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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国画

发布时间:2012年12月27日 11:29 | 进入美术论坛 | 来源:央视网 | 手机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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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为广州美院校庆写了一篇纪念文章,题目叫做《教学相长辟新途》,回顾了过去十七年在中国画教学上的一些问题。有同志看了,鼓励我再写一篇有关我的国画创作的文章。1980年,中国美术家协会在北京为我举办了一个个人的回顾画展,展出包括3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半个世纪以来的作品。我也打算藉此总结一下过去,更想通过回顾画展听到各种有益的意见。正好《文艺研究》编辑部又来人约我写一篇有关这方面内容的文章,我便趁热打铁地继《教学相长辟新途》之后,接着写了这些,题目叫做《我与国画》。

        我从事中国画创作,道路比较迂回曲折,经历也是坎坷不平的。其间有经验也有教训,还有些方面,尚待继续实践来检验它的成败。但不管如何,我都尽可能把它们记下来。

        不动就没有画

        我从童年开始就喜爱涂鸦。虽然我生长在穷乡僻壤的农村,生活很苦,但我不懂得什么是苦。我热爱周围的景物,山水林泉,瓜菜花果,猪牛猫狗;我喜好捉虫捕鸟,捞鱼摸虾,喂鸡赶鸭和放纸鹞;我喜欢边玩边画,拾起碎瓦片,捡来木炭柴就在晒谷场的地上画起来。我读小学时,曾经花过许多时间全部画了中国的分省地图。有一次借来了一本《芥子园画谱》,我瞒着父亲偷偷地将它全部临摹了下来。我父亲是一位小学教师,他会画几笔梅兰菊竹,但不准我学画画,责备我画画荒废了读书的时光,将来没有出息,所以我只好偷偷地画我喜欢的东西,有时也的确耽误了诗书课业,只顾忘餐废寝偷偷画。这时,我私下却得到极大的满足。

        抗日战争初期,我在中学念书,在学校参加了抗日宣传工作,开始用我的画笔宣传抗战。我曾在一幅很大的竹布上画了一张《来一个杀一个》的漫画挂在家乡阳江县城的大街上。1938年我在广州随高剑父先生学画,因广州受日机空袭威胁便跟高老师到四会去画画。广州陷入铁蹄,我们也分散了。我背着一袋炒米过了两个月的流浪生活,终于逃难到了澳门又找到了高老师,此后跟着他在澳门一间寺院里住了两年。这两年中我画了数十幅有关抗战题材的中国画,其中有《三灶岛外所见》、《渔民之劫》(四联屏)、《艇娃》等画,曾于1939年参加莫斯科的中国画展览;另外还有《游击队之家》、《中山难民》、《从城市撤退》(长卷)和《拾薪》等。1939年底我先后在澳门、香港、广州湾举行过抗战画展。1940年初我离开澳门经香港沙鱼涌偷渡日敌封锁线辗转回到韶关,又先后去桂林、贵阳、昆明、重庆、成都等地举行了抗战画展。当时,我这样画,到处展,完全出自“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心,自愧不能拿枪上阵,就只好以画笔作武器,参加到抗敌救国的行列中来。

        本来,我离开澳门是下了决心回来参加抗战的,当时的具体想法是希望跟随抗战部队到前线去写生,继续画我的抗战画。而到了韶关一看,蒋介石消极抗日,火药味淡薄之极,我这个愿望也落空了。但千里之行既已始于足下,就立志行万里路。我第一站到了桂林,就给桂林山水吸引住了,我就画了一个十多米长的《漓江百里图》手卷。后来又到了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等省,先后画了《峨眉烟雪》、《黄桷树瀑布》、《岷江之秋》、《嘉陵江码头》、《老石匠》、《今日之教授》、《都江堰》、《自贡盐井》等画。当时,有位诗友为我写过这样一首诗:“客棹经春未拟还,似闻橐画向韶关。独开抗战真能事,暮雨何时写蜀山。”事实上,我真的仅能力行最后一句了。接着,我又去西北,经河西走廊,出嘉峪关,入祁连山而探胜到敦煌。像我这样一个南方人,从来未见过塞外风光,大戈壁啦,雪山啦,冰河啦,骆驼队与马群啦,一望无际的草原,平沙无垠的荒漠,都使我觉得如入仙境。这些景物,古画看不见,时人画得很少,我是非把这些丰富多彩的素材如饥似渴地搜集,分秒必争地整理——把草图构思,为创作准备不可的。这是使我一生受用不尽的绘画艺术财富,也是使我进一步坚信生活是创作的泉源的宝贵实践,用我当时的话来总结就是:动是画因,不动就没有画。此行最后好不容易到了敦煌千佛洞,它便是名不虚传的艺术宝库。这座多彩多姿的佛教艺术之宫,显示出我们祖国历史文化之悠久,绘事成就之惊人,也体现出中华民族的伟大气魄、智慧、毅力和创造精神,看了不由我不惊叹,也不由我不夜以继日地描摹。此行,我创作了《冰河饮马》、《蒙民迁徒图》、《黄河冰桥》、《塞外驼铃》、《祁连放牧》等画,并临摹了七十余幅敦煌壁画。这时,我更深刻体会到“行万里路”的重大意义。当时,交通十分困难,有时边走边饿饭,在千辛万苦的跋涉中免不了会遇着各种各样的险情,但我热爱我的旅途生活,在漫长艰苦的历程中,意在“搜尽奇峰打草稿”,把祖国的锦绣河山都收入我的眼底,装进我的胸中,描绘在我的笔下。我有一联诗句曾经这般纪行和抒怀:“尺图每自胸中出,万里都经脚底行。”

