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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国良专访

发布时间:2013年07月04日 18:57 | 进入美术论坛 | 来源:艺术中国 | 手机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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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备受艺术界推崇和新闻媒体聚焦的中国画大师。享有无数荣耀的他,却毅然选择削发为僧。艺术中国于近日邀请国画界重量级人物----画僧史国良先生做客《大家在线》节目。

       主持人:我和史老师见面是两周前,在史老师的画室里最吸引我的是整整一面墙的书架,大部分都是艺术类的书籍和画册,这些艺术类的书籍和画册对史老师平时的创作有没有什么灵感和启发?

       史国良:这是一方面,对于所有从事艺术的朋友来说,无论是美术、音乐还是舞蹈、文学,读书是增加软功夫最重要的一方面,硬功夫是你所从事的专业。软功夫是文化,增加你看生活的深度以及看文化的角度、对生活的敏感度,方方面面,烘托你硬专业最有力的手段,是一个补充。

       主持人:您今年或者在最近几个月里有没有创作一些新的作品?比如比较大型作品,或者您参加过什么样艺术类活动?

       史国良:我一直在进行创作活动,基本上没有停下来,我在好多年以前开始画西藏,也画了很多年西藏,去了很多次西藏,我一直梦寐以求想画一组以大昭寺为主题的西藏,希望观众跟着我的画笔,我带着信徒们在寺里走一圈,参加各种礼佛的活动,从各种各样的角度把大小不同的画展现出来。因为信徒们心目中的圣地是拉萨,拉萨的中心是大昭寺,大昭寺的中心就是那尊佛像,是文成公主进藏的时候带去的释伽牟尼的12岁等身像。可以说拉萨这个地方成了中国所有佛教徒的圣地,尤其是信仰喇嘛教和黄教的圣徒们,如果可能的话,每人一生都要来一趟,所以很神圣。所以我一直想画这样一个活动。因为在去拉萨路上,如果坐汽车走进去,经常会看到一家子,或者两三个,成群结队的人,一边磕头一边往拉萨行进,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几千里地一路磕头走到拉萨。我很感动,也很希望从我的画里感受到这样的壮举。

       主持人:我们期待着您的大作。

       史国良:也开始陆陆续续画了一点,有机会会展示出来让大家分享。

       主持人:在您的艺术生涯当中,您的创作和努力是得到大家公认的,您是非常努力的艺术家,您创作一幅作品有没有固定的周期,还是完全灵活地,凭借着您的灵感进行创作?

       史国良:没有什么周期,根据灵感很重要,灵感来自于生活,深入生活的时候会发现很多意想不到的感受、感触。一般来说,做人要很有情,而作为一个艺术家要很多情,只有你多情的时候,才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角度,只要达到有情,你对生活才不那么冷漠,这两点很重要,主要来自对生活的感受,来自对生活的软功夫,即文化方面的积累,这方面积累得深厚还是浅薄,直接影响表达的深度,灵感的可读性多少都与此有关,硬功夫是否扎实也影响作品的深度和精致与否、感人与否。

       主持人:大家都知道,在画坛当中您是非常有名的艺术家、画家,并享有“画僧”的美誉,我知道您有一个法名叫做慧禅,有很多的网友朋友想知道这个法名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史国良:每个出家人都有一个法名,在出家的时候师傅就已经起好了,因为我在海外出家,是在台湾佛光山星云大师的的麾下,本来这个名字不是起给我的,台湾过去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将领叫陈成,他的儿子叫陈吕安,那一年陈吕安想出家,师傅给他起的名字叫慧禅,结果他那年没有出家,去竞选总统了,所以就把名字给我了。我就有这么一点因缘,后来他的儿子出家,跟我同科的戒兄,我跟他讲起这个故事,挺有意思的。同科就是指同一届,比如我们这个戒场,今天要传戒,大家从四面八方到这儿来受戒,出家的时候要点僧蜡,我是95年出的家,96年受的戒,我的僧蜡从95年开始算,戒蜡从96年开始算,同时受戒的弟兄们叫做戒兄。

       主持人:您出家这件事,按照普通人来看,每个人都有自己事业上的顶峰,希望在自己事业的顶峰上多做停留,保持住自己比较好的状态,但您恰恰相反,在自己事业最为辉煌的时间段选择踏入佛门,不仅更多人产生了困惑,不知道当时是因为什么样力量的趋势使您做出这样的决策?

