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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注定要承载起中国艺术历史性之艰难的艺术家、学者、诗人，邱振中的宏大愿力决定了他一生的劳顿。这不仅包括多重身份集于一身的巨大精力投入，最主要的则是那种清明、深透的理性精神和敏捷、灵异之感觉穿透力之间水与火般淬砺的艰辛，以及将此贯通到他所从事的各种创作与理论研究之中严格的一致性。
在邱振中倾注心力的诸多领域中，诗歌构成了最坚强的底色。我甚至怀疑，是否是现代诗歌及其理论的触动引发了邱振中走出了一条与其他当代艺术家迥然不同的道路，并发誓要把像中国书法这样积重难返的艺术带入到现代艺术的行列。但至少可以说，诗是邱振中生命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在塑造邱振中的现代艺术品格、沉潜的理性精神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邱振中的诗歌理性建立在对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象派以及艾略特的后期象征主义以及中国古典诗词这数者的折中化合、融通为一。具体地说，象征主义倡导的“（诗）是对于语言支配的整个感觉领域的探索”（瓦雷里），艾略特主张的通过暗示性和间接性的意象方式来传达诗的内在繁复，以及意象派庞德认为的“一个意象是在刹那时间里呈现理智与情感的复合物”等等现代诗歌的核心理念在他的诗歌理性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它们帮助邱振中训练出一种隐喻式的感觉方式和用视觉意象表现艰深事物的联想力、表述力；而象征主义、中国古典诗歌所强调的音乐性、语词的声色味等等构成要素则在侧翼起到了辅佐功能，共同构成了邱振中诗歌丰满的艺术感性；至于超现实主义让感觉如野藤蔓草般疯长的写作状态应是其创作中想象/感情突破的重要环节，它在以直觉把握诗歌的超现实命运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邱振中的诗歌理性并不是简单地将此数者加以叠加，确切地说，在邱振中的本体精神关照下它们只是一些重要的结构部分，而且与其来源处还是有所区分的。以音乐性为例，中国古典诗词有关押韵、句式平仄等等声律格调方面的要求与语词的安排构成了它的音乐性，但也因此使音乐性受制于这一坚硬的外壳；西方象征主义虽然也强调一种更为内在的音乐性，中国人却因为不能直接读原文而不易感受，翻译过来的作品又往往搀杂着散文化的叹息的声音——无法给现代汉语诗人提供太多优秀的范例。因此，从古典诗词词语的音乐性到现代诗讲究直觉推进的内在音乐性的过渡——这是现代汉语诗人必须立根于自己的民族语言去找寻、建造的。试读邱诗以下的文句：“重新编织星象/但谁来解释林木沉思倒影与夜色的距离/呼吸如何按比例糅合/沉落又如何成为最后一个双关语”、“夜色之外的另一重沉没夜之声/把孤独者抛进无援的石壁”、“记忆光线记忆文字/记忆很多本来不该记住的/东西例如你”。邱振中的这些诗句一方面验证了现代诗以直觉推进音乐的内在性原则，严格地敲打每一个词和所有词的组合在听觉上的正确性，保证诗中韵律、乐段与直觉的协调；另一方面也照顾到中国古典诗词中语词的特别音响，以及诵读时声息的顿挫、流畅。裁减折中，人为我用、古为我用，其中的思考大可以细细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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