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神游丹青翰墨之中_艺术台

       生态书画，既是生态文明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传统文化题中应有之义。自古以来，自然生态景观，从来都是诗、书、画的理想题材。这是今年以来，中国生态书画院先后三次组织我国知名的书画文化专家研讨时形成的共识。他们认为，生态书画在当下已经成为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显学”和“重要抓手”。生态书画的核心是受“天人合一”这一传统哲学的影响；中国古代思想中蕴藏着难解难分的生态情结，其主要内容亦是注重人与自然、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存，而这也正是当今生态危机重压下全球性的诉求。

       在社会公众广泛注重生态环保、关注艺术作品于心灵的影响与作用的当下，梳理生态伦理、生态美学与生态文明的关系，构建生态书画的理论体系、总结生态书画在创作内容和表现手法上的独特性，无疑对生态书画在文化传承和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流观生态

       宋朝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可看出园林兴衰与天下兴衰之关系；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亦可称为生态文化的作品，明朝的绘画作品人物画也充分展示了当时的生态文化，这类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中国古代书画，与“生态”二字密不可分。

       关于天、地、人三“才”之间的和谐联系，老子早有明示：“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中亦有关于天、地、人三者和谐联系的论述，并直接与人的审美活动相勾连：“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天—人—地”系统也即《周易·系辞下》所云，是“天道—人道—地道”的协合世界，即“三才之道”的世界；《中庸》称之为“天地人相参”。可以说，天地人三者和谐化地观照世界，是古代中国人一种最为基本的宇宙观、时空观，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中国人观照世界的方式之一：仰观俯察，对事物上下左右、东南西北多角度、全方位观察的“流观”。可以说，正是“流观”这一独特的观照方式使得古代中国人的“人文”化有了更为确切的对象：“天、地、人”，和方式：“仰观”和“俯察”，也使得古代中国人的艺术创构和审美观照始终在一个和谐化的生态系统中生成。

       这种“流观”活动就其实质而言，追求的实际是主体“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境界。嵇康所说的“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陆机所说的“精骛八极，心游万仞”；陶潜所说的“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和“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袁宏道所说的“天籁人籁合同而化”……暗含的都是“流观”活动中主体意识的展开与生态张力的自我实现。

       这其中的生态美学智慧表现在：用审美观照方式建立了一种博大的“天地人”和谐生态观，并由此来阐发自然生态、精神生态、文化生态的多重统一；用审美观照方式来解决文学艺术的“生态位”问题，使文艺创造活动成为“天—地—人”生态系统中一个重要的“序位”，从而为古代中国人的“安身立命”寻求到一个适当的生存位置或文化栖息之地，从存在论上极为睿智地阐述了文艺美学的价值问题；并为现代生态文艺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审美观照方式——“流观”法。这种“流观”法是用系统的、联系的、动态的同时又是生态的、差异的、非线性的观点来看待宇宙自然与人类及其文化生成之间关系的方法，这就使“天—人—地”生存网络中的谛视方式具有向现代文艺生态学转换的重要价值。

       虽然“生态”一词生成于1865年，并在20世纪60年代才形成系统生态学，但是我们真正从思想上认识，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与21世纪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员王春瑜介绍，生态这个词使用时间短，但中国古代满布生态文化思想的踪迹：汉代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就是最好的生态文化大概念；天人合一、君权天命统治哲学也包含了天与自然与人类的和谐概念。

       在研究杜甫的著名文艺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副所长何西来眼中，杜甫是真正爱及万物的诗人。他写鸟类和小动物，诸如“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沙头宿鹭联拳静，船尾跳鱼拨剌鸣”等，都在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足见其爱心之广大，爱人及动物，人与动物之间和谐亲密的关系。何西来认为，杜甫是典型的生态伦理的倡导者，特别是在《江村》这首诗中更是表现得突出：“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多病所须唯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从中不仅可以看出家庭夫妻父子亲情的和谐，而且可以看出鸟与鸟、鸟与人的关系的和谐。何西来认为：“在我们倡导‘百花齐放’，‘文艺为人民，为大众服务’的当下语境中，杜甫的诗文及思想是倡导生态文化、生态书画最好的借鉴和参照。”

