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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念过正统的学校，我没有受过大学教育，我是吃杂食长大的。甚至于包括讨饭，东拣一点东西，西讨一点这么长大的，有的时候甚至于草都吃，所以我能运用的东西，就是我的这些杂食的本领。——黄永玉语录
画室中的黄永玉。
一笔一画，一捏一捺，从容自由，令人叹为观止。黄永玉，一个没念完中学、没有经过系统的美术训练的人，却凭着其天生才情和后天非凡的勤奋努力，成为出色的木刻家、国画家、雕塑家、作家和诗人。
黄永玉一直说自己是一个“文化流浪汉”，十四五岁就开始了多姿多彩的艺术人生。在生机葱郁的艺术原野上，他的足迹遍及木刻、雕塑、绘画、文学等领域，信马由缰，纵情驰骋，采撷的一朵朵奇葩令世人神往羡叹不已。
这些年，黄永玉投入最多的是创作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他自己承认，现在他是文学第一，雕塑第二，木刻第三，绘画第四。他有一个野心——借写自己的一生，把那个时代的各个侧面勾画出来。目前已经完成的部分，虽然刚写到4岁，却已有20万字。没有完整构思，没有既定格局，随记忆而行，发挥自己讲故事的才能，他把故乡民俗、童年影子，生动展现在这部作品中。对于他，这就像一次漫长的晚年漫步。
对于他，故乡不只是记忆，不只是人到他乡之后的对故乡的留恋，而是一种艺术上的必不可少的想像，一种不断地能够提供创造力的能源。黄永玉这样说过：“我有时不免奇怪，一个人怎么会把故乡忘记呢？凭什么把她忘了呢？不怀念那些河流？那些山岗上的森林？那些植物覆盖着的水井？那些透过嫩绿树叶的雾中的阳光？你小时的游伴？唱过的歌？嫁在乡下的妹妹……故乡是祖国在观念和情感上最具体的表现。你是放在天上的风筝，线的另一端是牵系着心灵的故乡的一切影子。惟愿是因为风而不是你自己把这根线割断了啊！”当他用这种充满优美具象的语言来叩问别人时，心里那种浓浓乡情，便不可遏制地漫溢出来了。
黄永玉出生于湖南常德，半岁后随父母回凤凰老家。故乡家中的木板墙上，至今有一片他4岁时留下的淡淡墨迹。几笔简单的脸谱图案，上面还歪歪斜斜有几个字：“我们在家里，大家有事做。”年幼时，黄永玉就继承了父亲绘画方面的才艺，“那时，我可以命令弟弟，大声一叫：拿笔来！”黄家是书香世家，家境在那时还算宽裕，小孩都有保姆照顾，他认为幼时的自己还算是一个有教养的小孩。
常德有一条狭窄的常德河街，足足十里长。过去在沈从文的笔下，这条街上各行各业应有尽有，经商与卖身共存，文明与野蛮相处。12岁的黄永玉便是在这个码头上船漂泊远去福建厦门集美中学读书。在那儿，黄永玉老留级，后来校友聚会的时候，曾经跟他同班的有150人。对此，风趣的黄永玉坦言：“第一次留级还很痛苦，老留老留就无所谓了，留了五次。”但是黄永玉的文艺细胞特别发达，很快就在木刻、绘画等方面崭露头角。1939年木刻《下场》发表在福建永安宋秉恒先生主持的《大众木刻》月刊上，得到他有生以来的第一笔稿费。拿着汇票，他心想“真有钱吗？”为了壮胆，就拉了一些同学到邮局去拿。他说：“别跑，你们在门口等，有什么事要跑，我们一起跑。”进去后，人家真给钱了。拿着钱，他的手都发抖了——五块钱，太多了！走出来就请同学们吃一顿生蚝煮的粥。一个人吃了一碗，还剩下好多钱。买袜子，买鞋，买……第一次，自己给自己买这么多东西，觉得很威风。
少年时期的黄永玉以出色的木刻作品而在地方叫响，十里八乡都称他为“神童”。学校的教员在背后就说，“怪，黄永玉这个人真怪，是不是我们的教育有点问题？”
大狂人的十万年爱情
1970年，黄永玉给夫人张梅溪写了一首情诗。诗中说“我们相爱已经十万年”，一直被夫人拿作“把柄”，说他真是狂得可以，“你呀，不但在画坛狂，在情场也狂，总之是一个大狂人！”黄永玉却一本正经地对夫人说：“不是说人生百年结为一世夫妻么，十万年也就是千世夫妻吧！”笑得夫人喘不过气来。
黄永玉与张梅溪的恋爱史是当时的一段佳话。中学辍学以后，黄永玉做过陶瓷厂的小工，又做过小学教员、剧团里的见习美术队员等等，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的行当他都干过。那个时候的中国适逢战乱，眼见了生活中太多的苦难与杀戮，也遇到了不少善良的好人，这使黄永玉对人生的善与恶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同时颠沛流离的生活也更加练就了他倔强独立的性格，不知不觉当中，当年淘气的孩子成长为一名自食其力的艺术青年。而爱情也在此时悄悄地萌芽了。
