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本质是人类的关怀_艺术台

张晓凌（以下简称张）：在我的印象中，你一直是个现实主义画家。你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写实功底扎实、生活气息浓烈，并由此洋溢出罕见的青春朝气。1995年，你突然剃度为僧，成为弘一法师之后的又一名画僧。我想，这并不仅仅意味着身份的转变，而且还暗含了某种思想的动机。你能否真实地披露一下这种动机？

史国良（以下简称史）：怎么说呢？我觉得只要是艺术家，不管他是画家、音乐家，还是文学家，其从事的专业都带有一种宗教性。一种事业，值得你把生命搭进去，这本身就有宗教性。对我来说，艺术就是宗教。在这里，我能找到自己，找到一种安慰。艺术家更多地是追求一种精神生活，大家喜欢谈禅论道，谈点哲学，这很容易和宗教有点联系。另外，我也很喜欢出家人的生活方式，他们头上的戒疤，飘逸的袈裟，早晚课时的诵经，都很美，很令我感动，冥冥之中，我觉得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也许是缘分吧，我从小就喜欢合掌。记得小时候我一合掌，我妈就打我的手，说我像个和尚似的。我从来没留过长发，要么光头，要么平头。人家说，史国良像个和尚，我心里挺得意的，喜欢往上靠，喜欢这么一种情结。

真正让我皈依佛门的原因是在西藏我感受到了佛的力量。在西藏画画时候，看到很多来朝拜的人，他们从几千里以外的地方一步一磕头地到拉萨去朝圣，这需要多么大的力量啊，没有精神信仰，行吗？！我曾试过这种朝拜方式，别说磕几个月，磕几千里路，磕两三天就受不了了，再下去我就要休克。但对那些朝圣的藏民而言，朝圣使他们充满幸福和希望，所以他们才有着令人不可思议的超负荷的能量。当时，我被这种精神感动了，这是我出家的一个主要原因。

为了画西藏，也曾想做个喇嘛，为什么呢？因为藏民崇拜喇嘛，你是个喇嘛，是他们的偶像，他们就会向你打开心扉，使你真正进入西藏的神秘的世界，探究它人文的、宗教的、民族生存的秘密所在。所以，我想做个喇嘛，可惜一直没有这个机会，有机会我肯定去做。

后来遇到了我的师父。他到我家，围着我转了一圈说，这个史国良，从哪个角度看都像个和尚。说得我心里咯噔一下，眼泪也流下来了。我想，我的缘分到了，因缘俱足了，那感觉就有点像神语似的，非要出家不可，脑子乱极了，控制不了自己，当时的心境就是那么一种状态。

张：出家后的感觉如何？

史：没出家时，觉得佛教有一种形式美。燃香、打坐、诵经等等，都特别美。但真正走进去后，才知道伴随着这些形式的还有规矩，这些规矩是以前我没有想到的。几点钟起床，几点钟睡觉，超度亡灵，放焰口，做法事，很多很多事，都是我未想到的。说心里话，这并不是我喜欢的，我不喜欢这样进入佛教。我理解的佛教是谈禅啊，谈哲学啊，怎么会变成这样繁复的宗教活动呢？我觉得这不适合我，历史上的画僧都是很自由的，没有寺庙，到处云游。石涛和尚说，我要以笔墨做佛事，人家接受香火供养，我接受云烟供养。这样才能行万里路，搜尽奇峰打草稿。我觉得这种画僧的方式比较适合我，我就回中国了，名义在柏林寺挂单，实际上在外面有自己的精舍，就可单独修行，也可以自由地搞制作，还经常参加一些慈善活动，如义卖、捐款、我都参加。

张：为何1997年回国后又剃度一次？

史：1997年回国后，画家们认为我是一个和尚，佛教界认为我是一个画家。人家都不知道你究竟是个干什么的，好象在空中飘着。就像一个人拿着自己的档案不知道往哪放。就这样过了几年“不放心”的生活。后来佛教协会说，欢迎你回来，但你最好再受一次戒，不是说再重新出家，而是再增一次戒，这样可以避免一些说法。于是，在佛教协会的主持下，我又增了一次戒。

