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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期盼
引子
也是一种巧合，采访王迎春恰好赶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话题直奔《慰安妇》。
我曾在中国美术馆装修一新、重新开放后的首个展览上读到《慰安妇》原作，一组4幅，少女民妇，呐喊于血雨腥风中，饱尝难以名状的屈辱。我驻足画前，凝视良久。我相信每一位有思想的成年观众都会为这组作品所感染。
一年之后，我再次于全国政协举办的“当代国画优秀作品展·北京20名家”展览上读到《慰安妇》，又是一番感受。在国家最高美术殿堂上欣赏当代最优秀的国画作品，赞叹与感慨并存。单从题材上看，紧扣时代脉络、反映重大题材、重大事件，情系民族之兴盛衰败之作少之又少，难得《慰安妇》独树一帜，更难得如此醒世之作出自女画家之手。前有周思聪的《矿工图》，后有王迎春的《慰安妇》，为数不多的女性大画家却为国画园地增添了不可多得的时代篇章。
听命良知
《慰安妇》酝酿于2000年，成稿于2002年，历时两年有余。
诱因纯属偶然，王迎春于电视节目中留意到一则报道：抗战时期的山西寿阳县被日寇占领，十七八岁的少女遭受蹂躏、轮奸，成为日本兵的泄欲工具。岁月沧桑，当年的妙龄少女如今成了老太太，由十七八岁到七八十岁，在漫长的岁月里忍辱负重。面对电视镜头，四五位老人欲哭无泪，平静地讲述着当年的遭遇，由此改写了一生的命运，使其饱尝人间辛酸，孑然一身。当年她们不堪忍受日本兵的蹂躏，曾设法逃跑，被抓住之后打得死去活来。侥幸逃脱魔掌者隐姓埋名，背井离乡，当保姆、打零工，终生不嫁，默默生活在社会最底层。
王迎春生于太原，老家与寿阳紧邻，乡下有许多亲朋故旧，也便有许多牵挂。这则报道在她心中引起巨大波澜，久久地难以平静。一个农村少女，正当花季，出身贫苦，命运突然间为战争所改写。作为人、尤其中国的女人，有谁能将命运攥在自己手里呢？要么战乱频仍，兵燹惹身；要么三从四德，夫权难违。唯有新中国还女性以自尊，有了平等参与社会、享受生活的权利，其来之不易，理当珍惜。而珍惜存在于比较之中、存在于清醒的历史认知和自觉维权。世界妇女大会选择于中国召开，要能把慰安妇请到讲坛上该有多好啊！整整60年，她们未能得到应有的尊重与补偿。相反，日本政客一再粉饰和掩盖侵略罪行，极大地伤害了各受害国人民的感情。
艺术家较普通画家要高出一个层次，艺术水准、学术地位固然不同，也在于良知、德行之高低。生活中，你到底对哪一类事物、事件感兴趣？当今书画市场热闹异常，画家们扎堆儿便是议论谁谁又买了新车、又置了新房，谁谁的画价一个劲飞涨。也正在这样的档口，王迎春选择了《慰安妇》。
看罢电视节目后她难捺激情、愤懑于胸，不吐不快，为屈辱感所刺激而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
转过年来，她出访巴黎，顺路去德国、荷兰、瑞士、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等国参观考察，一路上总在酝酿、思考创作构想，有针对性地观摩各大博物馆、美术馆中的历史名作，古代的、近代的，有无同类题材可资借鉴？何种语言有助于启发内心的创作灵感？那怕雕塑，也能从中汲取营养，获得启迪。
伟大的艺术品是这样一种果实：它使那些漂泊不安的心灵与之发生交流，以其神秘的力量呼唤人性的光辉，从而强化其内心的崇高感。王迎春参观过的一组罗丹雕塑便给过她这样的感受。
