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圆明园文物拍卖:中国失窃文物为何仍被拍卖?_艺术台

内地艺术拍卖业发展至今刚刚20年，相对于拥有两百余年运营经验的西方拍卖业而言，机制远未成熟，法律也待健全。在《中国拍卖法》特殊条款的注解下，近年来内地拍卖市场中，频频上演的拍前“画家打假”或“物主追讨”而拍卖行仍坚持交易的故事。

半个月前，世界各地的许多印象派艺术收藏家与交易商都将目光投向了美国弗吉尼亚州一家叫做Potomack的小型拍卖行，这里面甚至包括一位来自中国内地的买家，也透过委托代拍的方式，表达强烈关注。

众人的焦点是一件即将上拍的雷诺阿绘画作品，最高估价仅10万美元——对于这位存世作品约2000件(大多被博物馆收藏)、市场流通量不超过100件的世界级艺术大师而言，其代表作《红磨坊的舞会》早在1990年就拍出过7810万美元的天价，基于资源的稀缺性，加之欧美、日本粉丝众多，即便是他的小尺幅随意之作，都可以轻松以上百万美元成交——不出意外的话，9月29日拍卖当天，必然会出现轮番竞价的激烈场面。

然而，正如这件艺术珍品被送到拍卖行前所经历故事——当地一位喜欢逛周末跳蚤市场的妇女花了7美元买下它，且看中的只是画框，差点将绘画扔进垃圾箱——富有的戏剧性那样，临近拍卖，却被档案查证是巴尔的摩美术馆(Baltimore Museum of Art)于1951年11月17日失窃的展品，Potomack最终选择了撤拍，这也令不少希望“捡漏”的买家败兴而归。

真伪存疑、来源不明或是流传无绪的作品，对于大多数历史悠久的国外拍卖行而言，在征集阶段便会谨慎甄别取舍，如若拍卖前突发状况，撤拍，无疑是他们维护品牌信誉的上佳选择。当然，凡事无绝对，一些他国早年流失文物也曾出现在某些公司的拍卖专场里，比如曾经闹得满城风雨的“圆明园兽首”事件。

就在雷诺阿作品风波发生后不到十天，10月8日上午，国际拍卖巨头苏富比香港公司举行的“中国书画”专场中，原本全场估值最高的张大千作品《拟唐人秋郊揽辔图》(估值880万至1280万港元)同样被宣布撤拍，原因是该画“物主”陆介铿称这件由张大千赠予其父的作品在2009年失踪，并向法院申请要求苏富比交还——在标的所有权未明晰的情况下，上市集团苏富比放弃了对这幅张大千杰作的拍卖。

在中国内地国庆长假前后，境外接连发生的两起类似事件，若发生在内地拍卖行，是否也是撤拍的处理结果呢?答案很难肯定。

今年5月12日，中国嘉德2012春季拍卖会以184万元人民币拍出一部周作人撰书、鲁迅批校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手稿，尽管该作品也在拍卖前被“物主”——据称是周作人之孙的周吉宜——要求停拍，理由是它是“文革”中抄家未归还之物。而嘉德以“周吉宜提供的资料不全，无法证明周吉宜对作品的所有权”为由，不予撤拍。

这令我不禁想到几年前另一桩悬而未决的“公案”：2006年7月，深圳恒久钻石公司总经理刘先生以4620万元的价格从北京嘉信拍卖公司的春拍中，买走著名画家傅抱石生平创作的最大尺幅国画《雨花台颂》。然而，早在1997年，围绕这件作品的物权就曾引发争议，当时《雨花台颂》出现在嘉德的秋季拍卖图录上(拍前临时撤拍)，傅抱石之子、画家傅二石随即坚称这是20世纪90年代从江苏省国画院库房流失到市场上的“赃画”。时过境迁，在傅二石追踪这件作品10年之后，最终还是以天价成交为此事划上了沉重的句号。

内地艺术拍卖业发展至今刚刚20年，相对于拥有两百余年运营经验的西方拍卖业而言，机制远未成熟，法律也待健全——在面对标的物权争议时，内地公司往往用《中国拍卖法》中“委托人、买受人要求对其身份保密的，拍卖人应当为其保密”、“委托人在拍卖开始前可以撤回拍卖标的”等条款作为回应。换言之，在拍卖公司接受委托后，撤拍的主动权握在“身份保密”的“委托人”手上，只要“委托人”不同意撤拍，拍卖公司就可以继续拍卖。只有涉及违法文物拍卖或缺乏资质认证而被国家文物、海关部门强制撤拍的情况除外。

正是在这一特殊条款的注解下，也才有近年来内地拍卖市场中频频上演的拍前“画家打假”或“物主追讨”而拍卖行仍坚持交易的故事。同样情形在未来还会持续多久?答案则取决于各家拍卖行应对市场洗牌的信心指数与树立良好口碑的长远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