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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传统与民艺层次

发布时间:2012年08月20日 15:49 | 进入美术论坛 | 来源:中国艺术报 | 手机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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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化有数千年的积淀,悠久而深厚,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民族传统和民族气派。早在新石器时代的原始社会,就放射出灿烂的文明的曙光。如七千多年前河姆渡文化的干栏式建筑,已出现了木结构的榫头和象牙雕刻;仰韶文化的彩陶非常绚丽,纹样繁复多变;五千年前良渚文化玉器的精细,甚至想不出使用的是什么工具。商周的青铜器巨大而辉煌。春秋末期的《考工记》记录了三十种工艺,提出了“天时、地气、材美、工巧”的原则。这是全人类最早的一部造物艺术的技艺著作。长江大河,百川汇聚。就艺术而言,样式的多样性和丰富性造就了传统的多渠道发展。战国时期歌唱的“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和者竟有数十人和数千人的差距,说明接受者是有区别的。

       自汉代以来,明显出现了以封建贵族为对象的宫廷艺术、以文人士大夫为对象的文人艺术、以佛教和道教为主的宗教艺术和以农民为主的民间艺术。这四种艺术并行发展,构成了社会艺术的主体。宫廷艺术精雕细刻,富丽辉煌;文人艺术雅致俊秀,逸趣清高;宗教艺术神佛仙境,虚无缥缈;民间艺术质朴自然,纯真实用。但是,艺术发展的倾向又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既有排斥,又为依存。从其性质说,民间艺术扎根于人民大众之中,是一切艺术发展的基础。不论宫廷艺术、文人艺术还是宗教艺术,大都从民间艺术中吸取营养而得以充实,并借助民间艺人之手完成艺术的制作。在文与质、雅与俗、精与粗之间,有同有异,形成一个多彩的世界。

       随着历史的推演,当封建社会覆灭了,封建贵族不存在了,但宫廷艺术并没有消失;文人士大夫改变了,但文人艺术没有改变;宗教艺术和民间艺术也是如此,并没有因为对象的变化而废止,除了某些内容之外,在艺术形式上既经固定,具有独特的风貌和格调,为人们所接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传统的历史长河没有断流。

       以往的民间艺术,是在农耕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与手工业结合,在男耕女织的生产模式下,紧扣着生活的需要,即所谓“劳者自歌”,使艺术自发地兴旺起来。自需自为,自生自灭。长期以来,也形成了几个不同的层次。

       古代妇女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女红”为“四德”之一。所谓“女红”,即“女功”(女工),包括纺织、缝纫、刺绣和编结、剪纸等。由于人人必学,形成了民间艺术最广大的基层。王充《论衡·程材》说:“齐都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目见之,日为之,手狎也。”这是汉代与秦汉之前的情形:齐国的都城临淄,世间流行刺绣,平凡的妇女没有不会的;楚国的襄樊,习于织锦,最迟钝的妇女也会操作。她们天天目睹,亲手去做,熟能生巧。现在的女孩子大都不学绣花了,但山东鲁西一带种植棉花,农家还有织花格子布的习惯。女孩子出嫁前要织一匹布剪作手巾,在结婚时送给男方前来贺喜的同辈。在北方许多地区,婴儿出生,全村各家都会送一块小布头,用来为孩子做一件“百衲衣”(也叫“百家衣”),表示全村的爱护。怀抱婴儿下地走路时,外婆一定要亲手为他做一双“虎头鞋”。希望他站得稳,像虎一样地有生气。在这里,现实的生活形成了淳厚风俗,亲情、乡情、人情汇成民族之情。其中的技艺只是一种表现情感的手段。

       第二是农闲时的副业和游方艺人。他们学得一门手艺,平时务农,多是在秋收后操持民艺,如点彩窗花、刷印年画、捏塑泥玩具、烧制泥模、八刀石猴、雕刻果模、竹编柳编等。还有一种走街串巷的,如吹糖人、画糖人(糖饼)、捏面人、棕编、做锡壶等。在北方农村,有些活跃的妇女,到附近办喜事的人家,为娶亲者剪喜花,布置新房;帮出嫁者缝纫、绣花做嫁衣。她们不计报酬,就像走亲戚一样,情谊浓厚。

