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时代与个性——王西京的水墨人物_艺术台

阅读王西京先生的水墨作品，走近他几十年走过的艺术历程，有一个很深的感受，那就是他是与时代同步，具有文化自觉性的艺术家。他的一幅幅作品，反映了他生活的时代从社会意识到审美理想的变化；他个人的艺术审美趋向，反映了他对民族文化和艺术的深刻认识。

自古到今，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环境中，他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不可能不刻上时代的烙印，艺术家也不例外。但是，这并不表明，在同一时代生活中的人，对客观社会环境的主观反映所体现的价值和意义都在同一个水平之上，这是毫无疑义的。每个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决定了他的选择取向，对艺术家来说，还有与之相关的艺术观的问题。王西京是一位有使命感的艺术家。他是在1986年从专业学校毕业后走上艺术创作道路的。他经历了“文革”的锻练，在实践中继续学习，通过大量临摹古代人物画和连环画创作提高自己的造型技巧，尤其是以线为基础的中国画造型能力。在1969到1974年间，他创作《越南女英雄》、《林中响箭》两部优秀连环画，受到业内人士的好评。应该说是对待传统中国画的问题上，他是有心人。在“文革”结束不久的1978年，他就出版了自己编写的书《中国线描人物画技法》。这当然与他生活在这个有悠久文化历史和有中国画传统的西安有关，但也说明他勤于自学、勤于钻研传统艺术，在同辈人中较早自觉地认识到中国画的价值。

王西京的自觉性还表现在另外一方面。当时，在中国画创作领域，许多艺术家出自于弘扬崇高民族精神和赞扬爱国英雄主义的热情，纷纷选择重大历史题材进行创作，但与此同时，画界还残留着“泛政治化”的倾向，题材决定论仍束缚着艺术家们的创作。有些艺术家在题材选择上下功夫颇多，而在艺术处理上却经营不足。王西京上世纪80年代历史题材的人物画，很注重艺术本体，注重语言自身的感染力，既有写实的造型技巧，又有中国画的笔墨功力。

20世纪的中国画人物画创作，吸收西画素描造型之后出现了写实的倾向。对于这一点，今天有人提出质疑，认为这是对传统中国画的否定，这种看法似乎脱离当时的历史实际，不够全面。中国画中的人物画创作吸收西画写实造型，是在“五四”之后“中西融合”大思潮中产生的一种普遍现象。不可否认，“中西融合”大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艺术有积极推动的一面，也有压抑传统文化和传统艺术的一面，那时因为“西学”以强势的姿态“东渐”，写实造型的西画也是以“科学”的方法被引进来对传统文人画加以“改造”的。但是，中西艺术交流、碰撞的过程，产生了刺激和推进中国传统艺术向现代转型的积极成果，尤其在人物画领域。当然，“新体”人物画有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如何把西化的素描写实造型融进以线为基础的国画写意造型之中，需要几代艺术家的努力。当王西京走进中国现代人物画画坛时，也和他同辈画家面临这一课题。他在一系列历史人物画中逐步摸索出解决这一课题的方法，反映他这一阶段创作成果的代表作当推1984年完成的《远去的足音》。

