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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成之美在灵性
谈到王迎春，自会谈到她与杨力舟合作的那些名画——《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毛主席给晋绥日报编辑部人员的谈话》、《挖山不止》、《黄河在咆哮》、《太行铁壁》、《太行烽火》等。也自会谈及这些作品产生的背景，时代的、文化的，谈及天时、地利。“地利”即西部的滋养。在那里，她沉潜在生活中，深切地感受民情风俗、文化积淀及时代风云，并决心用手中画笔加以归纳提炼，绘成图画，用她的专长反映生活，回报社会。生活本身无可厚非，它的基本面貌一定要体现绝大多数人的诉求和心愿，因而永远充满活力，展现希望。它从不缺乏美。艺术家只须从中捕捉画面，将物象与主观感受相结合。毕加索说：“艺术家是承受来自四面八方的刺激的仓库，从天空、大地，从纸片，从走过的物体的姿势和蜘蛛网等，都能不断地使他感受到某种刺激。”由“刺激”到形成作品，则是艺术的“十月怀胎”。
王迎春出身工人家庭，1942年生于太原市。早在小学读书期间即表现出绘画兴趣与灵性。她就读的太原市柳巷小学没有美术老师，美术课由班主任老师代理。有一次上美术课，老师说：“你们随便画吧”。大多数孩子都照着墙壁上的五角星或铅笔盒上的图案画，唯独王迎春对着讲台上的老师画速写，画好之后还涂上颜色。等到发作业本时没她的，“咋不给我发本呀？”老师说：“本在校长那，校长叫你到他办公室去取。”校长拍拍她的头说：“是你画的吗？画得很好，还真挺像。但以后不要随便画老师啊。”校长接着说：“以后学校画黑板报的任务就交给你了。”“我自己吗？”她问。校长说：“是，你自己，你一个人包下来。内容由老师给你布置。”
这年王迎春8岁，读小学二年级。出一期板报要有内容、有图案、有设计，图文并茂，还要新颖好看，还要每期不重样。校长为什么会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一个女孩子？而且要她独立完成？校长在用这种方法培养一位小画家吗？
常常，放学之后，别的孩子都走了，她留下来画黑板报，老师陪着她，把内容大概讲一下，任由她独自发挥。老师买来烧饼，她吃着烧饼画着画，慢慢长大。后来，由画黑板报发展到画挂图，老师出个题目：“上课讲话要举手”，她便画几张课桌、一些孩子，其中一个孩子举手示意，要求发言，画成之后在图画下面写上字：“上课发言要举手”。“吐谈要往痰盂里吐”，她画一个孩子掀开痰盂盖，画一根虚线表示吐到痰盂里了……虽然简单，使用一些普通纸张画水彩画、儿童画，它却是早期创作，没有任何参考、模仿，全凭想象自由发挥。她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个能力？没人指导没人教，老师让画就画出来了，一直画到小学毕业，上初中了，小学老师还经常喊她回去画黑板报、画挂图。
后来，王迎春作为艺术家的一些突出的特长、能力，例如构图能力，将一个主题变成一张画；将生活中的感受转换为形象思维、画面语言等等，其源头、原点，都与在小学得到的锻炼有关。从小画家到大画家，王迎春用一句“命很重要”作了概括、形容。
1955年，王迎春就读于太原市一中，美术课老师赵梅生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点上两只眼睛，两个嘴角往上一弯笑了；往下一弯哭了。一个简单示范，感觉非常神奇，感觉画画太有意思了! 促使她越发喜爱。初中二年级，新来一位美术老师叫卓然，毕业于南京艺专，科班出身，中西兼长，指导学生画素描、画石膏、画圆球体，把一个圆球画得立体、画出明暗关系，这让王迎春第一次感到画画有难度，因而也越发有兴趣，一定要按照老师的要求画出来。她报名参加“绘画兴趣班”，课余时间画写生，到少年宫画石膏像，到公园里画桥、画塔、画荷花，背个画夹子到处跑。“哎呀”，邻居跟她母亲告状说：“你们家春子跟一帮男孩子到处跑。”这期间，她的写生作品入选太原市“中小学美术作品展览”，第一次向社会展示她的绘画成果。
初中毕业之后考高中还是找工作？当时也就这两项选择，还没有报考美术学校这个概念。班主任说她数学学得好，到家里走访，动员她报考高中。卓然老师也去家访，要她报考美院附中。母亲认为美术只是爱好，不是专业，不能当饭吃，不能养家糊口。卓老师说：“你不懂。一张画发表之后能挣200元稿费。”父亲干体力活，月工资70元，养活全家5口人。画画比干活挣得多，有说服力，母亲同意女儿报考附中。正赶上西安美院及附中到太原招生，设有考点，太原共考上5个孩子，有4个是卓然的学生。就这样，在这个考点上，王迎春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改变。没有卓然，她顶多报考高中，毕业后找份工作养家糊口。工农家庭，压根就没想过成名，没指望成龙呀变虎呀，成个家，有份工作就很满足了。因为爱画，又碰上卓然这样的老师，一生的命运就此改变。当一个广阔的、崭新的美术天地向她敞开大门的时候，她陶醉着、吮吸着。她发现，只有绘画才能带给她真切的快乐、无尽的享受。