        记得当初(1940年)我决定离澳门入内地而辞别高剑父老师的时候,他老人家很不高兴;他不愿我“出山”,担心我吃不了苦,恐怕我为追名逐利而改了行,念了“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两句古诗给我作临别赠言。我此后也一直以此自戒,所以,我把画室命名为“鉴泉居”。

        在战乱的年月里,要行万里路,要到人生路不熟悉的大后方,这种毫无把握的“出山”,对我确是极大的考验。那些年月我怎样跑了七八个省?怎样一步步踏向自己退而思其次的目标——“行脚有心师造化,手头无处不江山”?当日靠的只有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以画养画;也就是有十块钱就走十块钱的路,有多点路费就走远一点路程,全程都是“以画养画”。但这样在当时绝不容易。要养画就要卖画;要卖画就要展览;要开展览会就要花本钱,作品要装裱,会场要租金,还要招待协助展览的有关人员吃饭。如果画卖不掉,就要贴老本。有一次在成都,画展还未结束,就逼我交会场的租金。当时有钱买画的是些什么人呢?绝大多数是地主、资本家,或发了国难财的暴发户。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是艺术,只因有了钱,就要炫耀自己也有文化,才附庸风雅一番买幅画挂在厅堂里装装门面。但当时能卖钱的画并不多,抗战画我不卖他们也不买,画名山大川,劳苦大众,少数民族的作品,因花费了心血,倾注了感情,纵使有人要买,由于我把它们看作亲生儿女,怎么也不愿出卖。在我近年来举办的回顾展中,有不少就是这些作品,它们都是旧日我的展场上的“非卖品“,才留得到今天。记得1944年我在重庆举行西北纪游画展时,一位驻重庆的美国新闻处长看中了我那批敦煌壁画临品,他通过国民党中央社的关系表示要买下,并声明不管要价多少都愿意付出,但我坚决回绝了:“这些是非卖品,出多少美金也不能卖。”这批画至今幸而保存下来。为了解决实际问题,我就试画一幅玫瑰花展览出去,藉以适应那些买主的口胃。没想到这画一挂出来,就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几天内预订重画这张画的竟达二十多起。这样,一下子虽然马上解救了我当时的窘境,但是我却为此吃尽不是滋味的苦头——画展一结束,在一段时间内我就得像印刷机一样天天临摹自己的玫瑰花,这分明不是我乐意干的,我倒胃了:何必为几个钱出卖自己的灵魂呢?当时我曾发过誓,今后再也不画玫瑰。

