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正是中国书法螺旋形发展的客观规律，没有了回归，可以说也便没有了中国书法的发展。
可惜的是，当代书法热兴起时由于正处于一场灾难以后，其环境就像病后营养不良。它一方面吸引了大批的爱好者，迅速地壮大了队伍；另一方面却由于其中部分参与者素质不够，甚至有些人是抱着趁热闹的态度参与进来的，真正能静下心来探索艺术的人却很少，书家名衔满街走，其中真正能当之无愧者，却并不多。表现在创作方面，便是大量的作品，连基本的用笔方法也没有过关，随意割裂字形，只求粗野、狂怪，其极端就是所谓“现代书法”。“现代书法”明显受到西方现代思潮与日本“前卫书法”的催化，它摒弃传统与书法艺术的基本规律，巧涉丹青，工亏翰墨，集中地暴露了某些人的浮躁心态。但这却提供了一个与沈先生的理论与实践完全相反的参照系。两相对照，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书法艺术要发展，当代书法要超越前代，就必须尽可能充分地汲取前人留传下来的丰富的经验，成功的技法，从而发展创造，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也是时代赋予我们当代书法工作的责任。（来源：1991年第一期《书法》，作者：曹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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