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传统与民艺层次_艺术台

中国文化有数千年的积淀，悠久而深厚，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民族传统和民族气派。早在新石器时代的原始社会，就放射出灿烂的文明的曙光。如七千多年前河姆渡文化的干栏式建筑，已出现了木结构的榫头和象牙雕刻；仰韶文化的彩陶非常绚丽，纹样繁复多变；五千年前良渚文化玉器的精细，甚至想不出使用的是什么工具。商周的青铜器巨大而辉煌。春秋末期的《考工记》记录了三十种工艺，提出了“天时、地气、材美、工巧”的原则。这是全人类最早的一部造物艺术的技艺著作。长江大河，百川汇聚。就艺术而言，样式的多样性和丰富性造就了传统的多渠道发展。战国时期歌唱的“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和者竟有数十人和数千人的差距，说明接受者是有区别的。

自汉代以来，明显出现了以封建贵族为对象的宫廷艺术、以文人士大夫为对象的文人艺术、以佛教和道教为主的宗教艺术和以农民为主的民间艺术。这四种艺术并行发展，构成了社会艺术的主体。宫廷艺术精雕细刻，富丽辉煌；文人艺术雅致俊秀，逸趣清高；宗教艺术神佛仙境，虚无缥缈；民间艺术质朴自然，纯真实用。但是，艺术发展的倾向又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既有排斥，又为依存。从其性质说，民间艺术扎根于人民大众之中，是一切艺术发展的基础。不论宫廷艺术、文人艺术还是宗教艺术，大都从民间艺术中吸取营养而得以充实，并借助民间艺人之手完成艺术的制作。在文与质、雅与俗、精与粗之间，有同有异，形成一个多彩的世界。

随着历史的推演，当封建社会覆灭了，封建贵族不存在了，但宫廷艺术并没有消失；文人士大夫改变了，但文人艺术没有改变；宗教艺术和民间艺术也是如此，并没有因为对象的变化而废止，除了某些内容之外，在艺术形式上既经固定，具有独特的风貌和格调，为人们所接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传统的历史长河没有断流。

以往的民间艺术，是在农耕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与手工业结合，在男耕女织的生产模式下，紧扣着生活的需要，即所谓“劳者自歌”，使艺术自发地兴旺起来。自需自为，自生自灭。长期以来，也形成了几个不同的层次。

古代妇女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女红”为“四德”之一。所谓“女红”，即“女功”（女工），包括纺织、缝纫、刺绣和编结、剪纸等。由于人人必学，形成了民间艺术最广大的基层。王充《论衡·程材》说：“齐都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目见之，日为之，手狎也。”这是汉代与秦汉之前的情形：齐国的都城临淄，世间流行刺绣，平凡的妇女没有不会的；楚国的襄樊，习于织锦，最迟钝的妇女也会操作。她们天天目睹，亲手去做，熟能生巧。现在的女孩子大都不学绣花了，但山东鲁西一带种植棉花，农家还有织花格子布的习惯。女孩子出嫁前要织一匹布剪作手巾，在结婚时送给男方前来贺喜的同辈。在北方许多地区，婴儿出生，全村各家都会送一块小布头，用来为孩子做一件“百衲衣”（也叫“百家衣”），表示全村的爱护。怀抱婴儿下地走路时，外婆一定要亲手为他做一双“虎头鞋”。希望他站得稳，像虎一样地有生气。在这里，现实的生活形成了淳厚风俗，亲情、乡情、人情汇成民族之情。其中的技艺只是一种表现情感的手段。

第二是农闲时的副业和游方艺人。他们学得一门手艺，平时务农，多是在秋收后操持民艺，如点彩窗花、刷印年画、捏塑泥玩具、烧制泥模、八刀石猴、雕刻果模、竹编柳编等。还有一种走街串巷的，如吹糖人、画糖人（糖饼）、捏面人、棕编、做锡壶等。在北方农村，有些活跃的妇女，到附近办喜事的人家，为娶亲者剪喜花，布置新房；帮出嫁者缝纫、绣花做嫁衣。她们不计报酬，就像走亲戚一样，情谊浓厚。