二、心无旁骛作笔耕
1957年，王迎春考入西安美院附中学习绘画，从附中一直读到大学本科毕业，从1957年到1966年，10年时间在西安，经历了五七年“反右”，五八年“大跃进”，五九年“反右倾”，“三年困难时期”，六四年“社教”，六六年“文革”，一个在校学生，所有这些运动都赶上了，一个不拉。领导挨批、教师挨批、大学学生也挨批。有一个被打成右派的大学生人称“谢牛刀”、“牛魔王”，几个女同学相邀说：“走，咱去看看‘牛魔王’到底啥模样？”找到他的寝室，迎面有人问：“你们找我什么事呀”？女生们一见扭头就跑。哪是什么“牛魔王”?很正常的一个人，因为有思想而遭受迫害，甚至毁掉一生，这就是“政治运动”。王迎春跑回去之后心想，我上美院为了什么？我是来学画的，不是为了天天参加批斗会。有时开大会，她便“开小差”，在下面悄悄画速写。主持人在台上喊叫：“这么严肃的大会有人居然在下面画速写！”她没理会，旁边有同学提醒说：“说你呢！”那个时候，她就“白专”了，一位团干部坚决不同意发展她入团，说她是一个“白专”典型，只对画画感兴趣。
难忘1958年暑假，过得最有意义。她参加班里组织的“诗画长安”活动，三五人一组，分头下去作画，画遍长安县几十个村庄。每到一个村庄粉刷一面墙壁，画成壁画，配上诗歌，老乡们围着看，感觉很有成就感。背着行李卷、颜料桶，一群学生娃由这个村步行到那个村，画完一个村紧接着转到另外一个村，有时要走到深更半夜，惊了狗，“汪汪”叫。那年吃饭不要钱，走到哪吃到哪。一斤面蒸一个馍，叫“大杠子馒头”，王迎春一顿能吃一个。就觉着要进入共产主义了，地里的花生多得没人收，白面馒头随便吃。大丰收呀，大跃进哪，到处都是亩产千斤、万斤，画在乡间墙上的画也全是这类内容，小孩在花生壳里睡觉，站在麦穗上唱歌……没想到，转过年来开始饿肚子。
感谢阎勤民同学，发起、组织了这次暑期绘画活动，痛痛快快享受绘画的乐趣，王迎春发挥她擅长构思和组织画面的能力，只要有一个主题，她很快能构思、编织出画面。阎勤民是干部子弟，很有组织能力，胆子大，点子也多，在成天开会、不准画画的情况下，他想出这么个点子，走出学校，以配合政治运动为名，为同学们创造了这次实践机会，利用暑假集中画了一批大画，显著地锻炼了绘画能力。其绘画风格则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既有生活真实又不乏丰富的想象力。
随后，校方安排画礼堂壁画，王迎春被选拔出来参与创作，与两位同学合作完成了巨幅壁画，而后又合作了一幅长卷《跃进图》，代表学校向省委献礼。她发挥自己的专长，构思画面，贡献创意，画一朵大花涵盖整幅画面，花瓣里展开各种场面，有大炼钢铁的、开拖拉机的、给农田施肥的……工农商学兵，都在“大花”中。在这个时期，画什么、怎么画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即使在那样的环境下，她也没有放弃努力，尽可能地寻找和创造实践机会，积累和发展自己的艺术才华。
附中4年，除了开会，参加运动，学校也还断断续续开展教学。1959年上创作课，老师正正规规指导学生搞创作，这让王迎春十分兴奋，跃跃欲试，构思了一幅草图《四女跃进》，画几位女性劳动者，有挑粪的、养猪的、修梯田的、搞科学试验的。老师表扬基础不错，要求她画到熟宣上，力求画好，争取出版。这是王迎春的第一幅国画作品，要勾线、上色，人物以外，还要画背景，草呀、树呀都得画出来，她感到有些为难，杨力舟主动提出帮她画，她画人物，杨力舟补景，画筐子、土坡、劳动工具。画完了，老师推荐到《陕西画报》发表，得到20块稿费。回想当年卓然老师说画画也能挣钱，果然应验了，虽说钱不多，难得兆头好，用自己挣的钱买双鞋穿，感觉好极了。
这年王迎春17岁。
三、融入西北大环境
还在婴幼儿时期，王迎春生活在外婆家。外婆心灵手巧，会画炕围子，会剪窗花，用这些东西将屋子装扮得喜气洋洋。窗格很多，窗花也很多，五颜六色，非常漂亮，她一睁眼就能看到，形与色的交织正是她生命的早期记忆。外婆用白布为她缝制一个布娃娃，塞上棉花，画上嘴巴、眼睛，用黑粗线捆扎成小辫子，生动可爱，喜欢极了，每天背着到处跑。外婆的屋墙上还张贴着年画四条屏，画的是花木兰、穆桂英、梁红玉。这类四条屏构图形式对王迎春影响深刻，从《四女跃进》到《同在春季》，到《被屈辱的妇女》，再到《太行烽火》，长达半个世纪的艺术实践，她都在尝试运用这种传统形式。婴幼儿时期享受那样一个至美的环境，到少年时期萌生对美的向往、追逐；到融入大西北，接受新事物，加深对美的理解；从欣赏美到创造美，王迎春的人生轨迹非常清晰，也因而非常纯粹。
“大西北”伴随大视野。外出求学期间，寒暑假来往于秦晋大地，目睹和感受黄河两岸人民的生活情形、劳动场面。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对于她顺理成章，自然而然，也是那个年代的绘画潮流。例如她画放羊娃，画小羊羔，得其天趣，活泼可爱，看似童话般的编织，实则源于生活。那时，每个学期都要下乡实习。1964年学校搞“社教”，她随队下乡，参加劳动，吃住在老乡家里，时间达一年之久，成天在沟梁土塬上转悠，看那阳光洒在山岗上，跟随娃娃们上山放羊，非常开心。她从这种亲身经历中提炼出画面感，画那无拘无束，明媚宁静，和谐自然，一个一个陕北放羊娃都那么可爱，活跃在她的脑海里。她将羊画得拟人化，作品洋溢着童话般的气息。朴素的创作手法已经不再是生活的直观表象、直接提取，而是对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进行高度体验及综合加工的结果，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寥寥几笔，高度概括，足见作者对美好事物的观察和理解之独特和巧妙。
