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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墨丹青意正浓

发布时间:2013年03月18日 14:01 | 进入美术论坛 | 来源:山东商报 | 手机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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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可以成就共同志向,同时也可以成就姻缘,自古以来不在少数。近现代的吴湖帆、潘静淑,吴作人、萧淑芳夫妇,谢稚柳、陈佩秋夫妇等等,他们的艺术及他们的艺术人生成为佳话被世人广为流传。当代艺坛教育家和画家卢沉、周思聪夫妇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人格魅力上,都值得我们书写和景仰。

       在和他们的接触中,我深感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他们的艺术追求,是和我们社会前进的步伐一致的。不,更准确地说,是走在社会前面的。他们的思想很开放,对中国的社会问题,对当代中国艺术,对中国画的革新,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不随波逐流。改革开放以来,他们作品的内容坚持反映中国苦难的历史,描写下层劳苦人民的形象,肯定他们的尊严和心灵的自由,表达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富有人性和人文精神。变革的社会现实和他们的艺术创作,有时使他们高兴,有时使他们不满足,由此产生的快乐和苦恼又驱使他们去东寻西找,上下求索。

       卢沉和周思聪是属于在上个世纪50年代接受过革命教育和“思想改造”的一代人,他们以一颗赤诚的心,希望用自己的智慧和才能效劳新时代,即使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政治挂帅的年代,他们也忠心耿耿地用艺术为当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服务。不同于一般人的是,他们凭自己的天资和悟性,更关注艺术创造的规律和原理。他们被灌输最多的是艺术来源于生活,艺术家要从现实生活中吸收营养,要重视写生……这些,对他们的艺木创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技巧上,他们最早接受的是中西融合型的教育,以素描造型为基础,传统中国画的写意观念和技法,包括笔墨语言,在学习中不占重要位置。人物形象真实性与生动性的要求是第一位的,至于用什么手段达到真实与生动,考虑得还不多。他们虽然接受了中国画线造型的观念和笔墨技巧以及意境说的教育,但没有深切的体会,在实践上做这样的追求还仅仅是开始。但,他们在学院中受蒋兆和先生的人物画影响很大,蒋先生在教学中已经向学生系统传授传统人物画的技巧,尤其是运用线来造型的方法。周思聪回忆说:那时的她“虽说是由附中考上来的,但对于中国画的用线造型却是陌生的,真可说是冥顽不悟,总也理解不到紧要之处。先生总是不厌其烦地亲笔示范,直到我有所领略。”此外,叶浅予和黄胄先生的速写,对他们影响非常之大。卢沉多次对我说过:“黄胄对当代中国画的创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们很多人都受他的影响。现在大家对他的评价还远远不够。”。他们的成名之作,卢沉的《机床大夫》和周思聪1959年在维也纳获奖的《颐和园风景写生》,虽有笔墨,但基本上以人物形象和写景的生动取胜。1976年他们共同创作的《清洁工人的怀念》,在笔墨造型上已比以前有所重视。总之,人物造型的准确和生动,构思的含蓄和构图的巧妙,使他们在1978年之前就受到画界的关注。而1979年周思聪创作的《人民和总理》,是周思聪艺术革新过程中的重要作品,这是思聪创作道路上一个转折点,从此摆脱了单一的人物画创作模式……显然,这件作品在某些方面也反映了卢沉的艺术追求。

       进入新时期之后,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革,使卢沉、周思聪精神振奋。卢沉通过各种途径搜集国外艺术资讯,对西方林林总总的现代派艺术尤感兴趣,用如饥似渴来形容他当时的心情毫不过分。卢沉从我那里就借过多本西方现代派画册翻阅,力求从中找到他们可以吸收的新观念和新技巧。1980年,他们开始由卢沉早在1966年就酝酿构思并初步构图的、描写以旧社会矿工史为主线的作品,即后来的《矿工图》。从这幅画开始,周思聪摆脱了素描造型的束缚,探索运用新的构成、抽象、分割、并置、拼贴、重叠等手法来进行创作,打破了单一的时空观念,开创了水墨人物画从写实性走向表现的一代新风。进入80年代中期,当李小山发表中国画穷途末路的理论时,卢沉和周思聪是表示赞同的,反映了他们对当时中国画现状的不满和对艺术革新的期待。同样,对“85”新潮美术,在开头两年,他们也取支持态度。卢沉回忆说,受这种思潮的影响,周思聪也画过几张致力于形式探索的画。有的模仿立体主义手法,强调平面分割,有的借鉴汉画砖拓片效果。这一类画后来卷起来,收在画夹里,再也没有拿出来过。显然,思聪并不看好这些作品。这时,他们希望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儿童画、民间艺术和非专业画家的创作来革新中国画。他们对儿童画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赞赏儿童绘画感情的率真和手法的自由。卢沉对一些有艺术才能的业余美术家的创作热情扶植和倍加赞赏,竭力帮助他们在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举办展览,用收藏他们作品的方法给予经济支持。与此同时,他们继续在攻书法,临碑帖,体味书法奥妙,以及与至友(如朱乃正等)交流,书法的理论修养与实践能力有很大的提高。不用说,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讲究笔墨的文人画也是他们用来创新国画的重要资源。可以看出,在构成和抽象法的运用中,他们很重视笔线的力量,虽然这两者之间的融合有着相当大的难度,但他们似乎要在克服这些困难的过程中开辟一条水墨革新之路。

