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生涯翰墨春秋——书法大师沙孟海_艺术台

就在沙孟海致力于“经史子集”、潜心于翰墨金石的时候，他们几个弟弟也陆续成人，走上了社会。虽然，他们也有着较高的秉赋，也有着一定的学业基础，然而，他们却并不像沙孟海所希望的那样，致力于学术，而是陆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6年6月当时沙孟海住在上海戈登路（现江宁路）715号的一所平房里，由于门前篱笆里种了许多石榴树，故这间小屋便有了一个颇有诗意的名字——“石榴花屋”。它不仅是沙氏兄弟的住所，也是江浙共产党的联络地和秘密会议地点。沙孟海经常与这些革命青年接触，自然引起了校董方面的注意。当他们得知沙孟海的几个弟弟、朋友皆为进步青年时，便于1926年底以“交游太杂”为由将沙孟海解聘。次年，幸亏在冯君木先生的帮助下，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温饱总算有了着落。

然而，1927年4日，沙孟海又在上海听到五弟在家乡遭绑架消息，沙孟海闻讯赶到家乡，正逢土匪在村中洗劫，险遭不测，幸途中家人报信，才得幸免。

显然，沙村已不能居住，同时，举家的搬迁也为三弟继续搞农会运动解决了后顾之忧。稍后，沙孟海在上海闸北青云路九弄租了房屋，将母亲、二弟之妻王弥及子侄辈数人接去上海同住，祖母因年老不愿远行，暂住洪岙亲戚家。这年秋天，沙孟海之妻年仅29岁的朱懋襄在颠沛中染时疫病故。

那段时间，全家十数口在上海，生活费加重，不久前因救家人所借贷的赎款又需偿还，而恰在这年年底，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又因沙孟海为地下党员转递信件被辞退。竟使沙孟海一时无啖饭之地。但沙孟海并没有屈服贫穷困厄，也没因几个弟弟参加革命使自己妻离子散而对他们横加指责，反而坦然地面对这一切，他在诗中写到“丈夫绝粒寻常事，告贷有门未是贫。”

然而，生计问题毕竟是现实的。可是，由于沙孟海在上海交往一些共产党朋友和几个弟弟的缘故，虽然学问及书法篆刻有些名气，但却无人敢招聘他，谁又愿冒着沾上赤化的风险呢？上海找不到工作，冯君木先生就写信托在杭州为官的好友陈屺怀先生，请他在杭州为沙孟谋取一职。1928年初，在陈屺怀的推荐下，沙孟海就任了浙江省政府秘书科科员，开始了他在国民党政府中为时22年的宦海生涯。

沙孟海到杭州浙江省府报到，被分配在二科，负责一些诸如贺电、唁电等应酬笔墨，虽说月薪定为140元，但有时薪水拖欠厉害，加上这一年，沙文汉、卓兰芳因为暴动失败，避难上海，也住在青云路沙家，沙家的生活就更是举步艰难，有时只能靠典当度日。另一方面，对于一心想做学问、但又不得不在机关混日子的沙孟海来说，官场一套使他倍感痛苦和无聊，其自刻闲章“乞食饿鸱之余，寄命东陵之上”，可以说是他此时的心声。

由于上海的生活费用较高，加之沙孟海已在省府就职，算是上层人物，家乡那些地主也不敢明目张胆地与沙家作对。于是1928年9月沙母及全家又迁回了沙村。

除了必要的工作应酬，此时沙孟海仍将精力放在学术研究上，1928年他撰写了《近三百年的书学》以及《印学概论》两篇论文，不仅考证详实，阐述精到，更能发前人之未发，1930年在《东方杂志》发表，立刻受到文化艺术界的高度评价。确实，30年代，像沙孟海这样较为科学和系统的书法篆刻研究，在当时可谓凤毛麟角，顾颉刚在论著《当代中国史学》中，谈到美术史研究时，就特别提到了沙孟海的论著。这两篇文章确立了沙孟海在书法理论研究上的地位，而当时，沙孟海尚不满30岁。这一年下半年，经宁波同乡吴公阜介绍，沙孟海结识了鄞县女子中学教务员包稚颐，并于次年，1929年春喜结连理，这大概是那一段苦难中唯一值得庆幸的事。

1929年夏天，广州中山大学邀请冯君木、沙孟海去任教，分别聘为文科及文科预科教授，这正合了沙孟海想尽快脱离政界的想法，于是便马上去上海，想约恩师一同前往，但冯先生却因身体原因惮于远行，而鼓励沙孟海前往。不久，沙孟海便辞去浙江省府秘书一职，偕夫人包稚颐乘海轮去广州中山大学报到。

沙孟海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文科预科教授，而包稚颐则到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师从庄择宣教授读研究生。这段时间，沙孟海不仅在精神上和生活上较为愉快，而且在学术上也有所收获，他撰写了《捃古录释文订》和《助词论》等论著。而夫人包稚颐也在《教育研究》杂志上连载发表了《小学生错字统计与分析》。

然而，虽远在广州，作为孝子和人父的沙孟海却时时对母亲的身体和子女的教育等问题放心不下。更为自己不能为家庭出力、为母亲分忧而内疚，当第二年，沙孟海接到母亲来信，希望他能北归浙江，以便于照料家庭，深有孝悌之心的沙孟海便回到了杭州，暂时在两浙盐运使周骏彦处参与《盐政史》的编纂工作，而包稚颐则在杭州市政府教育科担任科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