        没有良师益友就没有我

        当我回忆起这些,连我自己也自问,当年万里行的勇气和决心从哪里来呢?有人读过我那两句诗——“曾忧泉水出山浊,砥砺终生幸自持”——也问我未负师望的原因何在?对这些问题,我总是一下子讲不清。约略地讲,我出生在革命发源地广东,又受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在学生时代还参加过宣传抗战活动,也读过鲁迅先生的著作和邹韬奋先生主编的《生活杂志》等进步书刊。这些精神食粮哺育着我追求进步的愿望和爱国主义的思想,从而产生不满现实的情绪,对当时画坛的现状尤其不以为然。我从小虽也受过父亲“书香传世代”的影响,较多和较早地接触到传统文化,读古文,念诗词,看国画……但总和自己当时要求进步的生活理想和艺术思想抵触很大。我的兴趣在绘画,所以当我第一次见到岭南画派充满革新精神的作品时,耳目为之一新,马上便产生一种仰慕之情;特别是对高剑父先生的创新之作,无限敬佩。在当时他这位“革命画师”的革命精神感召之下,我得到了启发,找到了方向,曾自发地作过不少盲目的探索和尝试。又当我一旦受到他的青睐而且被免费收为徒弟时,我只觉得这是我毕生最大的安慰,也是最大的幸福!我无法抑制自己心情的激动,只有无条件地拥护他所提倡的革新中国画的主张,并把它作为自己坚定的信念而孜孜不倦地步趋实践。再当我离开高师而投身万里之行的途程,这个坚定的信念始终牢牢地维系住我,鼓舞着我。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我离开了老师,等于离开了父母,处在旧时代,初出茅庐,艰难可以想见。没想到的是,我的抗战画展竟受到观众格外的欢迎。但这并不是说,我的艺术怎样高明,之所以得人心是所画出自抗战。因此我每每在画展时认识许多朋友,到处都意外地得到一些新交的鼓励与支持,特别是各地的进步文化人;他们都成了我的依靠力量和可靠后盾,我气馁时他们给我打气,有困难时他们扶我一把。每次画展,我都听取到各种不同的意见,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表扬和赞许我的。对于这些,我一直像荀子所云那样来对待:“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诌谀我者,吾贼也。”回想起来,如果不是有这些新交故知,良师益友的指点和扶掖,在当时要行万里路是不可能的。

        我的抗战画第一次在澳门展出,叶浅予、张光宇从香港来看,还邀请我到香港举行展览会;叶浅予在《今日中国》用两个版面发表我的抗战画,张光宇则在《星岛日报》为我出版了抗战画展专刊,《大公报》(香港)也为画展出版了专刊,还有不少进步作家为我的画展写了评介文章。当抗战画展在桂林举行的时候,夏衍同志在《救亡日报》为画展出版了特刊,但也竟有人写匿名信责怪夏衍对我的支持,为此,夏衍同志又曾为我写了一篇说公道话的文章,后来这篇文章还编入了他的杂文集。1944年,我的西北纪游画展在重庆举行,郭沫若同志专程来看了展览,对我的创作道路作了充分的肯定,并将他的评论,写成长篇跋语,吟成六首七绝,分别题在《塞外驼铃》和《蒙民牧居》两幅展品上。1948年我出版《西南北纪游画集》、《南洋纪游画集》时,徐悲鸿为画集亲撰并手书序文,对我的写生之作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抗战期间,在我所走过的许多地方,我都举行了抗战画展或写生画展,其中在桂林、重庆、成都三个地方举行展览的次数较多,尤其在成都,我长住了三四年,举行画展达五六次之多。和“以文会友”一样,我是“以画会友”,在展览会上结识许多进步的文艺家,他们都鼓舞我再接再厉勇往直前,是鞭策我“砥砺终生幸自持”的重要力量。

