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画院院长龙瑞与他的作品_艺术台

龙瑞

1946年生，笔名大龙，四川成都人。1966年毕业于北京工艺美术学校。1979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山水画研究生班，为李可染先生研究生。2001年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2003年任中国画研究院院长，2006年任中国国家画院院长。

现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家画院名誉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画艺术委员会主任、文化部“德艺双馨”艺术家、国家一级美术师、博士生导师、中央文史馆馆员。

川北有巴中光雾山 137x69cm 2011年

我是如何看待中国画创作的

中国画创作对画家来说是一个极其个性化的艺术活动，而创作又是中国画从临摹到写生再到出作品的重要一环，它是贯穿学习与生活相始终的重要问题，这一问题解决的好与坏，直接影响到中国画作品审美品质的高与下。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此问题有一个认真的学术考量。

长期以来，我们在对待中国画创作上已经习惯于按着西方绘画创作的一般要求来思考和组织画面，也就是说，在中国画从临摹到写生再到创作的诸环节中，越往后就越依赖于西方绘画的法理要求，虽然中国画在开始临摹学习阶段是中国方式，但到了创作阶段时就变成了按西方绘画法理要求的西方方式，这使得中国画在审美与品评上向西方批评观念与概念上贴近。长此以往，我们已习惯于按着西方绘画的作品分析方法与概念取用来加于中国画作品之上了。然而，我们在借鉴西方绘画创作方式的同时，却把借鉴中国其他艺术门类和艺术形态的创作方式给丢到了脑后。

西方绘画是从西方文化、历史、哲学中羽化而出的文化产物，它的本质和西方建筑、雕塑、音乐、文学、哲学、美学有着更多的相通之处，因而西方画家在创作时借鉴其中的有用因素，也就再自然不过了，但他们却绝少直接采用和借鉴中国的东西，更不用中国文艺批品标准去衡量自己的绘画创作。

山水清音 137×69cm 2011年

中国绘画的发生与发展是建立在以农立国的文化与历史之上的文化结晶，它和中国的书法、诗歌、戏曲、民俗有着天然的联系，因而在创作的借鉴方面和这些艺术形式更易“互济互渗”，取得良好的艺术效果。特别是书法与诗歌在中国画“以书为骨，以诗为魂”的品性熔铸与审美特质上起了原始汤的作用，离乎此，中国画创作将大大失去了文化内涵和文化境界，流于工匠作坊式的技术操作。我们在创作过程中，过分加诸给中国画以西方文化范畴的哲学、美学、美术理论等观念，用西方文艺理论去指导中国画的创作，势必会发生水火难容的龃龉，就如同用中国文艺理论去指导西方绘画创作一样，也会出现太多的舛误。我们这样说，并不是一概否定对西方绘画和西方文艺理论的合理借鉴，而是说，即使借鉴，也应使所借鉴因素转化为中国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应加强中国绘画艺术特色而不是减弱中国画审美内涵，不能简单地用西方绘画创作去代替中国画的艺术创作。中国画在近一个世纪的借鉴西方的历史进程中有着太多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就当下的中国画创作而言，当务之急并不是如何用西方文艺理论去指导我们的创作，而是尽快回归到用我们的文艺理论去指导我们的中国画创作，充分挖掘传统文艺理论的精华，用时代性眼光和胆识转化为当代中国画创作与创新的内在动力，并促进中国画的全面发展。

溪山秋晴 137×69cm 2011年

回顾与反思中国画近一百年的发展历史，太多受到社会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我们时常用社会革命的观点和科学理念去对待中国画，草率地去否定中国传统，盲目地崇拜西方文化，生硬地将西方绘画一些观念与手法，形式与样式“借鉴”到中国画创作中，并以“中西合璧”、“融合中西”、“借鉴西法”自诩，完全忽视了中国画本体规律，使中国画创作置身于不利于中国画创作的文化语境中，在此种创作现实中，中国画民族文化精神和中国画笔墨内涵大大地被消解了。特别是在近几十年的中国画创作中，此种情形更是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应当承认，中国画在近一个世纪的中西激荡中，的确在外在形态和内在境界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外在风格和形式上也的确有了现代意味，然而，中国画在如上所述的变化中，中国画的笔墨内涵和审美品质却越来越降低了，当代中国画的不耐看、不耐品，已是不争的事实，而缺少了耐人品味、百看不厌、空有形式花样的中国画作品又有多少意义呢?这是一个我们应该静言沉思的大问题。

看来，我们是要重拾在急于前行中丢弃掉的传统经典，重新认识民族文化的重要性，接活当代中国画和传统绘画以及民族文化的神经和脉络，创作出有血有肉，既新且好的作品来。俄人屠格涅夫曾说：“离开民族性，就没有艺术，也没有真理，也就没有生命，什么也没有。”当代中国画创作中，对民族性的漠视已成了通病，许多画家在片面追求个性与时代性的同时，把尊居绘画首位的民族性抛到了九霄云外，并企图用缺少民族性的绘画作品去和世界其他民族画种平起平坐，共奏凯歌，此种一厢情愿的做法实在令人扼腕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