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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井进门是客厅，中央一张大桌，可会客也可用餐。它可坐八人，父亲坐南面北，它既是主位又不碍上菜。配的八张椅子，均一色薄黑漆。在1946或1947年由邵维昌用调和漆重新油过，变为棕黄色。我曾建议上海鲁迅纪念馆设法复原，似乎说过几次都没有动作，不知是否认为证据不足。其实检查椅子的油漆便是最可靠的证明。
这间客厅日常很少使用，平时家庭用饭都在玻璃格门内间，隔门可敞开。叔叔婶婶来也在内间吃饭，两家人团聚在一张小桌边更显亲切。孩子不上桌面，碗面上夹些菜在一旁吃，上桌面是孩子长大成人的标志。如叔父不带孩子来，那我就可坐在桌子边上了。父亲是绍兴人，又在家乡长大，按照生活环境和遗传，应当具有相当酒量。但记忆中没有见醉倒过。其实他量不大，一两杯而已。喝尽杯中的酒就说：“盛饭哉！”同时劝别人再继续，但是客人也就此停杯用饭了。我不记得父亲喝过白酒之类。叔叔曾送来五加皮，酒色橙红，由于是黑瓶大肚，印象很深。
萧军1935年到上海，东北大汉酒量难以估计，在我家吃饭时候，也没有他喝醉的印象。母亲也不曾有过限制的语气。也许青年们在老师面前有意克制吧。
关于醉酒，父亲曾给我讲过，祖父他老人家“好酒”。绍兴上层人喜欢以白斩鸡下酒，且以胸脯肉为上乘。某次宴席上的冷盆里鸡脯肉不多，也许别人手快夹走了，祖父一怒之下竟把台面掀掉，不欢而散。父亲讲了他父亲的失控，也许亦引以为戒，所以，除了《两地书》起首有提到喝“醉”以外，没有什么文章讲述过这种情节。
这里还有一个关于留声机的故事。在父亲的著作中，常常可以看到，他很讨厌上海三十年代留声机的声响，每当他仰卧藤椅、闭目构思的时候，如果有这类声响来打扰尤感不适。这时，如果我口罗口罗嗦嗦地跑去纠缠，无尽无休地问这问那，母亲就会把我赶快带开，打发我下楼去玩。但1935年5月9日，父亲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一项记载：“下午为海婴买留声机一具，二十二元。”既然他很讨厌当时那种甚嚣尘上的世俗之声，为什么又花钱来买这架留声机呢？原来这又是为了我的缘故。
大概是那年四月，或者更早一些时间吧，许妈带我到隔壁邻居家去串门。那是一户日本侨民。他家有一台落地式手摇大型留声机，高约一米半，比我的身体还长一截。听到他们在播放唱片，十分新鲜。可是仍感到不过瘾，因为主人不许我用手摸动它，内心深处隐存羡慕之情。回家以后，婉转向母亲提出要求，母亲又向父亲表达了我的这个愿望。经过商量，表示只要不打扰父亲，可以考虑，但规定不许在父亲工作时播唱，只在饭后稍许放一会儿。我自然只有答应。
这架留声机有共鸣箱，发声比小型便携式洪亮。发条有两盘，上紧以后，可以连续播放正反面达六七分钟之久。但它的缺点是不如小型便携式方便。唱机的其他部件，如齿轮发条，转速平衡器等等经常被我拆开又装拢，装拢又拆开。不过这已经是我八九岁以后的事了。
现在大陆新村旧居一楼，可以看到这一台棕黑色中型手摇留声机，它高约29.3厘米，宽约40厘米，厚约36厘米。这台展出的留声机是Magna Phonic牌的78转钢针放唱的日本产品，它已经陈旧了，覆盖的布料也已破旧。这是当时购置的原件，但如打开它的上盖，就会发现它的面板添了许多大小不等的洞孔。这是我十五六岁时的“杰作”。那时不知爱惜，忽然心血来潮，想把它改成一台“准电唱机”，所以才弄成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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