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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挖山不止》（220cm×160cm），纸本水墨画，款识：一九七三年五月作，印铃：挖山不止（朱文）、迎春（朱文）、力舟（朱文）。
第二幅《挖山不止》（175cm×125cm），纸本水墨画，款识：一九七三年九月作，印铃：挖山不止（朱文）、迎春（朱文）、力舟（朱文）。
这两幅作品是我们年轻时代的作品，那时候中国正值文化大革命。
1972年，为了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国务院文化组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全国美展，同时发布了以后每年举办一次全国美展的决定。对此，各省市革命委员会积极响应，各级官员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下组织创作，力争往北京多送作品，甚至将画画与否提到检验画家对待文化革命的态度的高度，将作品参展之入选率作为基层组织论功过的根据。作为从1966年起被专制的或者被迫停笔去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专业美术工作者们，时刻都渴望着画画，于是大家乘全国美展的东风，美术创作的浪潮阵阵高涨。在这种历史背景中，我们和苏光（文革前的山西省美协主席、漫画家、木刻家）合作的油画《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给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入选参加了纪念讲话30周年全国美展，后来该画在多种报刊登载10多次，受到好评。这是我们这对刚走出校门不久的年轻人受到的莫大鼓舞。接着1973年举行文革期间的第二次全国美展，这一次要求以中国画为主体，所以我们创作了水墨写意画《挖山不止》和《如今管地又管天》。
这两幅作品送到了北京，初选时《挖山不止》被悬挂在中国美术馆西南厅——这个厅的展位意味着初定落选。全国各省市主管美展的负责人在美术馆济济一堂，以投票方式评画、筛选作品，按照规定的参展数额，可从初次入选的作品中去掉“思想性”不合格或艺术水平不“达标”的，同时也可以从落选作品中再提拔出够格的作品。本来各省市评委都在积极为自己的省市争取参展名额，但他们再次在落选作品展厅观摩后，不约而同地发问《挖山不止》怎么会落选？纷纷建议把《挖山不止》放到入选行列中。一般地说，在这种软性标准的竞争中，先入为主是常理，只要一开始落选，似乎很难再进中选的行列，可这次众多评委们为《挖山不止》的呼声终于冲破了落选与中选的界限。画展的筹办人牛文（版画家、四川省美协主席）同志很诚恳地给大家解释道：“《挖山不止》是一幅好国画，陈永贵形象刻画得很有特色，但是为什么落选呢？因为从整个展览会看，这一幅画尺幅比较大，陈永贵的头像超过了其他作品中的毛主席头像，这是不行的。所以只能让《挖山不止》落选。”他讲的理由，在文化革命当中是再充足、再正确不过的了，说得大家哑口无言。评委们无可奈何时，有位同志急中生智说：“有一个办法，把作者迅速调到北京来，给他规定个尺寸，就这个画画水平，赶快重新画一张参展。”牛文同志立即表态：“这真是个好办法”。于是我们二人当年8月在中国美术馆三楼顶着酷暑，将整幅画缩小到展览筹备组规定的尺度，重画素描稿，重新画成水墨画。第二幅《挖山不止》就这样在10月开幕的全国美展上与观众见面了。
从落选到中选，从客观到主观方面，我们不仅仅是重新绘画了一遍，更重要的是重新审视了《挖山不止》的创作过程。再度锤炼了一次国画技巧，强化了一下艺术风格。
60年代初，我们在西安美院上学期间，读了著名的山药蛋派的代表作家的孙谦的报告文学《大寨英雄谱》，深受大寨人先国家后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的感召，实心实意想去大寨，那时大寨是刚出名的农业战线的一面红旗。一个地地道道的穷山僻壤小村子，根本没有接待参观考察的能力，山西省委采取了限制人们去大寨参观的措施，以保证那里的“抓革命、促生产”。大学三年级（1963年）暑假，我们由哥哥介绍到晋南新绛县南柳村，这里是全国青年劳模周明山的家乡，也是个大寨式的先进集体，我们在这里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还画了许多速写。期间，晋南地区在南柳村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交流会，请陈永贵来传经送宝，东道主南柳村党支部书记周明山谦虚地称呼陈永贵为陈老师。