张：就画僧的法脉而言，在你之前，是弘一大师。我读研究生时，曾对弘一大师做过一些研究。他一生共62年，36岁出家，可谓俗世一半，佛世一半。他出家的过程也很有意思，在杭州教书时，因胃部不适，听朋友说，采用断食疗法，每天只进一些稀米汤，饿了一个星期，脑海中各种异项分沓而至，思维和想象力都豁然开朗。后来又看《金刚经》，渐入佛道。一天早晨，他自己卷着铺盖卷，去虎跑寺出了家。他的内心世界，已不可探讨，你和弘一大师相比，有何异同之处？

史：我觉得有类似的地方，如缘分、受某种现象的启示等。但弘一法师的那个年代和我们这个时代不一样，文化背景不一样，人悟的程度也不一样。

张：我有个个人看法。你和弘一法师明显不同的是，弘一法师出家后，基本上不再做画了，书法也很少写了，可以说把艺术放弃了，只是偶尔谈谈艺术。有一次他云游到安徽，他的学生夏丐尊、丰子恺请他小聚，朱先潜听说后，也忙着赶去拜见。当时朱先潜还是一个中学教师，弘一法师和他们谈印象派，我觉得这很有意思。不过，弘一对艺术的关注也仅此而已。总的来讲，他是很超然的，主要还是着意于佛教的修行。你不一样，你更多的还是站在画僧的角度上……

史：我觉得目前的状况只是我的一个过程，也许以后会按弘一法师的方式做，以后还会有些变化。

张：你目前的作品在我看来仍是现实主义的，虽然你画的是宗教题材，但画上充满了现实的、积极的东西。

史：这是我和过去的画僧不一样的地方，最好是不一样。过去的画僧大都是画山水，画花鸟的，即使有人物画家，也都是画罗汉的。画现实人物的，我估计在我之前并无先例。我作为一个画家的时候，我真是一个出世的画家，但我出家后，我是一个很入世的和尚。这样说很准确吧！入世，是我出家后的所悟。我觉得，只有真和善是不够的，还要有美。美让我们的生活充满诗意，有品位。美从哪里去找，只能从生活中找。我把我从佛家角度感受到的美画出来，就是一种贡献。我近期的作品以西藏题材为主。我以出家人的眼光看西藏，和其他画家不一样。我走进藏民的内心世界，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有理想，有目标，有赤诚。在朝拜的队伍里，我就能找到我自己。我觉得藏民们有他们独特的幸福观，他们并不认为几千里路磕头朝拜是痛苦，而认为这是一种追求幸福的状态。我把这种现象、这种精神状态画出来，传达给世人，让人们知道，生命多么可贵，生活多么美好，人和人友爱多么美好，人们应该珍惜这一切。我觉得这才是真正在弘扬佛法。从这点上讲，关注人生，关爱生命与弘扬佛法是一致的。

张：这是理解你的作品的关键所在，你近期的作品展示了藏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诵经、劳作、礼佛等，这其中并没有太多宗教意味的悲剧感，而是充满了欣悦之情，充满了对现实生命存在的肯定。这和许多画家对西藏、对藏民生活、对宗教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想，这可能和你所理解的佛教教义有关。我想问的是，佛教教义对你的艺术有没有直接影响？从一个画僧的角度看，艺术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史：对我来说，佛是什么？就是觉悟，佛陀就是觉悟者。什么是弘法呢？弘法就是觉悟者对那些在生活中没有希望、充满烦恼和苦痛的人指出解脱之道，这种解脱之道的方法，就是佛法。弘法不是放焰口，做佛事。那不是真正的佛法，是为死人超度。而真正的佛法是关注活人，关注社会。必须入世，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弘扬佛法。我觉得我作为画僧，作为艺术家，应该用美的形式来弘扬佛法。美在生活，这就是我为什么执著于、热爱于生活的原因。我认为，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立足于人文关怀。这是我作为一个画僧多年来研修佛法所得。