十八九岁的黄永玉在江西一个小艺术馆里工作，碰到了广东姑娘张梅溪。那时他一天到晚刻画，刻木刻。有一天兜里大概还有八毛钱，见到一块很好的梨木板，当时非常想买，但是头发很长，又想理发。这时，张梅溪说：“你去理发吧，我送你一块木板。”后来，她真的送了一块木板给黄永玉。
当时好多人都追求张梅溪，其中有一个航空站的青年，人长得很潇洒。这个青年牵了一匹马来，张梅溪很喜欢骑马，两个人便拉着马走到大树林里面。黄永玉心想这下麻烦了，自己连自行车都没有！但他有自己的高招——每次意中人出现的时候，黄永玉都在楼上吹起小号，虽然吹的技术不怎么高，但是定点都吹，终于打动芳心。
后来，黄永玉问她：“如果有一个人爱你，你怎么办？”她就说：“要看是谁了。”黄永玉说：“那就是我了。”她回答：“好吧。”
她家里开始不知道，后来知道了，反对得厉害，就把她带走了。后来，她偷着跑出来找黄永玉，一些文学界、艺术界的朋友怂恿黄永玉：“结婚吧，反正她不要回去了。”于是，俩人就举行了婚礼。
1948年，夫妻俩来到香港，在九华经一幢小楼上筑起了爱巢。那时黄永玉在画坛上没有名气，甚至还没有涉足画坛，整天干着木刻——那是需要心和力交融的，一双大手满是老茧和青筋。一张木刻刻下来，黄永玉就虚弱地躺在藤椅上休息，这个时候，张梅溪就默默地做一碗荷包蛋或一碗甜酒端上去，有时见他太累，都不忍心让他动手吃，就用汤匙一口一口地喂到他嘴里。娇妻的爱情使黄永玉更加勤奋耕耘，他的艺术灵感也随之奔涌而出，他的木刻画在香港渐渐有了名气，很多人争相购买。张梅溪每见木屑纷飞，丈夫一丝不苟地干着，她的心里只有怜爱。
“文革”开始后，黄永玉因为画猫头鹰被打成了“黑帮”，一家人被赶进一间狭小的房子，房子紧挨人家的墙，光线很差，张梅溪的身体本来就弱，加上这一打击就病倒了。黄永玉心急如焚，请医生治了也不见好，他灵机一动，在房子墙上画了一个两米多宽的大窗子，窗外是绚丽的花草，还有明亮的太阳，顿时满屋生辉。张梅溪经常看这画，病慢慢好了，苦难在他们的爱情面前消失。
水与火交融的气质
和表叔沈从文第一次见面在一天傍晚，童年黄永玉正在孔庙前文星街和一群孩子进行“战斗”，忽然一个孩子告诉他，“你们家来了个北京客人！”
虽然家里有许许多多北京、上海的照片，但长这么大，黄永玉从来没亲眼见过北京客人。客人和祖母围着火炉膛在矮凳上坐着，轻言细语地说着话，回头看见了黄永玉。“这是老大吗？”客人问。“是呀！”祖母说，“底下还有四个咧！真是旺丁不旺财啊！”黄永玉问，“喂，你是北京来的吗？”“怎么那样口气叫二表叔！”祖母说，“是你的从文表叔！”黄永玉笑了，在他周围看了一圈，平平常常，穿了件灰布长衫。“嗯……你坐过火车和轮船？”他点点头。“那好！”说完，黄永玉马上冲出门去，继续他的“战斗”。一切一切就那么淡漠了。
初中辍学后，黄永玉就背着小小的包袱出外谋生，曾花七角钱在书店买了一本表叔沈从文写的《昆明年景》，可是看不太懂，他自言自语地生气——“你是我表叔，可你写的东西我却看不懂，七角钱哪，不是个小数目！”
后来和夫人张梅溪在香港呆了将近六年，新中国成立后，从文表叔第一个写信来要黄永玉回北京参加工作。1952年，他们带着七个月大的儿子黑蛮坐火车来到北京，次年黄永玉被安排到中央美术学院。
《新观察》杂志办得正起劲，一次，编辑部的朋友约黄永玉为一篇文章赶刻一幅木刻插图。那时候年轻，一晚上就交了卷。发表后，效果不好，连自己也感觉这弄得太仓促了。为这幅插图，表叔特地找到黄永玉家里，狠狠地批了他一顿：“你看看，这像什么？怎么能够这样浪费生命？你已经30岁了。没有想像，没有技巧，看不到工作的庄严！准备就这样下去？”
这些话给黄永玉的刺激很大，他真的感觉到羞耻。虽然这些话已经过去50年，却好像昨天说的一样，他总是以此加倍审慎自己。有一个时期，他喜画梅与荷，天天带着望远镜去圆明园画荷花，日积月累，竟画得8000多幅墨荷。他的《红晴白荷图》，荷花亭亭玉立，出污泥而不染，蜻蜒静立叶上，生意盎然；他画的《家乡红梅》，傲霜斗雪，清香四溢，堪称杰作。绘画除去各种画笔之外，还常用树枝、手指、丝瓜瓤等当笔。他作画神速，无论画幅大小，都成竹在胸，一挥而就。
有关传统艺术系统知识和欣赏知识，大部分是受表叔的教诲。有一段时间，表叔用了许多精力在研究传统艺术，也为黄永玉打开了历史的窗子，使他有机会沐浴着祖国伟大传统艺术的光辉。黄永玉认为表叔这个人就是老子讲的“上善若水”，水是什么？水是滋养万物，而且永远往下，永远面对下层。还有呢，水滴石穿、温和，属于温和的人。而他自己不一样，自己是一团火一样的，解决问题是用拳头，不用笔墨解决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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