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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爱情的生活是贫瘠的。艾敬的装置作品“生命之树”（2010）对此做了视觉上的比喻：一棵光秃的树，长在荒凉的大地上，参差的树杈伸向天空，仿佛在祈求上苍。一只黑鸟立在树枝上，没有同伴，孤苦伶仃。作品的名字令人怅然，作品本身更在视觉上给人很大的冲击力，完全可以用来作塞缪尔·贝克特话剧《等待戈多》的舞台背景。《等待戈多》这部戏的世界观简单明了，它的舞台背景要求也如此：“一条乡间路。一棵树。晚上。”艾敬的作品完全由廉价的一次性筷子做成，更增加了作品的讽刺意味。在小铺子里大吃一顿的餐具在手，但什么吃的都没有。艾敬荒瘠的土地在等待营养——等待雨，等待爱情——正像贝克特笔下的两个流浪汉，永远在等不会来的上帝。
相比之下，艾敬的有些作品只是装饰性的，尤其是那些漂亮的重复写着爱字的画。事实上，她几年前曾在纽约一家高级家饰店展出过几张这种作品。为什么不呢？在有些文化历史悠久的国家，比如说日本，经常这样展览艺术品。其实，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是很难划分的。（这个界限到底有没有存在的理由？）从艾敬这个展览的主题来说，完全可以打破这个界限。爱情本来就应该超越种族、社会阶层、国籍、年龄和文化传统。当今的室内空间可以很好地用表述统一和深情的绘画标志来装饰，就像早年老的家族喜欢挂祖先图和圣人像。艾敬的作品已经不局限于这种护身符似的作用。
就像贾斯培尔·琼斯的旗和数字，或安迪·沃霍尔的系列名人肖像，这些作品——尤其当它们在博物馆展示时——提出了有关意义的问题：符号与意思的关系是什么？乍一看，每次符号（美国国旗，数字，玛丽莲·梦露，金宝汤罐）的出现都会带来相关体验的不同方面的感觉——意识与它的观察对象接触时会发生细小的变化。但单一性的处理很快会导致感觉上的迟钝。看这些画面如同反复听披头士的歌“爱情，爱情，爱情......你只需要爱情，你只需要爱情”。由于重复，我们意识到一个萦绕的记号——比如这里的“爱”字——其实自相矛盾。反复出现就失去了意义。用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的术语，意义只能产生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一种“情形”中。
艾敬的大型装置雕塑作品“my mom and my hometown”（2012）很有力地阐述了这一点。一幅长十六米、宽六米的挂毯，边上坐着真人大小的雕塑。艾敬生长于中国东北部的工业城市沈阳，她小的时候，父母在工厂上班。艾敬的妈妈这些年来给不在自己身边的女儿织了许多衣服， 通过这种方式给女儿送去温暖和安慰。艾敬妈妈在家乡亲戚朋友的帮助下，把这些衣物都拆了，重新织出成百上千的长方块，颜色各异，各自写着“爱”字，连接成了这条挂毯。
艾敬给她的展览起名“我爱：艾敬”而不是简单的“爱”，并非偶然。艺术家要的是爱的行动。对艾敬来说，爱是一种努力，是一系列善意的行为，不只是一个人遭遇的被动状态。它需要意志和行动，是人的行为，就像她妈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给她织了无数的帽子、围巾、手套、裙子、毛衣。玻璃纤维做成的女性雕塑所纪念的正是她勤奋无私的母亲，其献身精神可以与希腊神话中忠实的珀涅罗珀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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