       史国良:我出家也不是突然间冒出的怪念头,也有多年基础。我首先是受画僧的影响,中国佛教的影响很多年,一直很崇拜画僧,我们到敦煌、龙门石窟,被佛教艺术震撼,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都有很多的启发和启迪。比如我到西藏,每次去西藏都被震撼,西藏文化除了神秘以外,还有一种力量。进西藏的路上看到很多朝拜的人,就把你的心抓走了。那时候我画西藏很痴迷、很忘我,不顾一切,完全陶醉其中。我一直想做一个喇嘛,因为喇嘛是他们的偶像,是他们的神,他可以把他们的心展开,和我们的距离拉近。我所以想做喇嘛,多种原因凑在一起的时候,一旦这种因缘一来,可能就不能自制了。还有一点,我对佛教文化很感兴趣,比如说从形式上,我喜欢听梵器的敲打声和唱颂声,穿宋朝传下来的服装,腰间的飘带被风一吹,很美,头上点一排排戒疤,燃一柱香,一打坐就进入了状态,也被形式上的这种美感震撼过,所以有一种向往。当然出家也需要勇气,还有很多知识分子、文化人、艺术家,现在也有这样的现象,他们喜欢谈禅论道,谈形而上,谈精神,尤其在当下社会转型的时候,人心也比较浮躁,都追求清静和解脱,所以很容易走到这上面来。何况每人从事专业,严格讲,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专业的时候,达到痴迷忘我、不顾一切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种宗教境界,很容易就迈进来,我就是在这样状态下进入的。

       主持人:我仍然觉得您这样做还是一个很有勇气的选择。

       史国良:对,从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我还是很勇敢。与我同时期成为居士,很早在一起谈禅论道的同行们没有做到这一步。可能与我的性格有关。

       主持人:您在博客上有一篇文章,关于到印度的文章。

       史国良:对,因为印度是佛祖释伽牟尼诞生地方,在尼泊尔境内,也是所有佛教徒的圣地,到那里朝圣,感觉佛教的影响我觉得很重要。那时候我是有神论者,佛对于我来说像神一样,是带着光环的。真到了那里让我感到很震撼。比如说灵鹫山,在《西游记》里说了多少回了,雷因寺、如来佛、大鹏金翅鸟,都是当年在《西游记》里经常出现的环境。可是真正到那里去的时候会发现,远不是那样,大鹏金翅鸟其实就是一个长方形的石头,一个岩石在山顶上,远处看很像一个老鹰,其实那就是原型。雷音寺那个地方,据当年说佛陀对着十万众讲经,但是我们现在看那个地方,除了一点残垣断壁以外,坐上50个人都嫌小,如果真的是神,可能容纳十万众,因为围绕一下山头,一个个山头真的像十万人在听真经一样,可能是这样想出来的。还有雷音寺,应该是很辉煌的,其实就是在岩石下面的洞里面。后来我觉得很感动,那时候很艰苦,吃饭的时候需要化缘,走到山下多少里地去化缘。虽然我在这里没有找到神仙,但是找到了出家人的精神。佛教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2500年前印度是多神教的地方,从这里慢慢的向外传开。

       主持人:据我们所知,您在学生时代也曾经是蒋兆和先生、黄胄先生和周思聪老师的学生,他们也都在画坛上享有盛誉。不知道您的艺术之路和人生之路有没有受到他们特殊的影响?

       史国良:受他们的影响非常重,我是学院派的第三代,第一代是蒋兆和、黄胄他们,他们把西方的焦点透视、解剖和素描跟中国的传统绘画形式结合在一起,产生一种新画种,在他们之前中国的人物画非常弱,没有解剖也没有透视,歪歪扭扭。有了这种新画法以后,这种人物画才确立以来,成为学院派挂头牌的。第二代画家,像周思聪这样的人,在学院派底下培养出来的人,到我这儿是第三代。我们这些老师具备很多美德,有爱心、有责任心。我们那个年代虽然物质很贫乏、很单调,但是那时候又是最好的时代,因为大家很单纯,很多大师都在世,今天被很多美术界认为大师的,像圣人一般的老师当年都教过我,所以我很荣幸。那时候的老师对学生真的是一种爱,是一种负责任,很爱才,一定要把你培养成才,把自己当成梯子,把自己的肩膀奉献出来让学生踩,很伟大。

       主持人:所以刚才您说,一个艺术家的诞生和他存在的时代有非常大的关系。

       史国良:对,你赶上那个时代了,赶上特殊历史时期,在特殊时代的一些主角,是你的老师,他们培养过你,这是很幸运的。

       主持人:听说您在大学毕业后,也曾经去过解放军艺术学院当过一名老师,能否谈谈这个方面?

