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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不了那盏灯——寻找黄胄

发布时间:2011年12月13日 16:16 | 进入美术论坛 | 来源:CNTV | 手机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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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要想成为一个艺术家,能找到一个好老师,事业就已经成功了三分之一,剩下的那两分,一是靠天分,二是靠勤奋。

       一个好的老师可以使学生少走许多冤枉路、或死路,就像一块美玉要来雕琢一样,雕玉人的水平决定了玉的价值和命运。他可能把这块美玉设计成肥皂盒或雕成几个烟蒂嘴,让人遗憾。当然,也有那种机会,一经他的雕琢,使美玉一下子成了价值连城的珍品。

       被雕成肥皂盒或烟蒂嘴,并不能说匠人不用心,他是尽力了,但是他的水平 、他的品位就是这样,只能怪那块美玉运气不佳,等你明白这一道理时,命运已成定局,遗憾之余,还会多一点痛惜。

       说来我真是幸运极了,步入画坛第一步就遇上了最好的老师,他就是已故的我国著名人物画泰斗—— 黄胄先生。
 
       早在七十年代末,《人才》杂志就有一篇《史国良求师记》的文章,讲到我找黄胄先生的经过,美术界的人都说:“史国良是个幸运儿,事业一帆风顺。”其实那幸运的来源,正是因为我找到了好老师,走对了方向。

       要讲到我和黄胄老师的缘分,就得从那盏灯说起,二十多年过去了,那盏灯一直亮在我心头,成了我艺术道路上的坐标。
 
       当年我还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喜欢黄胄的画到了崇拜的程度,渴望拜他为师。但没人为我搭桥,也没人给我引荐,完全是一种力量的趋使,我自己找上门来的。黄胄那时是久负盛名的大画家,想见到他并不容易,即使找到,他能否答应我做学生则更不容易了。但是,“渴望”让我不顾一切,我扛上一卷画,上路了。
 
       从发表的画作上看,只知黄胄在军事博物馆工作,我先到了军博。门卫告诉我,“黄胄已调离”,于是,我又转到军博宿舍,楼下的孩子告诉我“黄胄搬家了,搬到什么地方不知道”。下楼来的大人讲,黄胄搬到了三里河一带,不知具体地址。还向我介绍,黄胄很严厉,门上常贴着,“谢绝来访”的纸条。

       失望之余,我又感到一线希望,因为已掌握了两个信息,一是“三里河一带”,二是门上贴着“谢绝来访”的纸条。我骑上车子,奔向了三里河。从军博到三里河不算远,但到了三里河才傻了眼,四处都是一排排的楼群,哪一座才是黄胄的家呢?我决定挨楼地找,爬上爬下,见人就问,“黄胄住在这儿吗?”都是摇头,说不知道,再反问我,“他住几楼呀?”我也摇头说不知道。一位好心人说:“小伙子回去吧,连门牌号都不知道,上哪儿去找,你看天都黑了”。

       是啊,从早找到晚,饿着肚子,也没找到黄胄的家,敲了多少个门,都没见到那张“谢绝来访”的纸条。失望极了。返回家的路上难过的只想哭,身上扛的那卷画真的千斤重似的,学画真难呀!

       走到百石桥,我还是不甘心,指天发誓,再回去找一次,找到了,我和他有缘,找不到从此不再来,我调转自行车头,又一次返回了三里河。

       找啊找,黄胄老师,您到底住在哪里呢!会不会那人记错了您的方向?会不会他在和我开玩笑?唉!找黄胄老师找的我好苦呀!

