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出一片梦想的天空_艺术台

夏日的清晨，我走进北京紫竹院公园的东门，透过一层薄雾，扑面而来的是浓浓的绿意，荫荫的翠竹，碧碧的湖水，让人转瞬就仿佛从浮躁转入了宁静。穿过这一片静静的园地，我来到史国良所住的小区，见到了这位身材魁梧、一身僧衣的画僧。他长着一张标准的国字脸，眼窝略有些深陷。他家客厅的墙上挂着名家的画作，桌上摆放着一尊佛像，房间布置得既像僧室、又像画室，朴素的布艺沙发边是一束怒放的粉紫色剑兰。坐在沙发上，我们聊了起来。

记：据说您小的时候，家境不是太好，但是却很喜欢绘画，最后走上这条路也有很多坎坷而艰辛的故事。

史：是，我小时候生活真的是很贫困，因为赶上了这么一个时期，就是60年，60年以前。再加上我家一些特殊情况，因为我家孩子比较多，只有我父亲一个工人，只有他一个去做工，工资又很少。那些钱根本没办法养活一家人。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饿。一个孩子多，经济困难，（所以）饿；再一个，那个特殊的时代，我相信（当时）所有的人对这个字都会刻骨铭心的。

记：是一种饥饿的状态？

史：对，经常感觉饿得头昏眼花的。地里的野菜我都认识，什么野菜能吃、什么野菜叫什么，哪个树叶能吃，哪个树芽能吃、怎么吃，我都非常非常清楚。那么这些东西对我后来的艺术创作(来说)是个无形的宝藏。让我很容易就和老百姓，跟我所画的人物、跟那种特殊的生活联系起来。

有人说，史国良的画充满了生活的气息，画面表现的是友情、是母爱，是人性的流露，史国良告诉我：自己进行艺术创作时，最重要的源泉就是小时候的这种生活积累。

记：那您小时候生活这么艰难的话，最开始是怎么跟绘画结缘的呢？

史：我想我也跟很多孩子一样，从小就有一种天性，喜欢涂鸦，喜欢拿着纸到处画。凡是拿个东西，就喜欢乱画，就想表现。因为我那时候家里很穷，孩子又多，没有人给你更多的照顾。那么我需要一个东西来安慰我，喜欢这样做，而且不孤独。而且我从小、很弱、很自卑，被人家欺负，被人家追着打，所以我特别自卑。我只有在画画的时候，大家会表扬我、家长也会表扬我，身边的人也会表扬我。大家都会说：“这个小孩，将来能当个小画家。”我就在里面得到一种力量和温暖。只有在这里面，我能找到一种自信，把我受的委屈也好、或者是辛酸也好，我觉得我能给忘掉、给抵销了。我需要这种温暖、需要这种自信，所以就拼命去画、继续画。

我从小学到中学，经常给老师画一些教科图。其实挺辛苦的事，又耽误学习，但是我觉得挺光荣的。老师在台上讲课，挂着那图。我就在底下欣赏，我说：这是我画的，这是我画的。我老有这种感觉，呆会儿，老师说：史国良，你站起来，我说的这是怎么回事。这时候，我就傻了。根本没听进去，但是在里面有一种满足。

记：那个时候，人家都说，这个孩子是个小画家，那你是怎么勾画自己的未来的？

史：我觉得，画家对我是很神秘的事，那会儿要说你是个什么家，那都是不得了的事。我爸就曾经这样跟我说：三儿，你将来要是当了画家，你将来吃的香蕉啊，你就不用吃黑皮的。你就天天有肉吃。因为我小时候，只有在过年的时候，大年初一会吃一碗肉。我爸这么一鼓励，又有好香蕉吃，又有肉吃，又有新衣服穿。哇，这多好的一个未来呀，我特兴奋，那我一定得当画家。

小的时候，史国良穿的是姐姐们剩下的旧衣服。他是男孩，那些女孩子穿的花衣服给他穿之前，要再染染色，染成黑的。可是，时间一长，衣服多洗几遍以后，就被阳光照得褪了色，露出里面的花色，为这，小伙伴们经常取笑他，他也感到难为情。但是，在他画画的时候，他的心却很快乐、很自豪。

史：每到放学以后，我就在那儿弄黑板报，大家都走了、回家了，就我一个人在楼道里，也没人跟我吵，也没人欺负你，也没人骂你。每天自己在那儿，进入那种状态，特别享受。大厅里特别空，我就唱歌，一边唱歌，一边什么(画板报)，有时候是打着手电把这件事完成。

70年代末、80年代初，史国良作品的题材多取自北方农村。后来，他却改变了作品的表现主题，创作了以西藏宗教为题的巨作《添油灯的人们》及一系列西藏组画，这和他后来的经历有关。

史：我很早以前，我更多的是画北方的生活，画北方的农村，比如说画过红旗谱，画过小兵张嘎的插图、封面，鼓书艺人。创作基地基本是以北方生活为主。78年研究生毕业以后，老师黄胄先生说：你应该选择你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基地，去开拓一下。因为老师画的是新疆，我觉得应该区别一下，就选择了画西藏。再有，西藏在我脑子里很神秘，因为是看电影、画报，画册，以前灌了很多这种东西。尤其是有一个电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是《农奴》，里面有很多很多特殊的音乐，特殊的光线、特殊的寺庙等等。到现在，想起这个事，我就很震撼，所以也有那么一种情结，就是把你的感情都抓进去，投入进去。

