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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毅又名刘懿）
中国画经历了二十世纪的特殊旅程后，沿着既有的步履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其状态是多姿多彩的，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自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或喜或忧。当然，对于每一个置身于行进脚步中的创作者自身而言有着不同的措手和抉择，自然有以作为支撑的理由。我们撇开不是从绘画自身作为出发点的从事者，那么，这个理由往往是建立在个体对于绘画本身的内理和所处时代具体情状的认识以及感受的基础上。
当下，艺术院校及专业美术研究机构成为中国画现代专业教学和研究无可替代的、当然的、近乎于唯一的承担者。应该说这里也是承担把握国画命运的责任的所在。刘懿作为中国画专业的博士研究生，自然有着自身的思考和实践。
每个国画家的成功首先本自于对专业的钟爱和热情，往往将其看成是自己的生命。然而，每个人都会从自身的具体情况出发，以之作为从事的背景和契入口。刘懿本身的特殊性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源于其学画初始阶段的经历：他大学时的专业是设计，硕士时的专业是中国画人物，博士阶段则是对中国画理论和本体语言的思考和深入研究。
我想在此作简单的回顾。刘懿是人物画的硕士，而在其硕士毕业后越发钟情于水墨花鸟，这自然与他的秉性及内心的审美理想密切关联。有必要回顾一下他的人物画，他的人物画主要有山民及道释两大类型。前者往往属于大幅作品，后者则多小品。刘懿山民系列的作品，人物往往取静态，在笔墨上注重沉厚、朴茂，与历经沧桑的人物形态相协调，其表现人物背景既丰富又极为整体，并且使人物融于山、树之中，成为浑然一体的画面景象，在画幅上展现了凝重与静穆。而释道类作品则多为册页、手卷、扇面等形式，道释人物作古装，因而在形象上更加简洁、清朗，对于头部也多作艺术处理，其配景则以轻松的竹、石、松、草，以轻疏、宁静为基调，而在笔墨上则于严整中略加意趣。在刘懿的作品中静穆是基调，这是其处事用心平和、专一的体现，这宁静在画面中是一种整体的氛围，也是画中每一个物象的秉性，是画者所赋予的。笔触的直率和沉厚也是基本的特征，直率即率意和率情，是创作中真情的展露，而其沉厚是发自生命根底的属性，是其人本真的直现。这些在人物画中的基本特点同样在他水墨花鸟中得到展现。
花鸟画作为题材与人物、山水不同，是表现对象的差异，但是在花鸟画的历史演变中发生着除了对象差异外的其他变化成为其作为画种的个性。在中国绘画史，人物是最先发展的，而后山水成为大宗，尽管花鸟画的发展与人物、山水同时，但其作为独立的画种更显示独特的个性风貌则在写意花鸟的成熟之时。这正是花鸟画与画家内心表达的密切契合过程。当然我们不得不看到，写意花鸟画发展中的主体主要是文人，而今与之相应的阶层已经不复存在，画家更是倾向于一种职业的生存方式，而这使得当今的画坛更加纷乱，对画家来说更是考验。在古代，工写不同的绘画形态中各有不同的意蕴，画家对此的把握在于形与意得恰适。度的把握是艰难的，过于工细逼真的钩染和过度放肆的写意是花鸟画表现的两端，危险就在其中。刘懿的花鸟很好地把握了这个度，他的花鸟画保持了“静”的基本特征，在静中抒写胸臆，那是一种自然的流露。中国花鸟画创作需要画家对所画物象“似”的超越和对“真”的凝注。“真”体现了对物性的尊重，物与我同在而成其为世界，然而在画中只有物而无我，并非真的无我，我是对“似”的超越中展现，超越了我对物的被动表现，使其在我的画面中由我而生成，这时物和我便得到了共生，此时的物因我而“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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