       1987年,卢沉在学院举办水墨构成班,并聘请周思聪一起共同进行教学。那时,他专门拜访吴冠中和崔子范先生,向他们请教绘画构成原理,还和我讨论过保罗?6?1克利的艺术。卢沉的中心想法是,要在创作中摆脱摹拟客观的造型方法,充分发挥创作者的自由想象力和创造性,但这种想象力和创造性又不是无边无际和难以捉摸的,在绘画上有法可循,那就是在平面上讲点线面的构成原理。卢沉多次向我表达过这样的意思,那就是中国画的艺术语言要具有现代感,赋予其构成的意味是必要的途径。他开始探求用笔线和墨的块面组合来造成有构成感的画面,他认为用这种方法创作的中国画,既不同于传统的文人画的样式,也有异于中西融合体的中国画。基于这样的思考,他在1990年创作了《清明》这幅可以称之为构成法的代表作。作品先展出于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央美术学院40周年校庆教师作品展,后陈列于深圳美术馆主办的水墨双年展。对这件作品画界反应不一,赞赏者有之,不解和质疑的居多,但大家都赞赏他的创新精神。卢沉表面上不在乎别人的不同意见,但我从他的言谈和表情中,觉察到他内心很期待大家的理解。由于了解他创作这幅画的初衷,对他的构成语言我采取了默认态度。直到几年之后,有一次他请我和袁运生到他平西府乡间别墅聚会时,才向他表露对他在创作中运用构成法的不同看法。我和袁运生都发表了大致相似的意见,那就是传统国画章法中有自己的语言系统,在笔墨中包含了形的构成的原理而不像西画显露于外,用西方构成原理创作中国画,增加了设计因素,但会导致笔墨特别是笔线韵律和趣味的削弱。对我们的看法,卢沉做了一些解释,但不像以前那样坚持自己的观点了。在他生命最后的几年里,我觉得他仍在思考素描、构成与笔墨的问题。晚年,他创作了大量描写北京市民日常悠闲生活的小品,笔墨的成分越来越加重,构成的因素越来越减弱。他是不是有新的打算?在病故前两年,他把平西府寓所中的画室收拾得干干净净,并对我说,他准备画些大的创作了。可惜,天不假年……

       在《矿工图》之后,周思聪经历了“85”新潮的洗礼,开始受风湿病的折磨,在艺术思想上比卢沉平静、沉稳,虽仍关注形式语言的构成性和抽象性,但她似乎更关注用多种绘画手段创造意境,更重视绘画语言的整体性与单纯性,把更多的精力用在画境和语言意韵的创造上。她的彝族劳动妇女系列和荷花系列,代表了她晚年艺术创造的成果,也为大家示范了中国画创新的方向,全面展示了她作为艺术大家的风度。周思聪何以有如此表现?对此,卢沉有精辟的分析,说她具备大画家不可缺少的天才、勤奋和修养三个条件,说她有非凡的艺术悟性。

       1979年卢沉、周思聪在南京直面社会现实,关注劳动人民的生存状态,力图用自己的艺术推动社会的进步,用真挚的感情从事艺术创造……对卢沉、周思聪来说是深入骨髓的认识,从来没有动摇过。正是这些坚定不移的艺术观,形成他们艺术创作最珍贵的品格。至于一度困扰他们的中国画人物画的创新问题,他们之所以那样关注和投入,因为在他们看来,素描造型的单一模式影响了中国画的发展。这不仅是他们的认识,也是许多从事中国画创作同行们的共同苦恼。诚然,就卢沉、周思聪来说,他们之所以在同辈中脱颖而出,首先得益于素描与速写技巧的严谨和扎实,得益于写生的真实与生动。我以为,他们是在这个基础上钻研传统、发挥和完善线造型能力,达到了新的艺术高度的。他们对素描造型的否定,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其革新精神和取得的成果也是令人赞佩的。但实事求是地说,素描造型和写生能力作为他们修养的重要部分,也是他们能进行革新中国画不可或缺的资本。(作者:邵大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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