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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1年02月24日 11:19 | 进入美术论坛 | 来源：中国文化报
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积淀出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许多优秀的民族文化之所以能够流传不息，最关键的就是在生产生活中造就了一定数量的传承人。传承人是非遗传承的关键，但近年来笔者在做田野调查时发现，目前在我国人口较少民族（人口在10万人以下的民族）地区，随着一些非遗传承人的去世，当地的非遗保护工作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民间文化传承人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一个群体，他们担负着“传”与“承”的双重任务。由于我国少数民族自身发展进程的不统一，除了蒙古族、藏族、彝族、纳西族、壮族、傣族等产生了比较悠久的本民族文字外，其他大多数民族特别是人口较少民族——一共有22个，包括普米族、鄂伦春族、怒族等，大多没有自己的文字。这些没有文字的民族除少数人能够借用其他文字记载本民族文化外，绝大多数民众在传达信息、传承经验、交流感情时，一般只能依靠声音、形体，特别是口头叙事来进行。因此，对于地处边远且人口较少，又无本民族文字的一些民族来说，一旦唯一的传承人去世就意味着一种文化的断裂。
以生活在云南北部山区的普米族为例。全国仅有3万多普米人，云南宁蒗就生活着1.3万多人。说起宁蒗，许多人可能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这里被称作当代女儿国的泸沽湖，或者还会想到这里巍峨的群山和绕山飘荡的层层云雾，可能还会知道宁蒗作为一个彝族自治县，保存了较为丰富悠久的彝族文化。但若说到作为普米族传统文化记忆的“韩规”，不仅多数人不知道它是什么，在当今很多普米人的生活中，它也已成为一个渐渐淡去的概念。然而，“韩规”却在普米族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规范生活和支撑信仰的重要作用。“韩规”既是对普米族“祭司”的称呼，也是指普米族文化记忆中特有的民间宗教仪式。它包含了书写经文（古藏文）、口传经文、历法、占卜、绘画、舞蹈、面偶等多项文化内容，涉及到采伐、修房、迁居、丧葬、播种收割、祭祖敬神、日常交往等各种民间活动。由于普米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韩规”只能在民间日常生产生活中口耳相传。作为世袭式家传口授的产物，它拥有的100多种经文全部以藏族原生苯教为蓝本，用古藏文书写而成，一个合格“韩规”传承人的文化积淀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数十年时间的累积。遗憾的是，随着生产方式的演变和文化环境的变迁，偏远的普米族山寨已渐渐看不到“韩规”仪式，到上个世纪末，“韩规”在宁蒗全县境内已基本淡出人们的视野。1995年，宁蒗县最后一个“韩规”传承人离世，也似乎宣告了普米“韩规”文化的终结。
在目前势不可挡的现代化进程中，与那些人数相对较多的少数民族相比，这些人口较少民族的民间文化传承人的生存和发展会面临更为艰难的选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民众对本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和保护意识相对薄弱。世世代代的传承与积淀使这些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化早已融入日常生产生活之中，而在习以为常的心理中难以产生强烈的保护意识。
二是很多居住在边远、贫困地区的传承人因为生活条件艰苦，缺乏自觉传承的动力。一方面是老的传承人一旦去世，自然会出现人亡歌息的情况；另一方面是由于年轻人外出打工或情趣的转移，根本找不到可以传授技艺的接班人，如赫哲族英雄史诗《伊玛堪》的最后一位传人已于上世纪末去世，鄂伦春族“摩苏昆”的演唱者如今也寥寥无几。
三是这些人口较少民族的民族文化在与周围其他民族的比照中难以占据突出地位。不仅它们赖以传承的语言面临消失的危险，而且在非遗传承人的申报与认定过程中有时也会出现被边缘化的困惑。
四是随着交通和通讯的改善，这些人口较少民族的生活也同样踏入一个开放的时代。新的文化样式日益挤压着传统民族文化的生存空间，偏远的民族地区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我们还应该看到，在一般情况下，越是人口较少的民族，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方面就越带有封闭性和家传性质，这种情况势必会增加目前保护和发展的难度。
毫无疑问，民族本身只有大小之别，不存在优劣之分，许多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凝聚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和信仰，已成为推进文化研究和文化发展的不可再生的艺术结晶。因此，要真正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就要积极发掘推动文化发展的源头活水，关注民族大家庭中每一位成员的民族文化特色，关注人口较少民族濒危的传统文化，关注那些能够使民族文化得以延续的文化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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