       猛然,我发现在不远处的一座楼顶上,亮着一盏灯,全楼都黑着,只有那窗口亮着那一盏,会不会就是那盏灯呢?在一片黑暗中,那盏灯多美呀,我开始热血沸腾,不顾一天的劳累,冲向了那盏灯。

       五层楼并不高,往日几步就窜上去了,可今天,脚上就如同灌了铅。是一步一步挪上去的,到了门口,竟没了勇气敲门,因为门上并没有纸条,此时此刻,心都碎了。闭着眼睛,愣了一会儿,终于,抬起我那被汗水洇湿了得手,敲了门。

       门并没开,里面有一位女人再问:“你找谁?”“是黄胄家吗?”“你是谁?”甭问了,这正是黄胄家,我是谁?一个毛孩子,一个傻小子,不知哪来的勇气,我竟说:“我是他的学生。”

       门开了,一位带眼睛的中年妇女站在我面前,一脸得疑问,看到我手里抱着一卷画,才让我进来,后来我知道,他就是黄胄先生的夫人郑闻慧老师。

       黄胄并不像别人说得那么严厉,只是严格,严格中带几分亲切,当他看过了我的画,不但笑了,还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画得还不错,就做我的学生吧。”终于,心里的石头落了地,我不但找到了那盏灯,而且,从此也走进了那盏灯。再后来的艺术道路上,向很多人讲的那样,“我成为了幸运儿。”

       黄胄先生画新疆,他建议我画西藏,他说:“自己年轻时也去过西藏,但没能做更深入研究,但那个地方可画的东西很丰富,只要能深入进去,一定能画出好作品。”

       于是我从原来画北方农村,转画了西藏。第一次去西藏,先生还把自己穿过的皮大衣送给了我,说那个地方冷,路上用得着。

       这件大衣曾作过道具,在他画《高原子弟兵》中出现过。我是从青藏公路进藏的,先从西宁座一天一夜的火车,到格尔木,再从格尔木搭长途汽车,坐上两天两夜到拉萨,中途还要翻越唐古拉山,多亏这件大衣,不然真冻坏了。

       1980年我从中央美院研究生班毕业后,分到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做教员,那个时候部队还比较“左”,每天开不完的会,讨不完的论。创作内容也必是军队题材,在军艺教了五年书连敬礼都打不好,不是用左手就是用右手,要不就忘了系风纪扣,被纠察抓住了,真不自在。总之我实在不喜欢。

       于是我想调到西藏军区去当创作员,黄胄先生很支持,并写信推荐我。档案、调令都过去了,我的家人不干了,闹得很厉害,先生对我太太说:“让他去吧,在这里会把他憋坏的。在西藏干上几年,凭我的人缘和老关系,一定想办法再把他调回来。”结果怎么说那边也不答应,连老丈人都到军艺来找领导。这可麻烦了,黄胄先生也很尴尬,说:“解铃还得系铃人,豁出我这张老脸,再跟人家说,看看能不能把档案和调令追回来。”

       电文是先生起草的,电报是我发的,大概意思是:“军区领导,对不起,史国良家里出了一些问题,调西藏之事暂停办,请把关系,材料退回。”后来先生又是托人,又是打电话,终于我的档案又办了回来。气的先生好几天都不爱搭理我。说我“太容易冲动,想起一出是一出。”

       老师常说:“画人物画,不光画好人物,要选择几种家禽配合,一是能有笔墨发挥的余地,二是画面有生活气息,看起来生动、丰富。”
 
       先生画动物无所不精,尤其善画驴,寥寥几笔活灵活现,很多学生都学,临摹的也很象,但先生不赞成,认为没出息。他常说:“别跟着我的屁股后面走,走你们自己的路,多深入生活。”于是我选择了画猪。那个时期,我以画猪的题材为多,后来又画了大象 、鸭子、鹅、狗、牛等动物。与画中的人物相得益彰,相互衬托,练习了笔墨,练习了造型,也练习了构图。

       记得有一次,我为新疆文物商店画了一幅《养猪图》,画面上是一个维族老汉和一个姑娘在葡萄架下交谈,周围画了几只猪。画裱好了,大家都说不错,新疆文物店的人都说画的好,但黄胄先生一眼就发现了问题,他说:“维吾尔族信奉伊斯兰教,不吃猪肉,更不养猪,不熟悉生活,不了解生活,画的再好也没用,就象说了谎话”。并建议把已经画上的猪加上重墨,画成了几个筐子,后用有覆盖力的石绿,在筐里画了葡萄,他还说:“在葡萄架下,画几筐葡萄还比较协调,也符合生活。”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直至今日我都记得这个教训。每当到生活中画速写我都格外注意生活细节,免得再出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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