我们看到，生活经历正在逐步改变王迎春的审美倾向，促使她的画风由小情趣逐步转向大格局。她天性善良，爱美却挑剔，小时候跟着大人看戏只看“花旦”，不看“花脸”，只要发现舞台上要出现“花脸”了，绝对不看，马上钻到凳子底下或捂着眼睛问：“走了吗？”，直到确信“花脸”退场，她才睁开眼睛，接着看戏。看的是“山西梆子”，现在叫“晋剧”。三四岁时，她就跟大人吹嘘说，长大了要当名角，把外婆的头巾戴上，在土坑上模仿一位当红女演员的表演。她模仿着画外婆屋墙上的挂图，喜欢画古装仕女。后来跟卓然学画，卓老师鼓励她说，你将来就画仕女吧，肯定能画好。初中时期她经常画仕女，画梁山伯、祝英台、穆桂英、花木兰。迷恋林黛玉，酷爱仕女画。她画的月份牌画，自己家里挂着，同学家里也挂着。考入附中，第一次参加校办展览，她临摹了一幅徐燕荪的仕女作品，得到好评。
但是，大西北注定要促其改变。悲悲切切，唯美的东西渐渐淡去，她的作品由柔弱之美转向厚重之美；由单一的观赏性到强调浓郁的生活气息，突出精神内涵；在这样的审美意趣上锐意攀登。
这种转变，明显受到刘文西影响。1958年，刘文西由浙美毕业，分到西安美院任教，一年后在学校展馆陈列展出“陕北写生头像系列”，为王迎春所喜爱，不仅仔细欣赏，而且还认真临摹。杨力舟出个点子说：“你去和展馆的老师说说，要是能借出来临摹就好了。”还真说成了，每天闭馆前借2幅晚上回教室临摹，第二天开馆前还回去，等到闭馆时再借、再还，用这种方法将这套“系列”全部临了一遍，对西北农民的形象产生浓厚兴趣。
她虽生在城市，同中国绝大多数城市人一样，与农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上溯二代、三代，祖上全是农民。农民、农村、农田，是我们谁也脱不开的根系。可是，若不是画画，不会对农民的形象如此着迷，不会去研究不同地域的农民有何差异？刘文西发现并刻画出陕北农民特有的形象美，说到陕北农民，马上联想到白头巾，联想到《四代人》里的那种形象。可见，优秀的艺术作品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有多大。在刘文西的作品前，王迎春愈加清晰地确认着自己今后的绘画方向，无论思想、感情还是艺术实践，深深地扎根于大西北。
附中毕业后，她考入西安美院本科国画系，继续研习人物画。她酷爱传统山水画技法。国画之外，她还到油画系蹭课。她一直将素描作为重点，长抓不懈，以求准确把握人体结构，不断强化造型能力。结构找准了、理解了，面对形体，几笔就能画出来，画在点上。否则，就只能一点点地抠。她酷爱雕塑。主课以外，多数学国画的同学选择工艺美术为选修课，唯独她选了雕塑，作业还得了个“五分+”。课余，她临摹宋人山水画、花鸟画以及其他传世名画。并且，她开始涉猎西方绘画，上世纪60年代还接触不到西方各流派的绘画，她侧重研究了罗马尼亚画家博巴的“结构素描法”。她追随刘文西，从校园到陕北农村，从课堂到田间，刘老师画速写，从早到晚，不知疲倦。她暗自较劲，老师一天画10张我也得画10张。山水、雕塑、博巴、刘文西、蒋兆和，她不遗余力地吮吸所能接触到的绘画营养。
四、基层实践练硬功
生活中，你只要全心全意地、真诚地热爱一项事业，生活迟早会为你准备好礼物。
1966年本科毕业后，王迎春分到北京幻灯厂就业，成天开会、劳动，没有时间画画，倘若不想荒废，就得另谋出路。她选择了回老家太原，和杨力舟一起找到一家印刷厂上班，负责产品的图案设计。大学生主动下基层，很受工厂欢迎。那时候生产事小，“革命”事大，三天两头上街游行，扛着大牌子，打着大标语。印刷厂是小厂，自打来了两位大学生，名声大振，他们画的宣传画、领袖像在游行的队伍里十分醒目。画厂区门前的毛主席像更是视为艺术实践机会而十二分地用心，造型准确，色彩逼真，画成后的效果比印刷品还好，引起轰动，成天有人围观，惊动了太原市的美术爱好者，前来观看临摹。
名声传开，“大寨纪念馆”、“平型关纪念馆”等，都来借调，请他俩前去协助画展品，一借就是一两年，脱产画画。
由北京军区组织的“平型关纪念馆”，还从干校请来了靳尚谊、詹建俊、罗尔纯、卫祖荫等人，由军旅画家乔葆华带队，组成一个创作集体，部队提供食宿、场地，集中创作。王迎春和杨力舟合作《平型关大捷》。军方一位指导员要求给画里的士兵加上“红袖章”，理由是“样板戏”里可以戴，你们的画里怎么就不能戴？指导员还要求不能把衣服画脏了、画旧了，要干干净净，军容整洁，不能给军队抹黑。她顶住压力，尽其可能地维护艺术良知，表现历史真实。
这次“借调”，杨力舟和王迎春合作了油画《平型关大捷》、《林彪在前线》以及水粉画《大战老爷庙》等。孰料，仅仅陈列了一天，第二天，“九一三事件”公诸于世，平型关纪念馆的作品全部撤下且没了下落，若不是山西日报记者拍过照片，《平型关大捷》连个影都找不到了。
