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迪安：美术馆体现着一个国家的文化自信_艺术台

范迪安说,我们要走出去,但关键是要走到人家的主平台上去。

一下午的采访，范迪安馆长几次说到美术馆的展览，“你们没去看看展览？”“我们的展览还是挺好看的”；采访结束时，他看了下时间，“你看你看，展厅都关门了，你们本来可以看看展览的”；我们离开前，他又叮嘱“以后有好的书法美术展览，一定要来看看”。

作为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协副主席，范迪安的“作品”不少，中国美术馆主办的许多展览由他领衔策划，付出大量学术心力，应算其一，而且是高规格的展览、免费的展览。

很巧。接受采访前，他刚跟靳尚谊、吴长江、潘公凯等美术界人士小聚，所谈正是我们的采访主题：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对美术界的影响，中国美术的国际形象，艺术品拍卖的虚火等等。

“我们文化发展的意义取向更加明确”

记者：六中全会把文化发展提到战略高度，这对美术界有什么具体影响？

范迪安：六中全会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提出的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文化惠民，让我最有感受。前者讲的是艺术生产、创作生产，后者讲的是让人民共享文化艺术成果，两者实际上相辅相成。

人们容易把艺术创作生产和社会接受割裂开来看，但我觉得必须把两者联系在一起。社会接受的信息，应该作用于艺术创作；反过来，艺术创作成功与否，应该看它的社会接受度如何。党的十七大以来，特别是六中全会更进一步明确了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同时要让文化艺术成果为人民所享，这就把两者的关系阐述得更加明确，我们文化发展的意义取向就更加明确了。

近年美术创作生产前所未有地活跃。宽松的外部环境，宽阔的创作自由度，社会变革的丰富现实，为艺术家提供了最好的创作动力。所谓“活跃”，一方面体现在量上，一方面体现在创作的宽阔度上，你可以做主题性创作，去画历史画，你也可以去表现现实中的身边的小事，大弦小调都可以。一个民族的艺术创造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

“现在遇到了文化审美需求的高潮期”

记者：你刚才提到，社会对艺术创作接受的信息应作用于创作，那么，社会接受都传递了哪些信息？

范迪安：文化消费有很多种，有一种是与培养和丰富自己的审美情趣有关系的消费需求。我觉得现在老百姓是有这个需求的。

人们在物质指标之上——不是之后——显现出一个审美的指标来。从宏观角度而言，人们生活在城市里，希望这个城市有家园的感觉，有好的城市规划、有好的建筑，还有好的街区设计，好的公共艺术品，总之，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文化性环境。从微观角度看，人们生活在自己家里，需要欣赏点艺术品。上世纪80年代，家庭时尚之一是得到一本好挂历，它是印刷品；现在人们可能需要一两张原创作品，即使买不起大家的作品，但也希望是小画家的原作。

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都热切地希望看到更多更好的艺术作品。这样一来，就为我们的艺术创作生产提供了阔大的需求空间，公众从来没有对美术有这么高的兴趣和关切。

记者：“文化审美”正成为挂在人们嘴边的词，这种需求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范迪安：文化审美，不论中西，它在不同时期都是存在的，但是它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出不同量度的需求。我们现在遇到了文化审美需求的高潮期，审美文化需求处在峰值。

不用进行数据分析，大家都可以感觉到。因为我们就在其中，我们正经历这个时代，从物质的匮乏到物质的富足，从文化生态的单一到今天文化生态的丰富，从艺术审美对象品种的单调到今天无比多的可选择性，我们本身就经历了这个过程。

“站在中国的土壤上感怀中国的现实”

记者：既然文化消费和审美需求处在高峰阶段，那么艺术创作处在什么阶段？

范迪安：前几年我们有两种担心，一种是一直提倡主旋律，好像对多样化重视不够、不太能接受新的艺术观念；另一种是中国美术过度地跟着西方走，跟着西方后现代主义走。因此大家担心，能否创作出代表这个时代中国气象、中国风貌的作品。现在，我觉得这个问题已得到较好解决。

一方面，百花齐放的政策不断得到落实。很多大的艺术家和年轻的艺术家能很好地直面生活，反映生活。在对作品的衡量上，大家眼光也更加鲜明了，不会以新唯新，而是更重视它是不是基于中国土壤上的创造。现在看一件艺术作品，更多地看其是不是站在中国的土壤上感怀中国的现实，又具备宽阔的、具有国际视野的文化艺术的修养。

另一方面，社会接受也越来越多样化。尤其是年轻人的审美趣味越来越丰富，不满足于单一的艺术形式和主题，希望从艺术品创作中看到一种创造力，看到艺术家的想象性和想象力，通过审美活动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更重要的是激发起一种创造的热情。我们通常讲，好的美术作品在给人以美的愉悦的同时，也滋润、蒙养、熏陶了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