       史国良:我在1978年考上了中央美院的研究生,我那时候在全国的研究生里是最小的一个,只有22岁,应该说是被破格录取,在那儿学了两年后就分到解放军艺术学院当老师。是一段很奇特的经历,我这个人比较自由散漫,很随性,性情中人,不喜欢被规矩框住。喜欢到军队的原因是因为小时候喜欢当兵,但是自己当不上,对穿四个兜的干部感到很神圣,因为管我们的人都是有四个兜,我就有一种儿童心理,想当解放军,真正要我去的时候一点没有犹豫就去了。去了之后就知道我不适应,他们每天要开会,风纪扣要系,我的脖子比较粗,风纪扣系上特别难受,所以经常被人家揪出来。再一个是开会太多,规矩太多,不适合我发挥,所以在那儿待了5年,我就转业到北京画院去了。

       主持人:你在北京画院也是一名专业画师?

       史国良:对。

       主持人:从事专业创作吗?

       史国良:对,完全从事专业创作,专业创作,完全的专业画家。北京画院也是中国最早的一个画院,第一任院长是齐白石,后来是叶恭绰等等,成立的时候是经国务院批准,总理参加成立大会,在中国画院里它是最重要的一所画院。

       主持人:想必您的成功之路也不是那么的平坦,一定经历了很多的崎岖和坎坷?

       史国良:对,每一个艺术家想成功,后面都会有很多很多的挫折和苦难,如果用文学的话来讲,后面的脚印都是歪歪扭扭的,都灌满汗水,一定是这样。我的经历赶上了特殊的时代,那个时代给我了很特殊的烙印,我那时候正在读师范的一个美术班,当时我们学校三张票,一张票给了我,不是因为我画得好,鼓励我,是因为让我走白专道路,让我受教育去了。我第一次到北京饭店,也是第一次进城,而且第一次看了这么多大师的原作,完全被震撼了,回来就画了很多小桥流水、黑松树什么的,这样一下子被抓了典型。说别人没看过黑画的,今天我们就搞一个黑画展,那次等于我是到每个班做检查,挨批斗,不让我入团,受到了很多打击,这只是其中一种。大家可能知道,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导演叫安东尼奥尼,我跟他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把他和我拧在一起,有一次我到北京站画速写的时候,被一个解放军战士发现了,他看我画一个地方就跑,还老用碳笔画,画黑画。结果他就给我汇报去了,结果派出所和工宣队的民兵把我抓走,送到北京站去审查,他们审了四个小时,问我为什么画黑画,你的老师是不安东尼奥尼,是不是有人指示你画的?我相信那时候的画家都有类似的经历,被人抓走,画山水的被认为是画地图的,搞测量的,这种事特别多。

       主持人:据说你画的速写曾经需要用麻袋来装,是这样吗?

       史国良:是,这很正常。我们那时候画画不是用本画,也没有钱买本,一个本的成本很高,我们到废品公司买下脚料的白报纸,0.25元一公斤,一个月买10公斤全都画完,一个月要画十公斤的速写,几年下来要装好多麻袋。我想每一个专业人员想成功,想把硬功夫练出来,都要经过这一步,看芭蕾舞演员要做出优美的姿势,他们练得脚腕子都是畸形的,这样才能站在舞台上,胯跟正常人也不一样,要掰开,这两种畸形,没有十年、十几年的功夫是练不出来的,在掰胯、掰脚,练这种基本动作的时候是非常辛苦,练的时候都要吃很多苦,这不算什么的。

       主持人:您是第一次踏上西藏的土地应该在1979年,跟中央美院去写生,那时候您是因为西藏人民的一种纯朴虔诚深深打动了您,还是什么原因,总之您和西藏有一种解不开的情缘?

       史国良:对,有两种原因,一种是看过西藏电影《农奴》,完全被震撼了,他们的环境、形象、以及宗教吹号的喇叭声,还有大佛手里刷上金的时候,那种强烈的效果震撼了、刺激了我。再有,我的老师画新疆,他不希望我像他,齐白石说过这样的话“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学老师可以,但是完全像他就一定死,没有了自己的特色。他画新疆我就画西藏,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而去的。

       主持人:我们在今天的采访之前,还特意走访了几位熟悉你的朋友,据他们说,史国良先生去趟西藏就跟我们去王府井一样,昨天和你说要去西藏,没准儿今天你再见他已经风尘仆仆地从西藏回来了,不知道您是怎样被这片部遥远的土地所打动的?

       史国良:是这样的,西藏有一种特殊的魅力,我对它有点痴迷了,我快到西藏布达拉宫顶的时候嘴就哆嗦,我去西藏一路上都没有什么颜色,突然看远处有一片白色、红色、绿色,其实就是一个姑娘走过来了,听见她唱歌,特别感动、特别喜欢。因为那个地方长期放牧,没有人和她交流,人在没有颜色的环境里情绪会消极,就会喜欢大红绿的颜色。所以一下子我就喜欢这个地方了,我就想,我会一辈子画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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