出访归来，她进入创作状态。有许多难题要解决。采取什么样的绘画语言？选择什么样的角度进入？都曾令她几多踌躇、几番掂量。绘画是一种瞬间艺术，它可以反映生活真实，却也很难再现历史现状。“一旦用写实手法表现生活真实，便会比真实本身减弱许多。”这是王迎春的经验。慰安妇是战争带给中国乃至亚洲各受害国人民的一段历史屈辱，有人要揭露它，有人欲掩盖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尘封于档案馆、淹没在现实生活中而鲜为人知。为着创作，她找寻和翻看了有限资料，那里有日本兵自己拍下的镜头：一个被捅死的少女，麦秸插在赤裸的下身里，肠子流在外面；一个少女的裤子被扯下来，日本兵蹲在那里拍照，少女被迫拎着裤子，扭过头去，听凭戏弄……尽管时间已经走远了，但其留下的震撼丝毫未曾减弱，只要良知未泯，必然振聋发聩。
那么，用画笔再现这样一种历史真实，果真能唤起国人之反思、果真能引发震撼效果吗？这既要取决于画家对题材的驾驭能力，也要取决于观众的审美倾向，正是这双重门槛的无情阻拦，使得重大的、足以承载人类历史的现实主义绘画力作难得一见，哪一支画笔不是避重就轻、舍近求远呢？
王迎春可以截取老人现今的生活状态，以其历尽沧桑的面容入画，反观战争罪行带给她们的深重伤害。但如何缩短时间跨度？又怎么能把读者带回事件本身特定的场合中，从而撼动心灵？
撼动心灵，莫忘国耻，正是她欲表达的作品主题。
最终，画笔还是回到历史真实和生活本身特定的场景中，以少女民妇入画，通过青年女性的肢体语言，发出人世间最强烈的控诉、呐喊。
这是一位少女，披散着发辫，裸露着下身，悲愤地扭过头去，满脸鄙夷，既然失去了贞洁，身体便不再可贵，她因保护不了自己而陷入麻木，面前一片空白。人类的家国意识为什么根深蒂固？因为唯有国家、群体之强大，也才有个体的安全可言。她失魂落魄，欲哭无泪。画面被处理的落泪如雨，浇铸于少女破碎的服装及胴体上，形成强烈的毁灭感而呈现一幕活生生的人间炼狱。
这是一位少妇，扭曲着身躯，夹紧两腿并机械地以两手护住阴部。她的痛苦之深，莫可名状，因为她并非自己，还有丈夫、孩子、家人，日本兵的兽性瞬间毁掉了这一切。她侧低着头，从心底里发出哭喊，扭动着的躯体是一种多么无奈的抗争。人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出，一群日本兵泄欲之后正在对面欣赏她的裸体与痛苦，尽管画面中并无他们的影子，却分明能听到野兽般的哧笑。
《慰安妇之三》中的女子则几乎完全被剥光了衣服，唯有上身掛着一缕残片，这使她羞愧难当，以手掩面，也因此莫辨年龄，唯有发达健壮的肌肉表明她是一位劳动妇女。画到这里，王迎春分明已在以泪作画了，她使笔如刀，凶狠快疾，女子的身体遂出现如雕似塑般的效果。破碎的心炸开了躯体，化作一片血色，女子挣扎于血色中，拼尽最后一丝气力。她已无隐私可言，只能绝望地听命禽兽摆布……
这样，王迎春通过4个人物的不同动作，以4个不同侧面强化同一事件，以其多角度、群体性揭示其骇人听闻，前所未有。以其卓绝的笔墨力度倾吐了内心的愤懑与渴望。
并非偶然
她的渴望由来已久。
1942年，王迎春出生于日本人占领下的太原，小时候听到的全是哭泣声，战争恐怖带给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们永远难以拂去的噩梦，东家又死人了，西家又出事了，一个小女孩成天被吓得惊魂未定。母亲曾讲，日本兵把守着城门，中国人出入要向他们鞠躬，谁要不鞠躬，“啪啪”就是两嘴巴子。
4岁那年，太原城里仍然笼罩着战争恐怖，她溜到街上看热闹，但见一片尸体，血流成河。飞机来了，狂轰滥炸，姥姥飞奔而来，拉着她就跑，听到炸弹的呼啸声赶紧将她扑倒在地，炸弹响过之后拉起她再跑，直到危险过去。在那一刻，平日里柔声细气的姥姥变得刚强无比、力大无比，一如英雄一般。
在姥姥的拉扯中，她使劲地跑呀、跑呀，直到跑进新中国。命运也在冥冥中注定了，革命英雄主义早早地落地生根，在其心灵中长成大树，引领她在画坛中跑呀、跑呀，直到跑进当代人物画创作之一流团队中，渴望用她的画笔揭露战争罪行，倡导和平意识，赞美时代，讴歌英雄。