        在我赶脚的行程中,举行画展的过程中,还经常碰到不少实际困难。就说在澳门举行的第一次画展吧——真可谓万事起头难。我难居澳门时期是很狼狈的,常常要饿饭。要不是高老师资助,我是无法继续学画的。除了膳费之外,画画的开销也很大,两年积累下来一些作品,确是来之不易。为了清还欠债,为了筹划入内地的川资,便下决心开个画展,但开画展首先得花本钱,因为作品不装裱是无法陈列展出的。正在为此发愁时,就得到寺院里的慧因和尚慷慨的支持,他全部替我解决了展品的装裱问题。否则,所谓“万里之行”,确难“始于足下”。这位慈悲的大师,不幸前几年去世了,我以还未曾报答他的恩德而内疚。上段说过的在成都碰到的我被逼收展场租金的事,的确令人气愤。正巧这次画展的第一天,张大千先生第一个到展场来看我的画,一见面他就问我,哪张画定价最高,他要买,并立刻吩咐同来的人替他交了现款。我记得那是一张峨眉山写生画,价钱多少我忘记了,大约足够我数月的开支。当时自这画挂上张大千的红纸订条之后,许多不懂画的买主也纷纷争购我的作品。我正当流落异乡,像行脚僧一样靠自己的手脚来养活自己的艺术,而且正处在被逼债的窘境,大千先生于此时伸出援手,真叫我感激涕零!他是当地一个知名大画家,也是长辈,如此提掖后进,我至今还感铭不尽。1983年新春,美国休士敦贝勒医学院林文杰教授来广州,他说去香港后将到台湾看望张大千先生,我在他面前提起过这件往事,并托他带一个荣宝斋印制我画的梅花贺年卡给张大千先生,上面还写了祝艺术常青几个字。未想到只隔了不到一百天,大千先生就与世长辞了。我写了悼诗一首——“夙结敦煌缘,新图两地牵。寿芝天妒美,隔岸哭张爱。”——聊寄哀思于万一。大约1942年,陈之佛在重庆国立艺专当校长,他通过陈树人师伯动员我到艺专当教授。这之前,我在重庆举行展览时认识了赵望云,一见如故,一拍即合,约好了到西北去写生。于是,我便把教授的聘书退了。带着不久前刻好的一块“岭南布衣”的图章,以示矢志画艺,与赵望云一道,继续行我的万里路。赵望云是一位旅行写生很有经验和成就的专家,曾在天津《大公报》长期发表农村写生画,还由冯玉祥配上诗歌见报。从1943年夏至1945年春,我与赵望云在大西北走了一年多。由于我俩都有“行万里路”的志愿,互投志趣,互作鼓励,互相切磋,互为师友。他的真挚画友情谊,给我的帮助也很大。先是,若受聘艺专,为人之师只能是支出,囿于见闻,收获不会很大,而赵我相约,开拓大西北的天地,所扩展的胸襟与眼界,又岂可与当教授同日而语?一个人的事业成就,良师益友的关切固然起作用,夫妻伴侣的相助也很有关系。我妻子对我的艺术事业不但没有拖后腿,而且可以说,她对我的匡助是无微不至的。如果我的艺术有什么成就,应该有她一半功劳。就说万里之行吧,她一直伴随着我,处处无所不在,无论怎样困厄,从未听她叫过半句苦,反而给我安慰和鼓励,并千方百计替我解决困难。这是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她把我的事业看作也是她自己的事业,因而艺术观点一致,甘苦沫泪相濡。想当年我俩相偕旅次西北,骑着骆驼或骡马驱驰于河西走廊之间,渴则啃瓜代水,饿则嚼锅魁充饥,有时还受饥寒交迫,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及至辗转到了敦煌,天天往佛洞里钻,如果没有她在旁打灯照明,在洞里当日阴暗的光线下根本无法开展工作,更休论我的七十余幅临品能一气摹成了。

        在我以往寻找立锥之地的颠沛流离的岁月中,扶助过我,有德于我的同行或非同行的前辈或朋友还很多。当我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我还特别记起当日来看我的画展的过往货车司机,他们多是广东同乡,往往靠了他们的热情帮助,我才得到从旅程的这站走向那站的方便,他们都是不留名字的良师益友。所有这些知名和无名的良师益友,我都从心底感谢他们,并学习他们做人的美德。

        日寇投降后,我这个流浪汉的万里行告一段落了。1946年,我从四川回到光复后的广州。1947年,高剑父老师被任命为广州市立艺专校长,我奉师命参加了学校的教学工作,名义是教授兼国画科主任。这是我第一次从事美术教学工作,自然感到很不习惯,不时还留恋那些旅行写生的流浪生涯——“真山好水心头动,乐地欢天苦里寻”;“会情遇境狂图写,流水行云浪踏歌”——我好像已无法离开那种“苦味无穷,乐在其中”的生活;我已把我的诗句凝成了这八个字,并且曾把这八个字铭刻在石印上。终于,到1948年,我又到东南亚各地走了半年,把在国内多年来的写生作品带到南洋去展览,又画些南洋的风土人物画带回来祖国各地展出,互相交流。我是这样想,也这样做了。此行第一站是乘飞机到泰国曼谷,然后坐火车经槟榔屿,过吉隆坡达新加坡,半年来走了不少地方,总觉得南洋风光与塞外景色大不一样,印象非常新鲜。我最喜欢湄南河的水上市集,坐在芭蕾舞鞋般的木舟上游弋于市集上,晨风吹送阵阵的花香,入眼尽是丰硕多彩的亚热带瓜果,当地土人艳丽多姿的服饰,海岛风尚,异国情调,实在十分吸引人。我也喜欢泰北清迈的林区,那里有成群结队运木材的大象;槟榔屿海岸边上的椰林,特别是椰林下的夜市;还有当时的东南亚最大的植物园……沿途我画了不少速写,回来后创作了一批南洋风光画,这批画曾先后在广州、香港、上海、南京展出过,并在上海出版了《南海纪游画集》和《西北纪游画集》,高剑父老师还亲为这两本画集的封面题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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