报告大会结束时已是中午，周明山把陈永贵请到自己家里，周明山的老母亲立即烧火做饭，在等待开饭的空隙，周明山安排陈永贵上炕休息。我们两人非常想见一下陈永贵，因此就跟踪而来，直奔陈永贵休息的屋子。在外间被随行的一位新华社摄影记者拦住，问：“你们要干什么？”我俩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想见见老陈，给他画个像。”里屋炕上刚刚躺下身的陈永贵听到话音马上回声：“什么事、什么事？画个像？可以，可以。”只听嗵的一声，陈永贵从炕上跳下来，大步来到我俩面前。我们兴奋极了，顾不得更多思索，请陈永贵坐下，用炭精棒既勾线又皴擦，不到半小时，每人画了一幅素描头像，然后请陈永贵签名。陈永贵看着画像很高兴，拿上炭精棒写了“陈永贵”三个字，一边写一边说：“这是最近才学会的三个字。”
这一次难得的直接的写生，凝结着我们对大寨人的敬仰，升华了我们对大寨精神的观感。大寨的代表人物陈永贵给我们留下了终生不忘的印象：中等个子、精明果毅的气质，切割清晰的脸部轮廓，体力劳动者固有的骨骼和肌肉特征，厚厚的嘴唇和满脸交织有力深如沟壑的皱纹，再加头顶拢块白毛巾……十分富有绘画性！很遗憾，当时太着急，没有给他戴上毛巾。而且在给陈永贵画像过程中，我们心灵里涌动着一定要揭示出中国农民人格之所在的激情。
1968年我们毕业分配到山西太原印刷厂工作，这时的大寨已经被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号召推到了中国农业发展道路上的样板的地位，全国各地每天都有数万人向虎头山蜂拥而去。为了更好地宣扬大寨精神，在昔阳县修建了“大寨展览馆”，陈列有图片、实物、雕塑，还配置有很多绘画，我们二人被借调到昔阳县参加大寨展览的筹备与绘画工作。这样的机遇让我们有条件深入了解大寨的历史和现状，读到了大量的摄影图片和文字资料，又多次到大寨实地考察，还可以到村民家里访问，使我们对大寨了解得比较深入透彻。同时，也多次和陈永贵、郭凤莲等等老少劳模人物接触，和他们以及大寨的社员（当时是“人民公社”制）们一起劳动。我们亲眼看到了陈永贵带领社员开山辟地填沟造田的景象，那个拼命劳动的场面、战天斗地的气氛，那位大寨人的典型陈永贵的干活动态，都久久地在我们脑海里活灵活现。在大寨村边的招待所里，我们画出了《挖山不止》的草图、素描稿。我们联想到毛主席的《愚公移山》，文中老愚公挖山不止，大寨农民改天换地的精神不正是这种精神吗？因而我们引用“挖山不止”作为画题，于1973年5月完成了大幅水墨画《挖山不止》。
8月重新绘画的《挖山不止》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之后，反映较大，成为1973年全国美展的推崇作品之一，列在联播节目中反复广播，各大报刊频频发表，一时间就出现了15个版本的《挖山不止》，人民美术出版社和山西出版社又将之印刷成单幅画广为发行，紧接着王迎春出席了当时的创作经验交流会，并发表了《经验谈》一篇文章。之后，《挖山不止》还去过日本、联合国展出。回想起来，当年《挖山不止》其所以那么“火”，就是因为它适应了“农业学大寨”的风潮。业内人们觉得画得确实生动，从技巧上看当时这样的大幅塑造人物的国画还是绝无仅有的。后来陈永贵成为“戴白毛巾的”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委员，有人指出“还拿着个锄头不合适了”，于是《挖山不止》的宣传也随之降温。但是我们在画坛的影响和地位的确立，这一幅画起了很大的作用。
1973年全国美展结束后，《挖山不止》一直被收藏在中国美术馆藏品库中。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挖山不止》又被从美术馆藏品库中取出，退还了我们二位作者，而且只通知“还画”，未作任何解释说明。其实我们倒觉得高兴，也无须去猜测它是因为陈永贵政治生涯结束，还是因为农业无需再去学大寨，我们只觉得在文革时期我们的作品不在自己手上的太多了。
至今20多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大变迁，而原创的、落选的《挖山不止》和重新绘画的、参展的《挖山不止》成为永远不变的历史。90年代在《美术史论》封底、《美术观察》还发表过它，在数本中国美术史中还评论介绍过它。相熟的美术界朋友们还不断问及，而且充满着赞扬声，甚至在百年中国画大展筹备时有人建议拿出来展览，但是我们衷心感谢朋友的好意，还是把它藏在家里。我们在回忆它的当间总结着自己的艺术人生，我们依然钟爱《挖山不止》，因为它是我们70年代国画创作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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