艺术观一定会生长在人生观的土壤里，而人生观离不开特定环境、特定时空。每个人都有其特定的精神归宿，艺术便是对这种归宿的诠释和倾诉。王迎春发问道：“艺术和国家利益、民族情愫、时代进步没有关系吗？如果有，艺术家之使命和责任不也就在其中了吗？”
王迎春在家乡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15岁初中毕业后离开太原，求学于西安美院附中。同时考入这家美院的还有家乡的一个男孩子，叫杨力舟。也就从她们那一届起，西安美院开始实行9年制，附中4年、大学5年。在最好的年龄段里，以9年这样一个时间跨度打基础，作为人物画家，尤其造型能力上的铺垫，为其后来扬名画坛，双双考入中央美院首届研究生班奠定了基础。
王迎春的老师是刘文西，这是一个立志一生画陕北的人。“立志很重要吗？”她这样问过老师、也问过自己。她心目中的创作主题又是什么？在太原，她画工人、画小人书，漫无目标，什么都画。在陕西，重点则转向画农村、农民。学校跟随着运动走，动辄把学生拉到农村，仅“四清”期间一呆就是8个月。大跃进、放卫星。种豆子、割麦子。一年里有大半时间与农民打交道。
更何况多数同学来自农村，多数老师也出身于农村。学校里吃的、用的、看的、想的几乎全来自农村。后来，重大的创作题材之外，她也画一些轻松随意的小品画，娃娃和羊羔之类，素材便来自于她对农村生活的了解与热爱。
一个女孩子，从小就有艺术细胞、绘画天分，五六岁看戏，回家后就能学着戏中人打扮自己，向往长大后当演员、演小姐，穿得很漂亮。对美的追求与生俱来。喜欢上绘画之后自然要表达这种向往，画仕女、美人，画梁山伯与祝英台，画《红楼梦》里的少男少女。上初中时已能画得很好了，同学羡慕、老师鼓励，顺势报考了西安美院附中。
人是很复杂的，因为社会复杂，生活充满变数。学校推行苏式教学框架，她也一直喜欢苏联近代油画作品。从内心接受了文艺为政治服务，大力歌颂工农民众这样一种艺术主张，由此改变了原有的审美倾向，喜欢画领袖、画英雄，热衷历史题材和革命英雄主义题材，由世俗化的唯美一变而为英雄美、时代美、阳刚之美，作品不像出自女孩子之手，其大气堂正，犹胜男性。
那时西安美院设在长安县城郊外的一道山坡上，周围全是农村，视野开阔，非常漂亮。春天来了，坡地绿了，鸟在树丛中飞翔。树叶是春天吐出的气息，嫩绿透明，轻盈欲飞。一群少男少女便在这样的环境里圆着他们的梦。附中三年级，专业课以外，王迎春开始尝试独立创作，起稿构图，勉为其难。杨力舟自告奋勇说：“我帮你画！”由此开始了他们的早期合作，作品完成后发表于《西安画报》，喜悦之余萌发了恋情。
后来，王、杨二人以“混合双打冠军”、“最佳黄金搭档”著称画坛，有着奇迹般的“联手”——联手考入中央美院国画系研究生班；联手加入筹建中的中国画研究院；联手创作了《黄河在咆哮》等精品力作，在美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更以《太行铁壁》联手摘得第六届全国美展金奖……
关于他们的结合和作为，坊间有各种传闻，王迎春的答复是：“我们俩的合作是对等的，在一张画里把各自的长处发挥在一起，优点加优点、长处加长处，强强结合，非常默契。”
早在1972年，王、杨联手创作了油画《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毛主席在晋绥日报讲话》，入选全国美展，是其成名作，标志着合作形式、作品选材等均进入定型期，从而信心倍增，志向高远，于沃野宽厚的大西北谱写美术佳话，是为艺术连理枝，画坛长青树。
这一年王迎春30岁整，以其才华及泼辣浑厚的绘画风格崭露头角，赢得荣誉，与杨力舟一起双双调入山西省文化局美术创作组从事专业创作。
找回自己