好在这段经历是他们大学毕业后难得的机遇，在特殊的时期、特定的环境下坚持绘画实践，追求艺术理想，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并由此喜爱上历史题材创作。
从学校毕业到工厂做工、作画；到部队体验生活，创作历史题材绘画；到大寨深入生活；到延安、韶山、井冈山及普通的农村社队参观、考察；所有这些，乃王迎春的“社会大学”，时间长达6年。无论何时何地，她都热情不减，如饥似渴地吸收各种营养，抓住种种机会丰富自己的艺术储备。她画国画，也画油画。她不拒细流，咸受周纳。水粉画、宣传画、木刻画、插图和连环画，她都曾涉猎。因工厂生产需要，还曾钻研过装潢设计。这就使她后来的主题性创作极具包容性，生活气息浓郁，时代特征显著，艺术造诣深厚。
几次“借调”之后，王迎春正式从工厂调到山西省美术创作组，从事专业创作。1972年，文艺界庆祝“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举办全国美术作品展，她与苏光、杨力舟合作了油画《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毛主席给晋绥日报编辑部人员的谈话》。苏光是位延安鲁艺出身的老画家，参加过“晋绥日报编辑部的谈话”，据此构了一幅小草图，上级希望将其画成油画，参加展出，选定杨力舟和王迎春联袂创作这幅画。作品完成后送到北京中国美术馆参加预选时差点落选，理由是编辑部成员全都坐着，只有主席一个人站着，对主席不尊重，展览组织者用这样的理由将其拿下。组织这次展览的主要负责人王曼怡在终审时发现了这幅作品并认为画得很好，很有生活气息，“你们看多好呀，主席手里还夹着烟，多生动啊！”一句话又把它捞出来了，不仅选上了、参展了，还印成单幅画，广泛发表，产生了全国性影响。
1973年又接到通知，要他们送作品参加全国美展。上届展油画，这届展国画。她和杨力舟曾在昔阳县住过一年多时间，熟悉大寨，创作了国画《挖山不止》，作品完成后送到北京，又落选了！送选的作品中，杨之光画了一幅国画《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主角画的是毛主席。《挖山不止》中陈永贵的头比《星星之火》中毛主席的头大，因此不能入选。评选现场有画家感觉太可惜了。当时还在部队的李宝林说：“能不能让他们重画一张？问问他们愿不愿意缩小尺寸？如果能缩小还可以入选。”回答“愿意”。俩人连夜赶画，用了一星期，画出第二稿，始得入选。
现在，我们重温这些故事，感受那个年代的特点，颇觉有趣。老天要成就一个人，不可能让她一帆风顺，何况是那个年代。偶然中有必然，那就是王迎春确实画得好、确实优秀。应了一句俗话，机会来了门板都挡不住。
五、风雪激荡绘丹青
陈永贵作为历史人物早已退居幕后。创作《挖山不止》，选择这个题材，主要基于艺术上的考虑，昔阳、大寨、陈永贵，为他们所了解、熟悉，大寨艰苦奋斗的精神令他们感动，情感上也易于投入。
《挖山不止》是艺术源于生活的典范，是业精于浓的典范。这个“浓”是浓郁、浓缩之意，集各家之所长，有一点刘文西，有一点蒋兆和，有一点博巴。“结构素描”同中国画传统技法相结合；国画里糅进了油画的某些特色，线条与块面结合；用笔朴拙，墨色恣肆；作品的大格局、大效果是写实的，强调人物在风雪激荡中的特定感受，在特殊的气氛中把握造型，使之准确而神情活现；同时兼顾意象化表达，虚实相应，刚柔结合，颇具浪漫主义特色，战天斗地，苦中有乐……这样的境界，充溢彰显了传神写照的写意精神。
《挖山不止》发表后在全国震动很大，先后到甘肃兰州、日本东京等地展出，还曾选送到联合国展出。至此，国画人物画范畴中的表现力有了新的拓展，又往前发展了一步，出现了新的面貌和图式，因而广受好评，杨之光先生编著《人物画技法》一书引为主要图例。我喜欢这幅画，我相信喜欢的人很多。时间能改变一切，唯独将美的、善的、真的东西留下来。当时代的偏见逐渐淡化，这幅画一定还会被翻找出来，同《粒粒皆辛苦》、《四代人》、《说红书》等优秀作品放到一起。
1974年，王迎春和杨力舟合作油画《给毛主席写信》，反映一群劳动者满怀喜悦心情，你一言我一语，在灯下写“汇报信”的情形。窗外，梯田迢递，满天繁星，以这样的景物衬托画面氛围，塑造了丰收后农民的喜悦之情，在技巧上则突出强调油画的表现力。这幅画在山西遗失，据说被人拿去包沙发了，一同被毁坏的山西油画达数十幅之多。1976年，俩人合作了国画《太行浩气传千古——朱德肖像》。
1978年考研。
回顾这段历程，王迎春说：“我们都是一般人，只是很努力而已。只是有一些机遇自己把握住了。”
她说：“我的人生价值全放在艺术追求上，没有别的附加，生活上没有太多要求，衣食无忧，有地方画画已经很满足了。‘文革’之前我是一名艺术学子，刻苦学习。‘文革’中间我是一名美术工作者，虔诚于艺术事业。后来是画家、艺术家，想的就是艺术上的事情，画什么、怎么画，力求坚守自己的艺术理想。总而言之，画我们能画的、想画的，每幅画力求投进真情实感和全部热情。”
六、把握机遇踏新途