《远去的足音》取材于1898年戊戌变法的题材，描绘谭嗣同、林旭、杨深秀、康广仁、杨锐、刘光弟六君子惨遭清政府守旧派杀害，壮烈牺牲的场面。此画创作和展出于改革开放初期，不仅有纪念历史先烈的目的也有毋容置疑的现实意义。这一点可见作者的题跋：“诸君以身许国，血溅改革之业，激励天下，促民族之觉醒，气贯中华，英魂不逝，诚可歌可泣也。”用中国画处理六位英雄人物就义的壮烈场面，可以用两种方法：以白描为主的线造型手段和以块面为主的绘画语言。王西京选择了后者，这不仅是因为当时流行这种“中西融合” 的造型模式和他本人掌握这种造型技巧，而主要是出于题材本身的需要。这一历史事件本身具有的某种情节性和悲剧性，人物心理层面的复杂活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场面气氛，都需要画面上有雕塑般的立体造型。在《远去的足音》画面上，我们看到有坚实体积感的人物造型，看到丰满的人物形象塑造，看到在统一气氛下人物不同内心活动的细致描写。这是一幅有纪念碑效果的历史画卷。在这里，作者既运用了他掌握的写实造型功力，又调动了他在笔墨上积累的修养与技巧，如笔线的遒劲有力，墨色的浓淡变化，黑白虚实的处理……巧妙地使二者有机融合，用来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在这里，王西京似乎没有过多地考虑中国画与西画之间的界限，他的目的是描绘历史事件，是塑造人物形象，是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是呈现主题。他之所以不看重中西绘画语言的差异，不仅是因为他在这两方面的造诣，而且作为艺术家他在实践中体会到，中西绘画虽属不同体系，表现方法各有特色，但作为造型艺术，两者有共同追求，绝不是水火不相容，而是可以互相借鉴、相互交融的。

当然，王西京对传统文化精神、对中国画特有的观念和技巧的认识不断在深化。80年代中后期之后，他在人物画上新的追求表明它有新的心得和体会，有新的艺术追求。他创作的《人民领袖》和《鲁迅》为代表的一系列描写国家领导人和历史人物的绘画，在艺术风格上有较为明显的变化。在这些作品中，作者更重视线的表现力，更注意虚白在布局中的作用，语言更具有写意性，一句话，更体现出传统文化精神。他似乎把写实造型技巧隐藏在画的深处，不让它表露于外，但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仍然可以感觉到他得益于写实的造型功底。这种风格的变化，对画家个人来说，是时代给中国画创作提出的新课题，与其说这是对历史上出现的某些偏差的一种补偿，毋宁可以看作是“旧”（包括文人画在内的中国古代绘画传统）与“新”（“五四”以来形成的新传统）的“整合”。不论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多少意见分歧，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那就是当代中国画的人物画要扎根于深厚的民族文化艺术传统，这绝不意味着要单纯地走文人画老路，但在文人画的优秀传统中有可以汲取的重要养料；“新体”的写实型人物画必须体现民族精神。王西京的思维是辩证的，他清楚地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似乎三个重要的问题在他的脑中徘徊，那就是“民族传统”、“时代”、“个性”。因此，他的艺术风格的变化或转型是自然的，而不是刻意“做”出来的。他的许多描绘古代文人雅士或以古代诗词为题意的人物画十分讲究笔墨语言，如笔线的遒劲洗练，墨色的丰富变化，在点、擦、皴、染中显示气韵，在变形、夸张中抒发自己的主观感情，根据描写人物特定的情景表达不同的意境。这些画没有重蹈前人的老路，而具有自己的个性特色。这表现在：一是格调清新、高雅；二是在平面的线造型中形象有内在的饱满感。

深谙民族传统艺术的情趣和格调与精湛技巧，又具有开阔的文化视野的王西京，在向艺术深处不断逼近。他的有些作品已经超越人物画的范围，用简练、含蓄甚至朦胧的语言表现某种意境，表现对人生、历史和宇宙的思考。无疑，他是在探索写意笔墨的无限可能性。

王西京懂得时代在发展，人们的审美趣味在发生变化，艺术家的创造必须适应时代和大众的需求，艺术家必须在传统和现代的审美意识之间架起桥梁。显然，他和许多当代从事中国画创造的艺术家一样，在复归传统方面所做的努力，是为了创造具有现代感的艺术。这种现代感不同于西方现代艺术，不脱离大众，不无病呻吟，而有健康的格调，充实的内容。这是我们新时代的艺术历程。在这条道路上王西京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但仍有施展才智的广阔空间。相信他不会辜负人们寄予的厚望，在艺术创造上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邵大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