采访之前，我只是在公众场合见过王迎春几面，未曾晤谈。圈里圈外她有许多仰慕者，包括我，仰慕她的才华、她的坚毅、她的付出……大型创作，尤其人物画创作、重大题材创作，若无奉献和付出精神，没有人可望成功，哪怕你再有才华。大创作一定要有大胸怀、大气魄，谁也不可能一边想着车子、票子，一边还能笔底波澜，试图成为时代的歌者。王迎春写道：“真正的艺术品在创作过程中是不计成本的，无论传统经典或是西方现代绘画，凡是足可载入史册之作莫不如此，不可能用一平尺多少钱来计算，米开朗基罗的《大卫》不可能用工时计算其价值。真正的艺术品要靠时间给出结论，要经得起历史长河的检验。一个艺术家能做的便是守住良知，尊重内心的真实感受、真实声音，并使这种声音追随民族振兴的主旋律，成为时代进步的和谐音。”
这是她在创作《慰安妇》期间写下的一段感言。在特定时期，《慰安妇》的诞生完全是一种逆向思维，包括她的朋友都感到不可思议，很不理解。为什么？图什么？《慰安妇》的正式创作周期为半年，酝酿期则更长，这期间并无任何杂念，全然没有考虑能否入展、评奖，更没有想到能否为市场所接受，一心只想画好这张画，揭示一段历史真实，倾诉一种民族屈辱，表达一份强国之音。
她在激愤中独自走过半年。她在画室里默默耕耘半年。怎么就想到了电影《农奴》？想到几千年来中国妇女的命运，禁不住泪流满面。想到农村老家的姐妹们，那些世界上最为淳朴可亲的人们却总是承受着至难的艰辛与沉重，她能为她们做点什么……就这样，在痛苦的煎熬中，她饱含着热泪完成了《慰安妇》。她付出了，也病倒了，精神抑郁，不思茶饭，胃也不舒服，情绪和状态许久都缓不过来，朋友们上门看望，劝她以后别再这样画了，毕竟也上了年纪。
《慰安妇》完成于2002年春天，这年她60岁整，距30岁那年发表成名作，已有30年的时间跨度。30年转瞬即逝，人世间多少故事？哪一种艺术形式能够真正承载和反映最大多数人民的愿望呢？一个画家所能做的是多么有限啊！
在公众场合，我留意到的王迎春面带微笑，目光柔和，平易而亲切，你可以猜想到她年轻时一定非常漂亮，现今却被岁月换作学者风范，端庄儒雅。她和身材高大的丈夫走在一起，她和新中国的美术事业一同成长。我觉得她很了不起。我在一些文章中一再提到周思聪，可惜她生前我无缘得见。在王迎春身上，我同样领略了女性艺术家特有的气质：纯粹、执著、高洁，绝少世俗气和虚荣心，画的是真性情，做的是本色人。
关于王迎春作品之笔墨造诣，已多有评论家论及，我故点到为止。
还说《慰安妇》。
此作在总体风格上取水墨写意，则在身体处理上可避免写实而发生视觉误导，虽裸露而无隐秘，以笔墨的冲撞积染造成身体的撕裂感，形成特有的肌体语言，撼人心魄。以传统水墨技法完成这样一个绘画题材，有着极高的难度，从经典之作中很难找到同设想中的效果相吻合的例子，因而只能泛泛借鉴，力求不受任何框框束缚，进入自由王国，独创一派。既有传统笔墨，又有现代意识；既有西方绘画的诸多元素，更有对其它画种、技法的广泛吸收，将古今中外可用之法融为一体，理解、消化之后变成全新的语言形式，从而实现艺术历程上的飞跃，无门无派，无法有法，完全进入状态后自由宣泄，刀劈斧凿般，笔笔都是控拆。你看《慰安妇之三》，一条胳膊似乎没了，所以才血色一片。包括脚掌、脚趾等细部，那种痉挛和扭曲，分明痛苦万状，令人不忍猝看。如此笔墨效果，分明是大境界。
王迎春搁下笔，长吁一口气。不像过去，创作中有许多约束、顾虑，唯有这次彻底放开了，甚至连是否符合中国画之一般规范都不想，没有任何效仿别人的痕迹，就是我这一派，我就是原创。
这样，60岁上，她得以实现艺术上的新飞跃，翻开了里程碑式的一页。
为此，她已等待了很久、很久。
继“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之后，她与杨力舟再接再厉，油画《向毛主席汇报》和国画《太行浩气传千古》均在全国、全军美展中展出，为山西美术争得极大荣誉。或许得益于偏居西北吧，“文革”期间一直没有丢掉专业，一直没有放下画笔，也所以才能抓住一个大机遇。1978年恢复高考，中央美院国画系招收复课后的首届研究生，原定招收12人，全国报考千余众，十数年积压下的大批美术人才谁能脱颖而出，谁便有望一夜成名。