       第三是作坊艺人,他们各有师承的专业,多是在城镇中居肆服务,或制作工艺品出售。如过去的剪刻鞋花、绣作铺、琢磨玉器、首饰作坊、印染作坊、家具作坊、髹漆作坊、装裱店、扎作店等;在上世纪的50年代大都组织起来,成立了大集体经营的手工艺工厂,现在有的已分解为艺人的专业工作室。

       民间艺术的三个层次:业余性质的、副业性质的和以此为职业的。前者最普遍,虽然水平参差不齐,但情感真挚,体现了民族的乐观、进取精神,显现出“人的本质力量”。后者的技艺精进,表现出艺术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值得注意的是,作坊艺人的作品,既可能是民间艺术品,也可能是为文人或宫廷制作的。如宜兴的紫砂茶壶,一开始便带有文人的意味。特别是在清代嘉庆年间,由文人陈鸿寿设计图样、艺人杨彭年制作,即“阿曼陀室”十八式的“曼生壶”,影响很大。南京江宁织造府的云锦,是为皇帝织造龙袍的。苏州有一个“香山帮”,是应诏为宫廷营造建筑。上海的露香园“顾绣”,受到董其昌的推崇,直至民国期间,苏州刺绣也是打“顾绣”的旗号,包括余觉、张謇所支持的刺绣名家沈寿。“苏绣”的名称是晚近才出现的。这些艺人都有很高的造诣,手艺出众,他们来自于民间,但其作品的性质,有许多并非民间艺术。

       近几十年来,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科技和工业的进步发展,各方面都在发生变化。基础变了,上层必然发生动摇,存在着适应与否的矛盾,传统艺术所受冲击是可想而知的。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出,已是全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作为国家政策进行保护是非常英明的。我们不但要保护那些高超的技艺,使它纳入新的轨道,能够持续发展,并且应发扬其中所蕴含的民族情感和体现出的人文精神。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政策性很强,条文也很明确,是无可非议的。任何政策的落实都必须贯彻其精神,不能仅仅停留在条文上。4月27日,南京《扬子晚报》以通栏标题报道了“六合猪头肉申遗”,有三级专家和负责人进行辩论,各说各的道理。于是,我想何止猪头肉呢,炒肝、腰花、蹄膀、炸里脊乃至猪尾、红烧狮子头等;并联想到鸡肉、驴肉、狗肉以及各种肉食。其理由也会举出若干:鸡有“五德”;“天上龙肉,地上驴肉”;古代就有三种狗:猎犬、家犬、食犬,可以徐州汉代画像石为证。“技艺”也是口味不同,各有奥妙。如此罗列起来,仅“吃”的一项,真是美不胜收了。难怪《考工记》说:“粤无镈,燕无函,秦无庐,胡无弓车。”不是说这些国家没有锄头、铠甲、兵器的长竿与弓车,而是人人会做,非常普遍,郑玄注释说:也就“不须国工”了。

       我吃过猪头肉,但没有研究过猪头肉。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很广,对有些非艺术的项目了解甚微,不便乱说。但从报纸所披露的“猪头肉申遗”问题,各级委员们的看法并不一致,说明应该提高认识。单从民间艺术的角度看,我们应该加强理论的研究,深入认识它的本质、特性和表现手法,艺术与人民大众的关系。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没有理论的指导,认识是难以上升的。导向很重要,群众当跟潮流而动。在民间已经出现了不伦不类的称谓,称泥塑叫虎为“非物质文化虎”,称剪纸娃为“生殖崇拜娃”等。过去的“下里巴人”和“不登大雅之堂”症结何在呢?民间艺术的人文精神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我们应该提倡什么,防止什么,须要审慎对待。“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历史的经验是有教训的。

       我们的文化应该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我坚信民间艺术的可贵,将研究民间艺术的“民艺学”作为建立中国“艺术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因为民间艺术是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基础,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所在,有许多纠缠不清的理论问题都能得到解决。它不仅是回家的路,更是休养生息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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