中央美院招收“七八届研究生班”的创意者是谁？又是谁予以批准？美术界应该为他们树碑立传，至少有幸考入这个班的学子们，如今均已功成名就的艺术家们应该为他们请功。最大的功臣当属小平同志，是他提议恢复高考，从而改变了千千万万年轻人的命运，也为国家振兴作了人才储备。王迎春和杨力舟画毛主席，画朱老总，没有单独画过邓小平同志，只在《太行铁壁》、《太行烽火》中有他的形象，笔墨不多，已自传神。我想建议他们单独为小平同志画幅肖像，一定非常精彩。
就在我采写这个拙稿时，北京文史馆下派任务，要求王迎春提交一幅作品，她应允了但有一个“附加要求”，要求画一幅傅作义先生的肖像，我去府上采访时，她正在查找相关资料，相关的书和传都要看一遍。北京能有今天，饮水思源，多少人厥功至伟，难得王迎春想到傅作义，要画一幅作品纪念他。她的作品为什么耐看、纯粹？从这件事里亦可看到端倪。
1978年，机遇再一次垂青于她，她和杨力舟双双考入中央美院“七八届研究生班”，离开西安美院10年之后再次获得入学深造的机会。这个班汇集了“文革”期间积累下来的美术人才。为从全国范围内筛选其中的佼佼者，尽可能地放宽了年龄及学历限制，“六六届”之后的毕业生都可以报考，正好把王迎春和杨力舟圈进去了。
这个看似偶然的机遇中也还是包含着必然，命运也还是要靠自己去把握、去争取。当时，他俩已经是成熟的、优秀的画家了，有享誉全国的作品，一提大家都知道。十余年沉淀下来多少人才？夫妻俩居然占了两个指标，无论如何都是一种破例，而破例的前提是优秀。
35岁的王迎春坐在中央美院的教室里，人物班辅导教师是叶浅予、蒋兆和、刘凌仓。
前面提到，《挖山不止》里“有一点蒋兆和”。蒋兆和是人物画发展到20世纪中叶涌现出的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上溯到古代，人物画科的高峰上站着吴道之、顾恺之、黄慎、梁楷等。人物画以线条说话，先勾线，再平涂，这就是人物画传统。到了近现代，“海上画派”出现了任伯年，毫锋颖脱，长线恣肆，继续发挥中国画在线条上的优势。然后到了方增先、周昌谷，巧妙地吸收花鸟画技法，推动了人物画的发展演变。刘文西画《四代人》，仍然重视线条，但他不是文人画的线，舍弃飘逸而取之凝重浑沉。王迎春学的是刘文西，到了毕业前夕，刘文西却要求他的学生们学学蒋兆和。她就想，这是为什么？蒋兆和好在哪里？蒋兆和画生活中的人物，素描结合水墨，作品厚重立体，人物生动传神。在近代，蒋兆和发展了人物画的表现方法，拓宽了这个画科的表现手段，具有继往开来般的地位，王迎春正是这种作为的受益者之一。
“文革”中，叶浅予蹲了7年监狱，释放后重回美院任教，用政府补发给他的3万元工资设立了“叶浅予奖学金”，奖励那些在中国画创作中确有作为的年轻学子，王迎春是首届获奖者之一，获奖作品是和杨力舟合作的《黄河在咆哮》。
两年时间转瞬即逝。毕业在即，作品汇报展对大家都很关键，都很看重，都在动脑筋。有一天晚饭后在美院的大教室里看电视，王迎春看到钢琴协奏曲《黄河颂》，一直在思考中的创作构想被那激昂的音乐旋律所调动，她和杨力舟交换一下想法说：“这次，我们就画黄河！”
他们熟悉黄河、了解黄河，在西安上学时寒暑假来来往往地经过黄河，创作构想确定后又专程到黄河壶口，到河津县禹门口一带实地采风，寻访老船工，寻求画面感受。黄河依旧，岁月变迁，这会儿不划船了，改用机动船。在禹门口，老船工手指对面山顶上的一座小庙说：“看到没有？那叫艄公庙，这种小庙都盖在黄河拐弯处。”拐弯处通常都有峭壁悬崖，阻挡水流，河道狭窄，水流湍急，非常凶险。表面看不出什么，漩涡在底下，非常厉害，船到这儿很容易被卷进去。“艄公庙”盖在这种地方，盖在高处，老远就能看到，一方面纪念遇难的艄公，一方面提醒船工早作防备，只有齐心协力，才能化险为夷。
船工为什么要喊号子？越是激流险滩，号子越是嘹亮。为的是劲往一处使，激发能量，掌握节奏，团结一致，战胜险情。这种情形可引伸到社会生活之方方面面，足以提炼出一种时代强音，也即“黄河在咆哮”！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史，狂涛巨澜，跌宕起伏，历经内忧外患。“文革”十年内乱，派系纷争，中国人整中国人的阴影未散，直到“四人帮”垮台，中华民族再次战胜曲折，走向未来。黄河可以见证，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团结一心，方能战胜困难。只有经历过艰难困苦，才能体会到团结的重要。《黄河在咆哮》分明是作者代表整个民族发出的呐喊！
这幅画，综合了作者多年来苦心钻研绘画技能所获得的经验，立意恢弘，构图新颖，深受读者喜爱，不仅在大陆广受关注，一位台湾作者也撰文认为此画“带有明显的人道精神，是大陆国画中少数具有写实风格的作品，很不同于专事歌颂的人物画。”（见于1981年台湾出版的《海外看大陆艺术》一书）
这幅画也得到校方肯定，荣获“叶浅予奖学金”。起初，他们提出要画大画，叶先生说，艺术作品没有大小之分，你们想尝试一下也好，支持他们的立意，画出来之后越发支持，认为中国画也可以画大画。最初的草图突出船和人，江水只是点缀。叶先生看过后给他们提建议：“你们想表现什么？表现人和水搏斗。水是人的‘对手’，水的力量太弱，不堪一击，怎么能体现人的力量？在小盆子里、水池子里划船能有什么凶险？比方八路军打日本鬼子，如果日本鬼子不堪一击还需要‘八年抗战’吗？对手的力量不能太弱，要势圴力敌才能体现拼搏的意义，才能画出力量感。”他们采纳了这个建议，重新构图，大幅缩小船和人物在画面中所占比例，将空间让与汹涌的黄河水。同时大块留白，酿造险象环生、变幻莫测般的紧张气氛，使之凝重、激越、磅礴。