张：再来谈谈你的绘画风格。我觉得你80年代画北方农民题材的风格和90年代画西藏风格有很大不同。80年代作品可以说较好地完成了水墨写意和写实造型之间的融合，在当时美术界反响甚好。90年代的作品引起了一些争议，有论者认为这一时期作品笔墨上较为板滞、单调，过于强调装饰感，不如80年代的作品那样清晰、刚健，张弛相宜，笔墨味道足。你怎么评价自己风格上的变化？

史：我注意到了别人对我评价，我同意其中的某些观点。关于风格，我想说这样几点：首先，目前作品的状态只是我近期探索中的一个阶段，还有许多课题正在实验。别人称赞我80年代的作品，我自己却很清醒，这么多年我悟出了很多，思想、观念、心态上的变化也很大，80年代的作品很难表达这种感受，我必须在艺术上寻找新的突破口；再是西藏题材可以说给我的风格提供了一个突破的机会。它的金碧辉煌的建筑，绚丽多姿的壁画、唐卡，以及色彩浓郁的描金图案，都是难用传统的写实主义方法表现。因而，描绘西藏时，就得不断的进行实验。说实在的，西藏的这些装饰性元素给我的绘画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使我的绘画实验充满自信。这是我要谈的第二点；另外，我还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我想把汉唐的工笔重彩传统和水墨写意结合起来，在二者相融合的基础上，创造一种新的风格。

张：你是一位写实性水墨画家，我们不妨谈一谈写实主义中国画的问题。自徐悲鸿先生为改造中国画引入写实主义以来，中国画在承担历史功能，反映现实生活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先后产生了如蒋兆和、黄胃、方增先、周思聪等杰出的画家，这是不争的事实。如从谱系上算，你应属于这一脉。我个人认为，写实主义对中国画的改造在某种意义上是成功的，但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引起不少批评。你一直坚持写实性画法，个中滋味，自然比别人体会得更深。你如何看待写实主义中国画？

史：目前写实主义中国画尤其写实人物正处在发展的一个关口上。原来的一批老先生相继走了，年轻的一代又没有很好地跟上来。一些年青的画家热中将西方现代艺术中的变形、抽象手法引入到人物画中，求怪求异，把以前老先生讲的写实人物画的三条原则（一是造型基础，二是传统，三是生活）全给忘了。经过20多年的探索，我认为这样做是不妥的。我现在还是坚持写实创作的道路，到西藏去深入生活，感受生活中蕴涵的生机与活力。我认为，写实主义中国画还会向前发展，还会得到人们审美、情感上的认可。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我画大昭寺的几张丈二匹作品在温哥华展览时，引起了相当强烈的反响，应观众的请求，展览延期了三天。你能说写实主义中国画没有前途吗？当然，写实主义中国画也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新课题，但我对写实主义中国画的发展始终是充满信心的。

张：你出家在美术界也是个颇引人关注的事件。也有人对此颇有微词，说史国良出家是一种包装的炒作。对此，你如何看？

史：听到这种说法，我真觉得我很可怜。说实在的，我真的没有这个意思，这真的是一种误解。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他的人生道路，选择得不随世俗意愿，便会招来横议，这也是正常的，李老师那时的心态呢？我有必要炒作吗？我出家前，就已经得过国际大奖，又得过文化部的嘉奖，我是最早一届研究生中年龄最小的，辈分应该是算比较高的，我出过多种画集和文字作品，做过很多学院的客座教授，我需要炒作吗？我真不明白，美术界出个画僧有什么不好？我会对自己选择的道路负责任的，因为这种选择是听命于我的内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