王母是位家庭妇女，偶尔看报纸，注意到这则招生信息，鼓励他们也去试一试。这时的王迎春已是2个孩子的母亲了，已是地方名人，房子也有了，条件都挺好。见她动了心思，领导赶紧劝道，已经是草头王了，干嘛还要到北京扎堆儿，大不了当个徒子徒孙，有那个必要吗？
又有一个巧合是报考年龄限定36岁，王、杨刚好卡在杠杠之内，感觉上就像老天爷有意要成全他们似的。感觉对于常人也许无所谓，对于艺术家却是领路的指南、成功的钥匙。为了艺术，为了走近李可染、叶浅予、蒋兆和，他们决定报考且双双得中，重返校园，再次住进了集体宿舍。
现在，当这一切都成为过去时，王迎春深情地对我说：“一个人的作为归根结底是时代的产物，你能做的不过是抓住机遇而已，不管是稻草还是绳子，先把它抓住再说，然后顺势努力，开发自己。”
求学期间，王、杨联袂创作了《黄河在咆哮》，获叶浅予奖学金。4年后创作发表《太行铁壁》，摘得国家金奖，成为当代人物画创作中的“双子星座”。
直到现在，这些作品看上去也还是新、也还是好。我曾听到一位老画家感叹说，王迎春和杨力舟要能一直沿着《黄河在咆哮》的路子画下去该有多好啊！哪知道生活中充满变数，很少有人能一条大道走到底。正当两人的合作进入巅峰期，几近完美，佳作迭出之际，1984年，杨力舟接到任命，出任文化部艺术局美术处处长，早出晚归，坐班去了，因为服从组织分配而被迫中断了两人的合作。
王迎春则受命出任中国画研究院业务处长。她后来独自创作了《金色的梦》，获第七届全国美展铜奖，《圆梦》入选第八届全国美展，《同在春季》参加全国肖像画展出，如此等等。创作之外，她也尝试画小品，牧羊娃、陕北女、可爱的小羊羔以及其他一些随手采得的题材。她的画路宽泛，随性而发，轻松随意。很显然，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她一直处在调整状态下，在游离了重大历史题材和表现革命英雄主义的主导倾向之后，她显得有些迷离、也显得有些无奈，直到完成《慰安妇》，这才找回了自己。
后话：多说几句
我不知你是否有这样的体会：当我们在看一道风景时其实也在看自己，唯有把心融入进去，才能看出奥妙，体会快乐。王迎春作为国画界的一道风景，一直为人们所远远地眺望着。世俗和浅薄使我们变得粗心大意，只关心自己，有谁能发自内心地渴望走近他人，学习能人，以补己之短呢？
我这样说，是因为隐隐约约感到那些真正的优秀人物反而受到冷落，过去是这样，现在尤其是这样。我这样说，是因为担心这种莫可名状的冷落给外界以误导，使不栉而寒心。当我与王迎春促膝恳谈时，我愈加注重的是话题以外的潜台词，我注意到她的几许憔悴。我越是意识到她的优秀就越是祈祝她神情朗然，快乐一生，以确保能有足够的精力和绝佳的心情再画几幅大作。
似乎又回到原点，杨力舟从岗位上退下来了，使重新合作成为可能。做事要有节奏感。做大事要有大环境，还要有心态和静。我相信若以王迎春创作《慰安妇》那样的气度，排除杂念，全力投入，则迎接新的起点指日可待。我相信这决非我一个人的期待。天才的画家及天才的作品必定会维系于很高的社会层面上，为世人所关注。采访中，我与王迎春讨论了王、杨再度联手的可能性。她出口谨慎，似有保留，只是说，大创作要具备多种条件，要有感而发，摒弃功利意识，不为展出、评奖，也非政治任务，而只需发自内心，不画不行了、激情难捺了、非画不可了，这样才能出力作、大作。而这种激情需要孕育，需要各种因素的碰合、推动。
“好在”，她说：“上帝毕竟还给我们留下一块时间。”
好在，树叶落尽之后还会长出新的叶子，而且树也随之长高了。春天在即的时候，总会带给人们新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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