七、太行纵横铸英魂
我到王迎春府上采访，看到一件她临摹的永乐宫壁画，哎呀，好！美得沉静，令人陶醉。她早在1963年就曾去敦煌临摹壁画，那时敦煌还没对外开放，四周仍是渺无人烟的戈壁，她用一面镜子放在洞口，将光线反射进去，洞里马上亮起来，光束投在壁画上，哪怕临摹一点就被古代壁画的伟大魅力所折服。后来，她又到永乐宫临摹壁画，细心体会古代绘画用线的精绝。
前文中还曾提到，王迎春报的选修课是雕塑，学了两年，成绩“五分+”。同学开玩笑说：“老师看上你了，毕业后要收你在雕塑系呢。”后来我们看到，壁画和雕塑是王迎春的两件“法宝”，是她经常用于绘画语言构成的重要元素。
人物画创作，尤其大创作，要求身心与技能高度一致，要将自己激励起来，进入角色，情感要真切、要到位，还须有相应的艺术修养，要具备画大画的能力。吹笛子、拉二胡，都挺好，只会一样、两样，突然叫你搞一个交响乐行不行？画大画也是这个理，不能用画小画的办法把人一个个摞起来，通过重复，摞成一张大画。王迎春善于兼融并蓄，博观约取，在坚守中国画传统精髓的基础上吸收多方面的艺术营养，结合时代精神，融会贯通，张扬个性，将相对单一、容易落入窠臼的笔墨行为变作富有生气的创造性劳动。让我们来看荣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金奖的作品——《太行铁壁》，它的问世，让人们再度将目光投到一对“夫妻画家”身上，他们的联袂足以构成当代美术史上的传奇，《太行铁壁》尤其凝聚了俩人的智慧、技能与超乎想象的创造力。
首先，这幅画得之生活。俩人数次到太行山腹地采风，祖国山河的壮美一直在激励着他们。八路军的兵工厂旧址黄崖洞位于大山断裂的峡谷中，目睹晚霞辉映下的悬崖，异常壮观，壁立千仞，山峰耸峙，凝视中似有幻觉，头脑中一直在搜求、构思着的画面陡然闪现，借助面前的崖壁变得清晰起来。当年，八路军将士在这里浴血奋战，重创日军，左权将军的英魂留在这里，也留下了朱老总、彭老总、刘伯承、邓小平等人的身影。他们身后，是万千优秀子弟，是伟大民族的浓缩。现在，硝烟散尽，山河宁静，当和平重新属于这片土地的时候，自然景观同人文精神融为一体，崇高感扑面而来，激情油然而生。
其次，这幅画归纳、汇聚了王迎春习画以来的心得体会，将学习到的雕塑感以及油画等方面的造型元素嫁接到中国画母体上，使之浑厚沉雄，豪迈旷放，厚重有古，力壮捧今。线条刀削般折转有力，强调军民凝结犹如山石一般。在横平竖直、刀劈斧凿般的构成中突出局部圆润，凸现主要人物的面部特征。在画面构成上，作者将人物嵌到山石里，如同丰碑耸峙，与山河同在。如此构成胆识过人，突兀新颖，丰富了人物画表现手法，显示着作者丰沛的创造智慧及卓越的绘画技能。
说到构成、图式、西方绘画，尤其以毕加索为代表的“立体主义”绘画对于作者的影响显而易见。“立体主义”是继“印象派”之后具有世界性影响的重要流派。“印象派”强调瞬间印象，捕捉表象而疏忽所画物的内在形体，把光与色作为追求、表现的主要目标。毕加索以《阿维农的少女们》问世为标志，开创了“立体主义”新方法，超越空间限制，打破平面结构，多角度、多侧面地观察和表现所画物象，从而拓宽了形式感，也拓宽了读者的联想。
从《流民图》到《太行铁壁》；从引入素描到借鉴“立体主义”表现方法；我们看到中国画创新的步伐坚实有力，成效显著，为广大的绘画爱好者，为不断涌现的画坛新锐提供着明确的风向标——中国画是传统的、古典的；中国画也是时代的、崭新的，只要真诚热爱，付之努力，一定还会有新的收获、新的惊喜。
八、艺海探秘不了情
20世纪8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王迎春的创作进入“泛表现”期。她上溯传统经典，放眼世界画坛，美给予她内心的养育难以自抑。她全身心地、真诚地热爱美术本身，并试图将热爱之情转换为多层面、多方位的笔墨实践，其结果便是画风多变，丰富多彩。
前文中提到罗马尼亚画家博巴。60年代还接触不到毕加索，接触不到西方美术诸流派，在这个特殊时期，博巴成为王迎春了解西方绘画的“桥头堡”。传统人物画主要手法是线条，擅长表现宽袍大袖。后来引入苏联的方法，将光感给予画面，依靠光线认识形体。王迎春认真地画了几年石膏像和人体，直到接触博巴。博巴绘画不受光线明暗束缚却同样可以画出丰富饱满的人体，非常有力量感。王迎春和杨力舟学习他的方法，用线画人体结构，受益匪浅。