       而清人郑燮对竹的审美观照，也可说明这一问题，他曾言“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郑燮所谓“胸中之竹”，它是生机盎然的、充满动感的，又是无比丰富的，它包含着主体在观照中所获得的生态审美享受。

       而20世纪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生态批评、生态美学的研究迅速成为中国文论、美学研究中广受关注的前沿和热点问题，成为当代新兴学科体系中的“显学”。在经过了萌发和草创阶段之后，中国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目前已经进入了学理整合、丰富、深化阶段。中国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研究已经初具规模，并且必将在新世纪中国文论建设中承担其自己的职责。在一些专家看来，生态意味着一种理想的生存态势与情境，中国古代文论的生态叙事体现的正是中国古代文论多维共生的理论品养与圆融化合的思维理路。从整体来看，生态化的叙事特征成为贯穿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历史传承与发展的一根红线；因此，我们利用中国古代生态文化思想，作用于书画创作之中，不仅是对中国书画民族特性的发掘与彰显，而且对当下生态文明与生态书画创作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与现实意义。

       生态书画何为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环境不断改变，带来了极大的物质生活享受，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不同程度的环境污染，由过去的不太认识到逐渐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这就是生态。”中国生态书画院院长、原中国书协副秘书长张虎表示。对于张虎提出的话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生科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国民素质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解思忠也认为，生态和书画之间有着非常深刻的联系。“近来中国传统文化热，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化最精髓的就是‘和’‘合’两个字，论语、佛教、道家都讲‘和合’。季羡林先生在世时曾对前来看望他的温家宝总理说：‘我们只构建人与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还不够，还要搞人类心灵和谐’；温总理用管子的话说：‘和合故能谐。’”解思忠认为，在自然生态理念中注入书画文化艺术，就能够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生态和谐，就是人与动物、植物相互依存、互补共生的有机整体。我觉得生态文明、生态和合就是大家都是自由的个体，同时又合成有机的整体，以书画来表现生态就是非常有文化的举措。”

       而著名佛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书画家协会主席何劲松则从宗教角度阐述了生态与艺术的伦理：“佛教讲众生，包括所有人和动物，且一花一草皆有佛性，可以说这是真正的大生态意识。生态书画涉及到自然的山水花草，需要人的审美观照的介入，文学艺术是其观照的表达。禅宗的认识是往人内心发展，外在的自然是人心的道德体现。没有心灵观照在前，物质的东西很难称为崇高，以致我们去讴歌它，表现它。禅心转化为艺术，这就是最根本的生态艺术，心的生态是本体。”他表示，优美的环境、独特的建筑加之楹联、壁画等艺术形式，充分体现了佛教的生态观及佛教文化在表现形式上的多样性，特别是早期的摩崖石刻，都可谓是生态书画艺术之先河。我们从儒、释、道的传统文化中找出理论依据，这也是生态书画理论创新的立足点。“书画本为生态，我们通过创作引领人去欣赏，引导大家走向精神领域，这应当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春开云窗锦绣，夏荡荷叶扁舟；秋藏月户衷情，冬赏寒梅雪灯。天地之大德谓之生，万物之盎然称为态。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此乃生态。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生态者，自然之朴拙，人性之纯真，社会之祥和，生命之童心；艺术之始佣，文章之原生；生态者，初始本然也。”这是王家斌眼中的生态文明与生态书画。而著名华裔画家、世界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徐鸣依据众多理论家的看法，总结出生态书画的内涵：“生态书画主要以自然生态为主，人本生态、精神生态为辅，与自然生态有关的画，有关的书法，就叫生态书画。就绘画来说，生态绘画又可分为传统生态绘画和现代生态绘画，二者的笔墨语言和表现形式都不一样。作为一个画家，必须运用独特的风格技法，创造性地表现大自然的美，这就是我们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