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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1年05月16日 14:43 | 进入美术论坛 |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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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巴人汲水图》，在去年翰海秋拍上，以1.7亿元的价格创中国绘画拍卖成交纪录。图为《巴人汲水图》截图。(资料照片)
今年33岁的梁嘉，在北京望京科技园的一家外企工作，月收入超过万元。两年前，梁嘉开始搞起了收藏，主要关注文玩杂项一类。谈起自己收藏的目的，梁嘉直言不讳——就是为了赚些钱。
5月19日到25日，嘉德与翰海两大拍卖公司将相继举办2011年春季拍卖会。每逢拍卖，价格常常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1994年，成立之初的嘉德全年拍卖总成交额是7400万元，到了2010年，嘉德全年拍卖总成交额已经达到75.5亿元。同样，经历了2009年秋季的“井喷”，翰海全年拍卖总成交额也从2009年的15亿元涨到了去年的35亿元。
从经济角度来衡量，在全社会兴起的“收藏热”，无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价格何以高高在上
2010年底，翰海秋拍上徐悲鸿的一幅《巴人汲水图》，以1.7亿元的实际成交价格创造了中国绘画拍卖价格的新纪录。
在荣宝斋工作了40多年的荣宝斋前副总经理米景扬介绍，徐悲鸿的这幅《巴人汲水图》，尺寸并不大，徐悲鸿也画了不止一幅，这样的拍卖价格确实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料。对于中国艺术品价格的迅速增长，他认为这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现在市场上近代书画名家的作品最受认同，一方面是传世作品比较多，另一方面这些书画家也确实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北京收藏家协会副秘书长李长安认为，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底蕴，文化古老绵长，魅力撼动人心。当一些近代书画家的作品达到50万元、甚至200万元一平方尺，正表明国民收入普遍提高后，人们对自己国家文化的认同。
原燕山出版社总编辑赵珩认为，缺乏其他投资渠道，大量作为投资的资金涌入，是收藏品价格高涨的另一主要原因。就像上世纪40年代不少西方国家一样，中国的收藏者也经历着从文化人到企业机构的转变。李长安介绍，鉴于经济的发展和收藏巨大的升值空间，大企业和私人财团会继续加大艺术品投资力度，一些顶级藏品可能会继续创出“天价”。大量资金的涌入，使米芾《研山铭》这样的不少海外珍贵文物回流，同时高端收藏市场也会越来越集中。由于兼有投资功能，社会游资也会趁机兴风作浪，先炒热一些收藏品种，再趁高价出货。前一段时间的“沱茶收藏”,就属此例。
据统计，目前中国的收藏者已经接近1亿。对此，收藏家方继孝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觉得，当前的“收藏热”已经有些“全民运动”的味道，众多收藏者中，80％以上的人多少有些侥幸“捡漏儿”发财的心理。就现实情况来说，大多数有价值的藏品已在真正的收藏家手中，市场上的精品不是被高价拍走，就是私下流传交换。
但不管怎样说,2010年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艺术品市场。
价格中的冷热失衡
文化学者洪作稼近日在为一个朋友收藏的《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写一篇研究文章。洪作稼介绍，朋友的“二爨”有30多家的题跋，文献史料、文字发展、书法艺术等诸多方面都有涉及，文章写了2万多字。
中国过去的知识分子收藏碑帖拓片的人很多，古文物学家赵汝珍讲:“士人而不知碑帖而不明碑帖，直如农夫不辨菽粟、工匠不识绳墨。”
李绪杰收藏碑帖古籍已经很多年了，经历了近些年收藏市场的变化，他谈到，元青花瓷器从价值不高到创出2.2亿元的拍卖纪录，近两年古籍善本的价格也翻了四五倍，但是宋拓碑帖却只有几十万元的价格。
嘉德拍卖公司的市场总监孙杰表示，一件艺术品并不能仅以年代的久远与否来判定其价格。在国际市场上，仅有50多年历史的毕加索画作，其价格远超许多有500年历史的艺术品。不过，从国内市场上来看，也确实有不少具有较高历史文献价值的物品，因收藏需要较高文化修养，内行人少，其价格被低估了。
从收藏市场的价格看，瓷器、古旧家具、古代书画和少数近代书画的价格较高，古籍善本次之，而尺牍碑帖、诰命奏章等文献，价格较低。但在以往的收藏历史上，价格排序恰恰是倒过来的。将自己书斋称作“石墨山房”的米景扬表示，与瓷器相比，古墨传世数量并不多，也有皇宫内务府御制的精美之作，但其文化内涵并不为多数收藏者认识。李长安觉得，与齐白石、徐悲鸿、李可染这些被市场热捧的近代画家相比，从艺术角度看，任伯年、陈半丁、郭味蕖的艺术成就也不低，但其作品的价格却相差较大。方继孝介绍，现在收藏市场上，陈独秀和胡适往来信札的价格，远低于一只清代青花瓶或两把紫檀“官帽椅”；钱穆、老舍这样的学者文人，其书画价格甚至不到当代书画家作品价格的十分之一，这也并不合乎文化价值的定位。
收藏的价值，应该体现本民族的文化特色与文化内涵，于雪泥鸿爪间记录一个国家的历史。
热度下的文化缺失
李清照在为赵明诚《金石录》所作的《后序》中，描写他们藏书读书的情景:每获一书，即共同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首无明珠翡翠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遇书史百家字不刓阙、本不讹谬者，辄市之，储作副本……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
这样的收藏与研读之趣，在当今收藏界并不多见。对此，原燕山出版社总编辑赵珩不无忧虑。他认为，中国收藏历史悠久，过去只是小众活动，囿于文人、官僚之中。近年来，收藏从传统小众行为变作全民大众行为，又包含了投资升值的功能，难免滋生流弊。收藏品有“在途”与“在库”之分，原本到了收藏家手上，就应该属于“在库”。但现在90%的收藏品会重新回到市场。甚至有人戏称，每年春季拍卖买的东西，到秋季拍卖就可以卖出去了。在这样的环境下，究竟有多少收藏品能为文化研究所利用？收藏家是文物的典手者而非永远的占有者，在收藏这项文化活动中，其过程的趣味与享受应大于占有的欲望。
一次偶然的机缘，方继孝从旧档案中发现了一部写满古文字形的手稿，当看到“怀宁陈仲甫编订，如皋魏建功题署”两行字时，他越发确定了这部手稿的价值。“仲甫是陈独秀的字，魏建功是他的学生，研究文字音韵，可见这部手稿是陈独秀去世前十几年间重拾学术旧业的成果。”方继孝说，后来经过自己的点校整理，手稿编为《陈独秀先生遗稿》出版，使人们在陈独秀政治身份之外，重新认识了他作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学术身份。
像方继孝这样的收藏者并不多。历来收藏者有“高者近儒，低者近丐”之说。近儒者,即以自身文化学养，借助收藏物品，探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轨迹，多少兴亡事，说与子孙听；近丐者，徒求物值几何，在金钱的追逐之下，又有多少极具价值的文化遗存化作云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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