80年代人们有了出国机会，王迎春先后到过美国、南美六国以及日本、韩国、泰国等国家和地区考察学习，大开眼界，2001年获得中国美协赴巴黎考察的机会，在法国一住4个月，几乎将巴黎所有的美术馆、博物馆看个遍，重要的展馆看过多次。又到意大利、西班牙等周边国家参观学习。在西方，“古典主义”、“写实主义”、“印象派”、“后印象派”、“立体主义”、“达达主义”、“野兽派”等众多画派产生的社会背景是什么？为什么会如此异彩纷呈？各派别间的区别是什么？对近现代文化发展演变有何意义？作为一名中国画家如何看待、从中可以得到什么启示等等。她喜欢问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么画、这么处理？他在追求什么？为什么毕加索要把人分解成几何形，什么道理？她沉浸在众多设问里，力求得出答案。她看似柔弱的外表里是执着坚定的性格，对于艺术永远怀着孩童般的好奇心，在艺术的迷宫里苦苦探求艺术真谛。她发现艺术之宫琳琅满目，眼花瞭乱，没有绝对标准，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寻找答案、标准，找到的往往是悲剧，梵高便是一个例证，他要寻找内心认可的标准，画他认可的美感，直到找见一片麦田，在那里朝自己开了一枪。王迎春找到的答案是：“你的一切才情、修养的总和，在作品中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便是艺术的真谛、你心中的真谛。”
改革开放以来，画家可有多种选择，可以选择市场，迎合时尚；也可以选择纯艺术，保持个性，追求创新，按照艺术本身的规律走下去，能走多远，要看你的造化。艺术家的全部热情和作为在于把握机遇，确立方向，在社会大座标下展开生机蓬勃的创造性劳动。
在中央美院读研期间，校方经常外聘名师授课，促使学生拓宽视野，博采众长，刘海粟、石鲁、任常侠、启功、何海霞、孙其峰诸先生都曾应邀开课，传授技艺。此外，她还外出听课，如饥似渴，尤其受益于吴冠中先生。艺术的职能是什么？历来提倡为工农兵服务。艺术有无独立性？吴先生第一个站出来倡导形式美、“本体论”、纯艺术，强调绘画的独立价值。王迎春理解，独立的前提是真诚、是自由。根据自身特长和喜好选择题材，根据题材需要，选择不同的创作手法，今天可以这样画，明天也可以那样画。她是个真诚的人。画主旋律、大创作是真诚的，有真切的认知和感受在里面。画小品画以及各种笔墨尝试，探索不同的手法和风格也是真诚的，甚至是任性的。艺术贵在创新，贵在有自己的想法和追求，即使不成功，也是一种尝试。毕加索为教堂画《和平》与《战争》壁画，分别起草了58张和277张素描稿，分别用时2个月和5个月，仍感到没能找到一张满意的图案。可见，苦苦求索是艺术家走向成功的唯一途径。
通过创新，追求完美，这就是功成名就之后的王迎春。她说：“当物质上有所保证之后，我的任务就是创造，每创作一张画都力求有新的追求。”在《苏武牧羊》、《伎乐天系列》、《团扇系列》之类的作品中，她大胆舍弃传统绘画语言中最基本的元素——线，而代之以色的皴染，追求斑驳、迷离，犹若对古老壁画的剥离、再现，又如同童话般轻松、随意，富有浪漫气息。《郁》、《农村大嫂》、《树荫下的老人》等取材于现实生活，她有意将这类现实主义题材引入“歧途”，打破常规，侧重形式感，引入“立体主义”等西方绘画元素，寻求中国画之新构成、新感观，别出心裁，标新立异。
九、天工无尽勇攀登
艺术是生活的派生。有什么样的生活面貌自会有什么样的艺术诉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各种矛盾日益激化，社会生活动荡不安。反映在艺术上，便是各种观念空前活跃，精神颓废畸形，单纯追求趣味，“野兽派”应运而生。还有“达达主义”，一切都“无所谓”、“无意义”，以梦境中的无逻辑现象、以荒诞不经为创作理念。我们也一样，在一定环境、一定条件下，也要从形式纷呈之中、从荒不择路中走出来。画家既要面对西方艺术思潮的冲击，又要面对市场的诱惑，要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下作出抉择，显示定力，没有对艺术的一往情深、炽热情怀显然不行。除了个人爱好、性情，王迎春还在国家画院当了18年的业务处长，这个位置有其相应要求，那便是专业研究上的表率作用。为此，她作出了极大努力，也承受着巨大压力，前辈画家从爱护她的角度说：“你适合画重大题材，不要搞什么抽象呀、变形呀，还是应该画黄河，巩固和发展自己的风格。同样都是名家，别人都挣了很多钱了，只有你还在那搞什么艺术探索。”
我很能理解老先生的这类劝告。我在天津孙其峰教授府上听他话说王迎春，说过多次，由衷欣赏。他说：“人物画家中有个王迎春，画得特别好。她和杨力舟是俩口子，画得都好。怎么叫好呢？一提他们的名字马上就能联想到《黄河在咆哮》、《太行铁壁》、《挖山不止》。这些画见过一次两次，马上就留在脑子里了，多少年不忘。一幅画能让人记住，可不是好吗？人都记住了，美术史自然也就记住了，这俩口子是在美术史上有位置的人。现在这拨女画家中，王迎春画得最好，造型能力非常强，而且很有思想，作品很有创意，就是放在男画家堆里也能数着她。你认识她，回去跟她说，趁着年富力强还要多画，好好画吧！一旦到了我这样的年龄，力不从心，想画也晚了。”
这之后，我到中国美术馆看展，看到王迎春的新作《被屈辱的妇女》，采用四条屏组合画了4位遭受日本侵略者侮辱蹂躏的中国妇女，她们神情悲愤、饱含屈辱，有的因绝望而木然，有的表现出强烈的羞辱感。画面以外，我看到的是多年以来她所走过的求索之路，默默耕耘，含辛茹苦，宁肯不被理解，也要承担义务。到《被屈辱的妇女》这里，她有意将多年的研究成果作一归纳，去粗取精，提炼出最具代表性的语言元素，尽可能简练地概括出画面特质，凝重、浑沉、拙朴。线条粗重有力，寥寥几笔，果断准确地勾勒出形体。形体在非人的摧残下破碎着、扭曲着，全无女性裸体之美感。在这里，作者借鉴“立体主义”的构成方法，将形体打碎后重组，深化了中国画笔墨的意象表达，赋予沉甸甸的历史厚重，有力地控诉了侵略者的兽行。
