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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研究院革创时期的片断回忆

——岁月流金座谈会发言

发布时间:2012年12月14日 14:26 | 进入美术论坛 | 来源:央视网 | 手机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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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可染、叶浅予、黄胄、蔡若虹四位老一辈的艺术家,作为国家画院前身中国画研究院第一任院长副院长。他们本身的艺术造诣以及在美术界的学术地位可谓首屈一指,有口皆碑。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的艺术成就的评价可能会有变化,总的趋势恐怕评价会愈来愈高。今天国家画院为创建中国画研究院的四位院长举办纪念活动,这是一个特殊的展览,我们认为它的意义非同一般。纪念前贤,不忘先辈,展出他们的文献资料,创作图稿,绘画力作,从而对他们在中国当代美术史上所发挥的作用和杰出贡献,作以全面的理解,整理和研究,这也正是,他们四位老先生当初创办研究院的学术宗旨。那时候他们并不是为了研究自己,而是为研究传统绘画与中国画坛的古今名家大师。匆匆二十多年过去,这四位老艺术家,中国当代美术史上举足轻重的创造者、领导者、新中国艺术理念的实践者,已经成为新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他们在世时,去世后都已经有了很多研究他们的成果。今日国家画院的领导们作为后继者,对他们举办这样的学术活动,深深值得赞许。今天会有很多史论家发表意见,对我们大家来说确实也是一次学习的好机会。我们要洗耳恭听,我们身为创建中国画研究院的早期工作人员,回忆诸位院长草创时期的印象,和对他们当时的意图与心情的理解,谈一点情况,以示深切缅怀。说到草创初期,我们不能忘怀华君武、丁井文、朱丹、安静等同志。1980年我们来到藻鉴堂时,当时的中国画创作组已经由朱丹、蔡若虹、黄胄几位先生来主持,进入中国画研究院的筹备阶段,朱丹同志给我讲了领导组开会商谈的建议设想,授意让我起草建院目的和给文化部的报告。后来李可染院长、叶浅予两位教授也被邀请来参与领导,文化部正式任命时,李可染、叶浅予、蔡若虹、黄胄四位副院长成为第一任领导班子的。

       他们四位先生,虽然各自出身不同,经历不同,但是首先都具有坚定的民族意识和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他们的人生经历都是在二十世纪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由贫苦受辱到奋斗强国的过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华民族的苦难和斗争中,也使他们经受了锻炼和洗礼。李、叶、蔡三位先生早年都是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干将,蔡若虹先生在抗战初期到了延安成为鲁迅艺术学院的教员,一九四九年以后一直是中国美术界的最高领导。活跃在国统区的抗日漫画队,队长是叶浅予,李可染是积极分子。他们在民族的生死存亡关头,张扬了中国知识分子满腔热血的激情和勇气,叶浅予长期担任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央美院国画系主任、教授。李可染也是美院国画系的知名教授,中国美协副主席。现在展示他们那时用画笔战斗而留下来的业绩是那样的辉煌,是那样的感人。黄胄先生比前面三位先生年轻一辈,其实他的父辈也是抗日将领。黄胄先生年轻时画的黄河灾民,就说明他学艺之初就关怀国家兴亡,同情贫苦民众。他的艺术从五十年代开始就震动中国画坛,影响很大。四位先生的爱国精神和崇高思想,在转入和平时期之后,全身心贯注到为中国民族绘画的振兴与发展上,从事领导、创作和教育工作。岗位不同,但是追求的文化内涵是一致的。这是他们能够走在一起筹建中国画研究院最根本的基础。

       四位院长在十年文革的浩劫中都遭遇了噩运。他们都是新中国的美术界权威、领导、教授、精英知识分子、社会名流,党的宝贵财富。然而被打倒了十年,这使他们对人生的体验更深刻,对祖国文化受到的摧残更感惨痛,所以忧患意识也更强。由于他们看到了国家的危难,亲历了自己的损失,因此更加珍惜生命,更加珍惜光阴。也更加同情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老画家们。也可以说报国之心更强,追赶时间之心更切。国画创作组接到一批又一批的京内京外的画家,精心创作,促膝切磋,十分和谐,深得人心。也为他们八十年代初筹建中国画研究院提供了社会基础。顺应百废待兴的时代要求,四位院长共同追求的目标,建立中国画的最高学术机构——中国画研究院,成为一个创举。其目的就是为了振兴中国画,弘扬民族绘画传统。

       我记得叶浅予先生说:搞学术、不搞学术我就不来。其他几位先生都是这样一致的要求。蔡若虹、黄胄两位先生在藻鉴堂坐阵的时间多一些,先后开展了许多学术活动,如:1.组织大家到生活中间去。2.举办全国人物画、花鸟画座谈会。3.举办人物画、年画短期研究班。4.创办《中国画研究》院刊。5.举办建院画展,出版一、二集画册。6.临摹名家作品,从中国美术馆和周怀民先生家里接来他们收藏的名家原作,观摩、临摹。八大山人、陈老莲、吴昌硕、任伯年、虚谷、齐白石等等原作,数次陈列在藻鉴堂,黄胄先生亲自带头临摹讲座,大家一起跟着如饥似渴的临摹。7.邀请许多老画家来院里创作并授课。

       当时的学术气氛浓厚,黄胄先生坚持的是速写、默写、临摹、创作一条线,最后落实到创作,用黄胄先生的画说:“画出好画才算。” 整个创作组的风气充满着尊重老画家的气氛。我记得黄胄先生给我们几个美院来的同志说:“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是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见了老画家该搀着就搀着,该提拐棍就提拐棍。”我们认为这是幸运,我们有幸接触到四位院长这样的权威又接触了很多20世纪中国画的大师。”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因此,心悦诚服地协助老先生们筹建中国画研究院。我想:国家画院用实际行动缅怀老院长,更有发展的宏图,用好成绩告慰先辈恩师,为发展中国画做出贡献,使我们看到了更加美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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