第三是作坊艺人，他们各有师承的专业，多是在城镇中居肆服务，或制作工艺品出售。如过去的剪刻鞋花、绣作铺、琢磨玉器、首饰作坊、印染作坊、家具作坊、髹漆作坊、装裱店、扎作店等；在上世纪的50年代大都组织起来，成立了大集体经营的手工艺工厂，现在有的已分解为艺人的专业工作室。

民间艺术的三个层次：业余性质的、副业性质的和以此为职业的。前者最普遍，虽然水平参差不齐，但情感真挚，体现了民族的乐观、进取精神，显现出“人的本质力量”。后者的技艺精进，表现出艺术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值得注意的是，作坊艺人的作品，既可能是民间艺术品，也可能是为文人或宫廷制作的。如宜兴的紫砂茶壶，一开始便带有文人的意味。特别是在清代嘉庆年间，由文人陈鸿寿设计图样、艺人杨彭年制作，即“阿曼陀室”十八式的“曼生壶”，影响很大。南京江宁织造府的云锦，是为皇帝织造龙袍的。苏州有一个“香山帮”，是应诏为宫廷营造建筑。上海的露香园“顾绣”，受到董其昌的推崇，直至民国期间，苏州刺绣也是打“顾绣”的旗号，包括余觉、张謇所支持的刺绣名家沈寿。“苏绣”的名称是晚近才出现的。这些艺人都有很高的造诣，手艺出众，他们来自于民间，但其作品的性质，有许多并非民间艺术。

近几十年来，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科技和工业的进步发展，各方面都在发生变化。基础变了，上层必然发生动摇，存在着适应与否的矛盾，传统艺术所受冲击是可想而知的。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出，已是全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作为国家政策进行保护是非常英明的。我们不但要保护那些高超的技艺，使它纳入新的轨道，能够持续发展，并且应发扬其中所蕴含的民族情感和体现出的人文精神。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政策性很强，条文也很明确，是无可非议的。任何政策的落实都必须贯彻其精神，不能仅仅停留在条文上。4月27日，南京《扬子晚报》以通栏标题报道了“六合猪头肉申遗”，有三级专家和负责人进行辩论，各说各的道理。于是，我想何止猪头肉呢，炒肝、腰花、蹄膀、炸里脊乃至猪尾、红烧狮子头等；并联想到鸡肉、驴肉、狗肉以及各种肉食。其理由也会举出若干：鸡有“五德”；“天上龙肉，地上驴肉”；古代就有三种狗：猎犬、家犬、食犬，可以徐州汉代画像石为证。“技艺”也是口味不同，各有奥妙。如此罗列起来，仅“吃”的一项，真是美不胜收了。难怪《考工记》说：“粤无镈，燕无函，秦无庐，胡无弓车。”不是说这些国家没有锄头、铠甲、兵器的长竿与弓车，而是人人会做，非常普遍，郑玄注释说：也就“不须国工”了。

我吃过猪头肉，但没有研究过猪头肉。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很广，对有些非艺术的项目了解甚微，不便乱说。但从报纸所披露的“猪头肉申遗”问题，各级委员们的看法并不一致，说明应该提高认识。单从民间艺术的角度看，我们应该加强理论的研究，深入认识它的本质、特性和表现手法，艺术与人民大众的关系。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没有理论的指导，认识是难以上升的。导向很重要，群众当跟潮流而动。在民间已经出现了不伦不类的称谓，称泥塑叫虎为“非物质文化虎”，称剪纸娃为“生殖崇拜娃”等。过去的“下里巴人”和“不登大雅之堂”症结何在呢？民间艺术的人文精神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我们应该提倡什么，防止什么，须要审慎对待。“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历史的经验是有教训的。

我们的文化应该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我坚信民间艺术的可贵，将研究民间艺术的“民艺学”作为建立中国“艺术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因为民间艺术是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基础，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所在，有许多纠缠不清的理论问题都能得到解决。它不仅是回家的路，更是休养生息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