这之后，王迎春和杨力舟再次获得画大画的机遇，再度联手，用2年时间创作了《太行烽火》。自1959年初次合作《四女跃进》，到2008年完成《太行烽火》，时间达半个世纪之久。
《太行烽火》是国家交办的创作任务，王迎春非常珍惜这次机会，不远行、不卖画、不接与创作无关的事情，集中精力，埋头作画，享受画大画给与她的快乐。1984年《太行铁壁》问世，到顶了也刹车了，都拿金奖了还参加什么展览？把机会让给别人吧！朋友都这么说，你能怎么办？不参展、没任务，你画张大画干什么？花上一两年时间，画完了连放的地方都没有。我问道：“1985年到20世纪末，您和杨老师几乎没画大画，原因竟与展览有关？”她回答：“是”。
那一刻，我是如此地“纠结”，无言以对。我一个局外人，无法了解和体会她的甘苦和难处。她不说，我决难想到有一个“瓶颈”在这里。这是只有人物画家才有的尴尬吧？重大题材创作需要有相应的激励机制，相应的条件保障。大画家的成长有如一棵树，小树长成大树很快，大树继续往上长就难了，制约的因素太多了。
蓄之既久，一吐为快。王迎春在画过许多四条屏之后，这次创作《太行烽火》采取“六联组合”，在尽可能大的尺幅上汇集尽可能多的内容，将传统笔墨与现代构成推动到一个新的境界，将数十年的积累，作了一次汇总式的诠释和展示，对于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具有推动性意义与贡献，被誉为又一里程碑式的作品。对此，我已有《在那高高的山岗上》一文作专题报道，此处不再赘述。
结语
这篇拙稿写完了。是我几年来采写画家写得最长的一篇报道。为什么要作这样一个努力、一个梳理？因其对应着纷繁的市场现象以及众多青年画家面临着的困境。习画队伍日益庞大，前面的泥潭也越积越深。一些画家即使小有名气，仍旧漫无目标似地饥不择食，赶场子、搭台子、抱大树、创牌子，忙于画外功夫，躁气日盛。市场推动下的狂躁不安，急功近利，明显要毁掉大批画家。越是这个时候，我就越是深感王迎春这类画家之可贵。
大家都要生活、生存，王迎春早期学画时也有这样的动因，母亲说：“你的老师来过了，说画画也能挣钱，能挣钱你就去学吧。”等到考上美术学校，就没有这个概念了，只有热爱这项事业，能够安心画画就是最大幸福，没有其他奢求。吴冠中讲艺术家要有殉道精神。常人达不到这种境界，但可以做到专心致志，坚定执着，尽其所能地描绘内心对美的认知和向往，在享受美的同时完成艺术家所应肩负的义务。
综观王迎春的艺术实践，我想做如下归纳：
其一，艺术源于生活。不同的生活面貌、生活历程造就不同的艺术品类。王迎春的绘画起点在大西北，黄土、黄河铸就着她的作品底色，无论画什么，她的画里总有崇高、真诚的音符在跳动。而且坚强、肯定、结实，把人画成山石，把山石画得拟人。大自然的魂魄在她的作品里熠然着、蛰伏着，赋予作品以有力的生命律动。画的成熟与人的成长同步。王迎春将气度、气量给予作品，也在这种给予中受益，从而走出了她宽阔的路途，全能型的绘画表现，及在重要作品上的时代高度。
其次，好学不倦、博采众长一直是她的主要特质。她像个出门在外的渔夫，渴望发现大喜过望般的湾塘。从古代壁画、山水画、人物画；从范宽、李唐、梁楷到任伯年；从蒋兆和、叶浅予、李可染、吴冠中到刘文西；从毕加索到莫奈、到塞尚；她在这些高峰之间了望，探索绘画之道，不断积累经验。可她又不肯锁定某位大师作为偶像，刻意模仿，刻意画出一种程式，结个壳，便于读者识别、认可，她不做这方面的努力，而更乐于在学习、借鉴的过程中享受快乐，在理解的基础上生发出属于她自己的笔墨语言、绘画风格。她是我所见过的对西方美术流派了解最多、研究透彻的画家，如数家珍般，几句话便能概括出某个流派的特征。王迎春说：“李可染有句名言，对于传统‘要用最大的功夫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我补充一句，对于西方艺术‘要用最大的热情走出去，用最大的自信走回来。’”
再次，遵循艺术规律，恪守内心真诚，排除干扰，自主创作。她的作品朴实、庄重、纯粹，没有矫情，没有艺术以外的赘加与迎合。她汇聚百家之长，力求精益求精，作品彰显中西结合，加工提炼后的总体感、包容性，宽泛而不失精粹，厚重里透着簇新。她对中国画笔墨的理解和运用是如此之深刻、之娴熟，使线而不突出线，用墨而又不显墨，将技艺深藏在作品的总体构成里，着眼大局，博观约取，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人物画到她这里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充实了新的表现方法，加强了雕塑感及多元化笔墨构成。在学者型画家中，尤其女性画家，她以对各家各派研究之深、理解之透，对各种绘画技能涉猎之广、运用之能而终至化境，出类拔萃。想象丰富而学术严谨造就其鲜活朴素的面貌，充满理性美感与时代特征，蕴含着饱满深厚的文化品质，宁静安详的艺术纯粹。
2011年10月末二稿于莲花河畔和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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