史国良第一次去藏区是在中央美术学院读研究生的时候，那一次，他去了四川的阿坝藏区。

史：第一次我就感觉到一种震撼，那种宽袍大袖，那种强烈，那种原始的状态，那种特殊的生活。他们那种特殊的酥油味，我觉得对我都形成了一种冲击。那个辽阔无边的大草原上，远远看见一点红，那点儿红都是他们的红头巾、红衣服。还有白云，和地上的羊都连成一片了，再远远地听到那些歌儿。哇，真刺激，喜欢。首先喜欢这个地方、喜欢这里人的形象，这里人的脸呀，被太阳晒得黑了，裹一个红头巾，或是裹上一个绿头巾，都是最原始的那种颜色，我们叫原色，没调过的那种颜色。大块的黑、大块的白，什么都是一块一块的，我觉得有一种力度、有一种冲击力。不光是视觉，我觉得心灵上都很震撼。我当时就决定，我要一辈子画这个地方。现在想想也是一种缘份。

最初去西藏的时候，因为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一样，文化背景不一样，史国良和藏民的沟通很困难，为此，他想了个办法，给藏民们看手相。这个时候，他又有了新的发现。

史：我就看见一个老太太，她大拇指这儿，就是手指甲盖儿这个地方有一道深深的沟。我就特奇怪。一般人家有的(人)下巴磕儿有一道沟，她怎么手指头这儿有道沟呢？我一看：哇，她在抠那个念珠，就是抠出来的。挤压得指甲盖这儿一个坑，肉也有一个坑。都形成这样了，结果好几个老太太都是这样的。哎呀，就这种东西过去没发现，那种心理的历程、人生的历程，都浓缩在这个地方。

和西藏的老人聊天时，史国良发现，这些笃信宗教的老人，生命虽然已经接近终点了，但他们关心的问题却都是：我的儿子能怎么样呀？我的孙子能怎么样啊？我们家那条大牛能怎么样啊？听得出，他们很依恋现实生活、依恋尘世、依恋儿女亲情。

记：那跟他的心理追求和精神追求，都不一样？

史：对，所以我觉得这特有意思。希望自己马上升天，马上进入极乐世界，同时对尘世间又这么依恋，我觉得这就是人。

记：很矛盾。

史：嗯。我们现在人也经常生活在这么一种矛盾中。所以，我觉得他内心中有很多要挖掘的。我过去是画他的外面，现在我是走进去，从心里面往外画。因为西藏文化，从听到的，到看到的都觉得有一种神秘的感觉，实际上，这种神秘的感觉只是一个现象，真正神秘现象的源泉来自于老百姓的心、来自于人。

第一次和藏民的接触，给史国良不仅带来了视觉的冲击，同时更带来了心理的冲击。1981年的冬天，作为解放军艺术学院的一名教师，史国良带着学生到西藏的芒康实习，这是他第二次来到藏区。当时因为大雪封山，他们回不去，就只好住在藏民家里。

史：我有一种真正深入生活的感觉。虽然这些很重复，但是你慢慢就会发现一些你过去不曾发现的一些细节。那个老太太的长头发、那个白发就像毡子一样。就是已经全粘在一块儿了。还有我第一次看到老太太的乳房。她在家里，上身也不穿着了。因为西藏的袍子就是这样，等天气热了就脱下来，系在腰上，天冷的时候就穿上。你平时是看不到她们妇女把乳房裸露出来，但是因为我住在他们家里，都熟了。老太太就在火旁边捻线、做家务，我就看见她两个乳房耷拉下来，就像两个袋子。那小孩子，就是她的小孙子，就在一堆羊毛和草的小筐里面，跟小狗一样、特别可爱，还爬过来吃老太太的奶，哪里还有奶水呀。(我)突然发现有一种情在里面，是老人与孩子的，我们想象不出的特征在里面，那种生动、那种特征，是你想不到的，是很多很多那种生活的细节，都是特别容易入画的，从哪个角度都容易画出来。然后，烧的那个火，再给他们一点儿火光。哎呀，真是非常非常好看。

这幅生动的画面深深地印在史国良的心中，直到今天，虽然时间已经过去20多年了，但他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场景，记得那家女主人的名字“央金白玛”。从那以后，藏民们独特的生活和心灵感受就一直深深吸引着史国良，使他一次次拿起手中的画笔去描绘藏民们神秘的生活，去表现他们丰富的心灵。

他用画笔描绘藏民脸上虔诚的微笑，他用内心去体会藏民生活中的艰难苦难。

七进西藏的经历和生活给史国良带来了太多的感动和震撼，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给他带来了无数的创作灵感和艺术享受。

史：我曾经发愿，我要跟着西藏朝拜的人群。一到冬天，农忙季节一过，很多人会到拉萨磕头。各地藏区的都会来，他们有的会从几千里地以外，一步一磕头，磕到拉萨去，有时候要磕几年。我一直想跟着一个家庭，磕头，走完这么一个历程。我试了几天，真是不行。

记：太艰苦了？

史：太艰苦了，实在受不了。就像一种高密度的训练一样，只吃点儿糌粑、喝点水，又缺氧，继续上路，就这样。穿得又那么破。你要是穿件新衣服，也会磨破的。我想如果一般正常的人在那儿，顶多在那儿坚持十天，再往下，绝对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